关于苏轼的生平到这里就结束了，像一切为了告别的聚会一样。最后，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回顾，用年号来梳理一下时间线。
理解宋代的年号是概要性地理解宋代历史的一个诀窍。
苏轼出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所谓景祐，意思是“大大地保佑”。“景”在古汉语里有“大”的意思，比如今天的北京景山，意思就是大山。
景祐之前的年号叫作明道，明道一共只有两年。明道元年程颢出生，明道二年程颐出生，就这样凑满了程朱理学当中的二程。
程颢被尊称为明道先生，程颐被尊称为伊川先生。后来洛蜀党争，程颐和苏轼成为死对头。
明道这个年号之所以只用了两年，一来因为避讳，二来因为天灾。
当时宋朝和辽国和平共处，礼仪方面互相尊重，已故的辽景宗耶律贤有个小名叫明扆，和宋朝的年号明道里边都有一个“明”字。宋朝为了避讳，必须把年号改掉。
这时候宋朝正在闹旱灾和蝗灾，所以改元景祐，希望上天多多保佑，让灾害赶紧结束。
宋仁宗在位时间很长，年号换的也多。景祐之后，改元宝元。就在宝元元年，党项首领赵元昊建国称帝，以“夏”为国号，史称西夏，还把宋朝赐给自己的赵姓取消，改姓嵬名，改名曩宵。
在宋朝的角度来看，既不能顺着赵元昊的心意叫他嵬名曩宵，也不好继续叫他赵元昊。那么，取消赵姓，就意味着赵元昊变成了元昊。
这就带来了新的麻烦：作为年号的宝元的“元”容易让人想起元昊的“元”，心里不舒服。
那就换个年号吧，于是改元康定，意思是富裕而安定。单从涵义来看，康宁没什么缺点，但是康定用了没多久，有人说这个词听起来太像谥号了，不吉利。
这倒不算吹毛求疵，因为“康”和“定”单独使用的话，还真的都是谥号里的常用词。谥号是给死人用的，年号搞得太像谥号确实不好。
于是年号继续换，这一次，换成了著名的庆历。
庆历的意思是“吉庆的日历”。这里怎么会有日历的事呢？这是因为司天监，也就是皇家天文台，刚刚编好了一部万年历，名叫崇天万年历。这是一桩大事，正适合用它来做改元的名目。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一开头就是“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在这个庆历四年，苏轼还是个九岁的孩子。
庆历之后，年号又有皇祐、至和，然后就是宋仁宗最后的年号：嘉祐。
嘉祐时期是苏洵扬眉吐气，苏轼和苏辙暴得大名，开始走入政治生活的时期，苏洵的文集就是以嘉祐年号命名的，称为《嘉祐集》。
宋仁宗驾崩，宋英宗继位，改元治平。治平三年（1066年），苏洵病逝，苏轼和苏辙为父亲服丧。治平四年（1067年），宋英宗驾崩，宋神宗继位，改元熙宁。
苏轼的政治生涯主要是从宋神宗时代开始的。
北宋历经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到神宗是第六位皇帝。神宗即位之后，第一个年号叫作熙宁，涵义是太平安定。但熙宁年间既不太平，也不安定。
王安石变法就是在熙宁年间开始的，史称熙宁变法。熙宁七年（1074年）开始连年干旱，到了熙宁十年（1077年）总算好转过来，所以改元元丰，我们可以理解成：丰收了，老天保佑了，让我们打起精神重新开始吧。
元丰年间，变法还在继续，所以人们也会把熙宁的“熙”和元丰的“丰”单独拿出来，把这场变法叫作熙丰变法。
为什么不叫熙元变法呢？因为“元”这个字在年号里边用得太频繁了。
熙宁、元丰年间，是新党当政，旧党下台的时期。乌台诗案就发生在元丰二年（1079年）。
宋神宗驾崩，年幼的宋哲宗继位，改元元祐，涵义是：这是一个受到上天保佑的新开始。
元祐年间，高太后摄政，旧党翻身，新党倒台。司马光主持大局，尽废新法，史称元祐更化。
元祐是一个很特殊的年号，据说是在宋神宗的年号“元丰”和宋仁宗的年号“嘉祐”当中各取一个字组合来的，意思是：元丰年间的新法有很多弊端，要用嘉祐时代的政策来做补救。
这种拟定年号的风格，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作贞元法。
事情还要追溯到唐朝，唐德宗向往唐太宗的贞观盛世和唐玄宗的开元盛世，就把“贞观”的“贞”和“开元”的“元”拼合成“贞元”，作为自己的年号。
宋朝拟定年号，很流行贞元法。宋朝第一个使用贞元法的年号就是元祐。元祐的身影还以贞元法的形式出现在南宋：宋宁宗的年号“庆元”，就是用贞元法把宋仁宗的“庆历”和宋哲宗的“元祐”合并而来的。这意味着，元祐时代是一个被后人怀念的时代。
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王安石病故。九月，司马光病故。
司马光死后，旧党分裂，尤其以程颐为首的洛党和苏轼为首的蜀党水火不容，史称洛蜀党争。
宋哲宗亲政之后，改元绍圣，涵义是：继承父亲宋神宗的遗志，把改革路线继续下去。
绍圣年间，新党翻身，旧党倒台。苏轼被越贬越远，一路贬到广东惠州。
绍圣五年，有人捡到了一个玉石印章，很可能是汉代的传国玉玺。所以第二年改元元符，涵义是：天降祥瑞，大大的祥瑞啊！
苏轼却没从这个祥瑞里边得到任何好处。元符刚刚元年（1098年），他就又被贬官，贬到海南岛上，已经没有更远的地方可以贬他了。
元符这个年号只用了三年，宋哲宗驾崩，宋徽宗继位，向太后短暂摄政，改元建中靖国，涵义是：既不新也不旧，大家别再搞党争了，好好让国家安定下来吧。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苏轼在常州病逝。
建中靖国只有元年，第二年就依着宋徽宗本人的意思改元崇宁。被崇尚的这个“宁”，就是宋神宗的熙宁。这就意味着，政治方向又要转向新党了。
苏轼的一生，乃至身后几百年，都被党争的漩涡左右着。到底“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还是寻找一个可以让大家共同认可的底线，在底线以上做出良性竞争，这就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了。
单从人的共性来看，似乎可以期待天下大同；单从人的排他性来看，差异性又总是在被有意识地放大，群体与群体间的矛盾总会向着尖锐化的方向发展。
历史哲学为此给出了五花八门的解释框架，在最核心的两股思潮里，雅斯贝尔斯的一派支持前者，斯宾格勒的一派支持后者，他们掀起的尘埃直到今天依然也没有落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