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72年五月二十六日，隆庆皇帝朱载垕去世，他年仅十岁的儿朱翊钧继位，改年号为万历。这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君王，他统辖的四十八年里大明朝风云变幻，无可挽回地奠定了灭亡的基础。
著名史学家孟森先生评价万历初期“足守嘉隆之旧”。中国古代素来讲究子承父业，老子去世了儿子继续做皇帝，还可以继承父辈留下的江山财产。经过嘉庆帝的强权政治和隆庆帝的无为而治，留给小万历的大明，虽不能和明初的“仁宣之治”相提并论，也勉强算得上国富民安。况且还有高拱、张居正这样的治世能臣，怎么看朱翊钧都接了一手好牌。
历字通利，万历可作万利，诸事大吉大利之意。可朱翊钧却辜负了所有美好的期待，活生生地将一手好牌打烂，将大明这列火车开到了万丈悬崖之边。
一、登基之前（万历1—10岁）
朱翊钧是隆庆帝的第三子，生于嘉庆年间。当时他的祖父正沉迷于道术，坚信“二龙不相见”的无聊守则，连太子都不见，更别提皇太孙了。朱翊钧出生嘉靖帝压根就不知道，出生两个月不敢剃头发，甚至到了五岁还没取名字。直到隆庆元年正月十八日，才取名翊钧。
朱翊钧从小聪明，深得父亲的喜爱。有一次，穆宗在宫内骑马，他看到了，对父亲说：您是天子，要注意安全。穆宗十分高兴，后来便立他为太子。
为了让太子接受良好的教育，穆宗任命了一大批学识渊博的大臣辅导朱翊钧读书。朱翊钧的母亲李氏是宫女出身，却十分有见识，对儿子的教育十分重视，管教十分严厉。
朱翊钧如果对学业有所怠慢，她便让他长跪不起。后来，朱翊钧做了皇帝，每到了上朝的时候，她总是五更就喊他起床，宫人们遵照太后旨义，都对朱翊钧要求很严格。
二、继位后的前十年（万历10—20岁）
万历初期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张居正当国”。
神宗继位初期，张居正联合内监冯保驱逐了老牌内阁首辅高拱，取而代之成为新的内阁首辅。同时，他还兼任帝师的角色，教导督促小皇帝的学业。
张居正是大明公认的最影响力的大臣，其在政事和皇帝的教育上都取得了不菲的功绩。
政事上，他主持了著名的“张居正改革”，推行了“考成法”和“一条鞭法”，对明朝官场不良作风和赋税徭役的弊端进行了有效的肃清。自此明朝政令畅通，赋税清明，国家财政收入和存粮都大幅增加，大明焕发出新的生机。
在皇帝的教育上，张居正也是竭尽所能。他亲自编纂了《帝鉴图说》，聘任了许多有学之士教导万历。遇到小皇帝稍有懈怠，张先生也决不姑息。就连李太后，在儿子说不用功时用来吓唬的话都是：你不好好读书，让张先生知道了怎么办？小万历也不负众望，聪颖好学，颇有明君的风范。
无论是国力还是新君，万历初期都给人以欣欣向荣的念想，可这一切不过转瞬即逝，因为随着张居正的去世，时局发生了让人难以预料的逆转。
三、独立执政时期（万历21—58岁）
万历十年张居正逝世，朱翊钧正式亲政。作为师长悉心栽培的君王，神宗执政初期的表现还是值得称赞的，励精图治、勤政爱民、虚心纳下，可好景只持续了五年。
万历十四年（1586）九月，神宗以生病为由，连日免朝。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开始了令人不可思议的“万历怠荒”———不朝不庙三十年，国家几乎陷入瘫痪。
万历怠荒
首先是停止经筵日讲。刚开始是“每遇讲期多传免”，后来又以身体不适为由要求经筵“不拘日期”，从此形成惯例，经筵被正式废止。
其次是不见大臣，自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起），神宗长期躲在深宫内院，不亲郊庙、不见群臣。
后来甚至发展到不览奏折、不补缺官。大臣们纷纷上疏劝谏，神宗却置若罔闻，将这些奏章扣留，有时还对进谏的官员进行惩罚。大学士叶向高忍不住感叹：“一事之请，难于拔山，一疏之行，旷然经岁。”
如此一来，朝廷许多事物都得不到及时处理，许多官职出现空缺也得不到补充，有些官员即便丢官弃印而去也无关紧要。国家机构陷入瘫痪，政务怠荒。
针对一向勤勉的万历皇帝突然怠荒，历史上大致认为有如下几个原因：
1、信念的坍塌。张居正身故后，万历对其进行了清算，在张家搜出了大量财产，其生前的种种劣迹也显露了出来。原本无比崇敬、对自己要求严格的师长却是个挥霍无度、私生活十分糜烂的人，如此大的反差让万历心生疲倦，对政务失去了热情。
2、与大臣们作无声地对抗。围绕太子的册立问题，朱翊钧与大臣发生了“国本之争”。明朝储君的风俗是立长，由于皇后无子，大臣们纷纷上疏要求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但朱翊钧钟爱郑贵妃，想册立他与郑贵妃的儿子皇三子朱常洵。面对百官的催促，朱翊钧先是提出：立嫡不立长，皇后年轻也许还可以生育。后来拖不过，又提出“三王并封”来拖延时间。面对不遵从祖制，迟迟不立储君的皇帝，大臣们不依不挠，一直上疏催促。万历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只有采取了不理不睬的冷处理方式，以此来与群臣抗衡。
