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西周后期，周王朝国力有所衰落。由于传位既久，周王室与诸侯间的血缘纽带明显减弱，中央政府对诸侯国的控制力不断下降。特别是在平王东迁以后，中央共主已基本是有名无实。另一方面，由于人口增长和铁器的使用等原因，井田制遭到废弃，私有制开始发展，土地兼并增加，诱使土地主们不断扩张，相互争斗。这些对宗法和礼乐制度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旧的秩序开始瓦解，也就是所谓“礼崩乐坏”。中国历史进入了充满政治斗争与征伐混战的春秋战国时期。在这个破旧立新的混乱时代，旧制度的崩溃引发了人们的政治反思与对理想世界的探索，于是有了学术界的百家争鸣。影响到文艺领域，人们摆脱了旧礼法与审美标准的束缚，个性得以被抒发与张扬，因而又有了文艺界的百花齐放。在这百花之中，一些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风潮开始涌现，楚文化就是其中之一。
楚国先民来源于中原的华夏族，后来移居到了江汉一带。当地水草丰美，自然条件优渥，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为了可以无所顾忌地开疆拓土以发展壮大，楚人长期以蛮夷自居，与中央共主和华夏集团相对峙。也因此受中原礼乐文化影响较浅，文化得以相对独立地发展。同时与南方的土著民族相融合，吸收了很多原始文化的元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楚文化。我们知道在春秋战国之际，中原地区已经完成了由“巫舞”向“礼乐”的理性化过渡。但是在荆楚地区，由于受土著文化影响，依然保留着重祭祀、尚鬼神的巫觋文化。比如我们今天所要讲述的，这件出土于长沙楚墓中的帛画《人物御龙图》，就带有非常浓重的巫术气息。
这幅帛画发现于墓穴中，一般认为是用来“引魂升天”的铭旌。画中描绘了墓主人佩带长剑，驾驭巨龙，仿佛在向着天空飞去。人物上方则有华盖，三条飘带随风摆动。整体上似乎是在表现飞龙带着墓主人的灵魂升入天界。这样的画面，与屈原《九歌·河伯》里的“乘水车兮荷盖，驾两龙兮骖螭”如出一辙，又像是《离骚》中的“驷玉虬以椉鹥兮，溘埃风余上征”。
当然，并不一定帛画与屈原有什么直接的关联。但由此可见，作为同属于楚文化的两种艺术形态，帛画与楚辞在风格上确有相通之处。它们都如同楚地的神话传说一般，充满了奇诡瑰丽的想象。像《离骚》中，主人公身着奇装异服（“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时而上天入地（“览相观于四极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时而穿越古今（“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敶词”）。诗人的想象在这里尽情地驰骋，带着我们在那神话世界里遨游，让我们仿佛再次进入了《庄子·逍遥游》中“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幻想世界。
然而，屈原与庄子毕竟有着极大的不同。庄子超然于世外，寄情于天地，与自然万物合而为一，他遨游于天际而从不睥睨世间。屈原则不然，或许是受到中原文化特别是儒家一派的影响，他“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始终怀有着入世情怀与家国理想。那浪漫不羁的想象，也终究要归宿于人世间。他“乘骐骥以驰骋”，是因为“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他遨游于天地古今，却是为了向先古圣贤诉说自己的政治抱负。两相比较，我们固然无法对他们的思想分出高下。但庄子排斥任何形态的社会组织，他那原始田园牧歌式的理想世界与文明时代格格不入，因而注定不可能实现。只能作为个体的精神追求，“绝世而独立”地存在。而屈原所具有的现世关怀，却是社会建构的心理基础，从而筑造着文明的基石。在这一点上，屈原与日后成为主导的儒家学说相一致。其“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脩能”，“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等等，与“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修身自省精神相通。同时屈原的个体修养与道德追求又是社会性的，有着明确的“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目的。这些都与儒家思想相近，而和庄子截然不同。
但另一方面，屈原的人生态度与理想，又迥异于儒家一派。楚文化所带来的炽热的感情和不羁的想象，其原始文化中所遗留下来的天真与稚气，使得屈原的现世关怀相比于儒家的“温情脉脉”，更要远为纯粹与浓烈。相比儒家来说，身处楚地的屈原受到更少道德律令的束缚，也带有更少明哲保身的圆融。他不像儒家那样“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而是始终对家国注入自己最真挚的情感，不顾一切地追逐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不愿与举世同浊、与众人同醉，而是“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他一方面入世，对现世有极为执著的关怀，同时他对独立人格的追求，又比儒家更进一步。他的情感驻留于世间，人格却要超越这个世间。在自我的精神塑造方面，似乎又有些趋近庄子了。
或许这些也注定了屈原个人际遇上的悲剧命运。他曾经受到重用，但后来因楚王听信谗言而遭到放逐，最终投汨罗江而死。屈原的投江自尽似乎早有先兆，在他的诗篇中多次出现“求死”的说法，可见这绝非一时的冲动，而更像是理性的思索。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对现世的执着和对完美人格的追求，和这个见利忘义勾心斗角的战国社会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他既不能完全超然物外，又无法真正独善其身，儒道两家的道路都无法走通。他的满腔愤懑注定得不到排解，对人事与天道的疑问也永远等不到解答。于是，这个惊才风逸的天才诗人，这个精神世界的孤独行者，以最为悲壮的方式与世长辞。他对政治理想和精神自由的追求，已经超越了生命本身。与庄子的“一死生，齐寿夭”的超脱完全不同，屈原对尘世有着深深的眷恋，但却选择抛弃一切。“亦余心之所向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也使得他的决绝，让我们感受到远为剧烈的情感张力。我们当然为生命的逝去感到惋惜，但是从美学的角度看，屈原对死亡的选择，伴随的是极致的情感哀伤，也带来了他人格上的升华。也许只有在理性觉醒却又巫风未脱的楚国，才会诞生出这样兼具人格自觉与直挚情感的屈原。我们说过，中华文化排斥极端的行为与情绪。离开了楚国这一特有的文化土壤，后世文人中再难见到如此纯粹的家国情怀，也鲜有抛弃生命的选择。在这一点上，屈原的壮丽诗篇和他的命运本身所构成的悲剧美，旷古而绝今。我们仿佛看到屈原也如那帛画的主人一样，“绝云霓，负苍天”，驾驭着玉龙升入天界。那踽踽独行的灵魂，终于在天空找到了他真正的归宿，成为精神领域的一座丰碑，影响着后世无数的文人。
“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秦灭六国以后，作为政治实体的楚国自然就此作古，但楚文化中的浪漫情怀却溶化进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血液中，不时地在历史的低音中回响。那现世与幻想交织，理性与感性融合的艺术风格，构成了中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秦末汉初的两位枭雄，刘邦与项羽，都与楚文化有极深的渊源，“大风起兮云飞扬”和“力拔山兮气盖世”皆为楚歌。他们不仅实现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豪迈宣言，也间接使得楚文化成为汉代文化的主导，开启了真正的大汉气象。而那将会是，中华文化的一段最为雄壮的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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