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精英》是教育社会学领域的必读书，布迪厄用特定时间、地点的案例，展示了教育复杂的社会属性，告诉我们：教育是社会中很核心的一部分。
它不仅是教授知识，还通过老师怎么教、学生怎么学、考试怎么考这一整套机制，来分配社会权力、完成社会再生产，让社会一代代运转起来。
尽管布迪厄的分析只适用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法国，但他使用的方法对后世研究教育的社会意义的学者，有很大启发。
在布迪厄的描述里，整个法国教育体系就是好几层资本筛网，先筛选资本总量，再筛选资本类型。
毕业之后，有时候优势资本换一换劣势的，有时候劣势资本换一换优势的，太阳底下无新事。
不熟悉社会学的人可能会有这种疑问：这话也说得太绝对了！
布迪厄自己不也是个邮递员的儿子，最后还当上大学教授了呢。
熟悉社会学的人则可能质疑：布迪厄的权力场域资本理论太结构主义了，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布迪厄从两个角度回应了，这个看似太死板、太绝对的筛选结构，是如何不死板、不绝对地运作的。
第一点，他指出，正是因为资本不能确保百分之百地转化、你必须多少冒点风险，参加这个会考，这个把社会等级转化成文化等级的仪式才有魔力。
下层社会子弟等待着属于自己的少数机会，名门子弟也在小心翼翼地避免马失前蹄。
经过了考试的“试炼”，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觉得这个结构有一定公平性。
如果取消了考试，直接按照资本各就各位，那么大家肯定要抗议。
也就是说，在法国，布迪厄这样出身平平的人能成为著名教授，表面上挑战了结构，实际上反而维护了结构。
还要注意的是，每一关的公平在下一关都会递减：考上名牌大学的法国贫苦青年，毕业时难以获得和同学一样好的工作，即使同样进入了高校和大企业，也很难成为知名教授或者进入企业核心层。
但只要这个结构永远有例外，结构本身就能维持。
举一个例子，有人觉得布迪厄把他遇到的老师都描绘成了偏心上流社会子女的势利眼，这太愤世嫉俗了。但布迪厄并不觉得老师都是故意偏心的。
只不过，这些学生的父母也是从预科班考上来的，甚至可能和考官师从同一个“导师”。
考官也未必重视同门关系，但是他们接受过一样的教育熏陶，对于什么是智慧的谈吐、什么是高雅的爱好、什么是风趣幽默，有类似的感受；他们还可能看一样的书、读同一份报、给同一个政党投票……
这些倾向，布迪厄称之为“惯习”（habitus） 。
父母的惯习会传递给子女，而考官更容易欣赏这些子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惯习彼此相似，对“优秀”的概念也彼此相似。
从微观回到宏观，布迪厄认为，正是惯习的力量，让社会的权力运作趋于稳定，使得结构产生。惯习虽然没有实体，但它的力量却不容小觑。
文化资本是通过惯习建立起来的，知识分子称之为高雅的东西，并没有必然性——如果机缘巧合，大家都觉得放浪形骸、疯言疯语的人更有文化、更高雅，那么这就成了事实。
经济资本也时常通过惯习渗透文化资本。
比如在布迪厄描绘的法国名牌大学圈子里，企业家校友们不断努力，用他们所重视的领导力、就业情况、收入，甚至用花哨的高尔夫球场和马术比赛来界定好大学。
这些特征就真的逐渐成为法国好大学的核心特征，或者说具有这些特征的学校，就摇身一变，成了好学校。
你可以说这是幻觉和谎言，但只要有足够多的人相信，它就变成了社会层面的事实。
也就是说，没有什么不可动摇的结构，也没有什么先天确定的功能。
再牢固的结构、再确定的功能，也是被人定义的。
个人的行动积累成集体的惯习，集体的惯习又影响个人的行动。
不知不觉中，新的社会结构就产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