3、逆反心理的体现。从小万历就在张居正、李太后和冯保的监督严管下生活，年幼时叛逆心理不敢轻易地表现出来，一旦长大成人独自掌权，就会将童年的怨恨不满尽情发泄。
还有一种非官方渠道传播的原因，那便是万历在怠政期间其实沾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恶习，根本无心朝政。
无论哪种原因，个人认为均有一定的可信度，可不管怎么解释，都挽救不了神宗怠荒导致国家形势日益衰落的局面。
万历三大征
平定宁夏哱拜、援朝抗倭、讨伐播州杨应龙，即世人俗称的“万历三大征”。
宁夏之役
哱拜原是蒙古鞑靼人，后投靠大明并官至副总兵。万历二十年（公元1590）二月，哱拜纠合其子承恩、义子哱云及土文秀等发动兵变，并得到了蒙古势力的支持，势力迅速扩张。朝廷命李如松、麻贵、熊如松等将领相继围剿，九月十六日，宁夏城被攻破，哱拜自尽，承恩被擒。至此，哱拜之乱平息。
朝鲜抗倭
万历二十年（1592年），日本权臣丰臣秀吉发动进攻朝鲜，令下属攻占了釜山，又渡临津江，进逼王京（今首尔）。当时的朝鲜国王李昖沉湎酒色、荒于政务，国家政治腐败、兵力薄弱，遭遇进攻均落荒而逃。朝鲜八道很快沦陷七道，国家岌岌可危。
朝鲜以属国的身份向明朝求助。明庭迅速派出救援军队，但由于首批兵力不足加之地理不熟，首次出兵大败。得知败讯后，明庭再次以宋正昌为经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集四万兵马再赴朝鲜。很快，明军获得平壤大捷，扭转战局。战事期间，由于日方提出谈判，战事暂被搁置。后由于日本提出过分要求，谈判失败。
万历二十五(1597年)日本再次对朝鲜发动攻击，朝廷命麻贵为大将军集军队，于次年二月兵分四路向釜山挺进，大败了日军最精锐的小西行长所部。八月，丰臣秀吉身亡，日军撤兵，中朝联军乘势进攻，日军大败，至十一月，战争基本结束。
播州之役
播州原位于四川、贵州和湖北之间，自唐朝杨端之后，杨氏世代统领此地并接受中央皇朝任命。
万历初，明任命杨应龙为播州宣慰司使。但杨应龙骄横跋扈、无恶不作，于万历十七年（1589年）公开作乱，并利用职务优势引苗兵攻入大明数十座堡垒与城池，奸淫掳掠、残害百姓。对于杨应龙的作乱，朝廷最开始对是否清剿还有些犹豫，可是其死不悔改。
无奈之下，万历二十六(1598年)起，明朝军队开始对其设防，二十七年起开始进行围剿，二十八年征兵大集。时年二月，以李化龙为总督，兵分八路进发播州，六月，破城而入，战乱平。后分播州为遵义、平越二府，分属四川与贵州。
万历三大征是万历皇帝少有的英明决策之一，巩固了明朝边疆稳定，维护了明朝在东亚的主导地位。但其历时八年，耗资千余万两白银，使大明国库为之一空。
矿监税使
万历皇帝素来以“好货”闻名，据说其下定决心对张居正进行清算的一个很重要原因便是听闻张家有大量财产。孟森先生评价他“怠于临政却勇于敛财”，矿监税史是万历施行的最为祸国殃民的经济政策。
由于万历三大征导致军费大增，国库入不敷出。加之万历末年宫殿被烧，急需钱财。万历命大量宦官四处开矿收税，大量敛财。
宦官们出任税史后往往与地痞无赖相勾结，欺压官民、掠夺富户、为非作歹，并从上缴的税费中截留大量钱财中饱私囊。据统计，上缴税费只占实际征收总额的十分之一，其余的都被宦官和相关人员层层截留了。
当时，资本主义在大明已经开始萌芽，许多地区经济十分繁荣。但由于矿监税史四处掠夺财富，给社会各阶层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
同时，这些宦官倚仗皇权在地方为非作歹，激起了清正官民的不满，不少官员上疏弹劾他们的所作所为，但万历皇帝置若罔闻，进一步加剧了国家的阶级矛盾，各地由此而引发的兵变民变络绎不绝。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愤被激起，承载着大明这艘船的池塘已不复平静了。
就在国内各项斗争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外患已经悄然兴起。或许并不悄然，只不过大明朝发现时，这股势力已经过于庞大了。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族，在赫图阿拉建立政权，年号天命，自称天命汗。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正月，努尔哈赤对大明发出了战争宣告，四月开始进攻抚顺，七月进攻清河，杀人掳财，将城镇洗劫一空。
万历四十七年三月，明军集结十二万军队分东、南、西、北四路，向赫图阿拉发起进攻，却不敌努尔哈赤，在萨尔浒大战中大败，死伤过半。
朱翊钧大怒，再次先后任命杨镐、熊廷弼担负应对努尔哈赤的重任，熊廷弼的出现扭转了战事局面，努尔哈赤停止了对明朝的进攻。虽然只是暂时的，并且期限只有一年，但对大明而言，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每一刻都至关重要。
万历自十岁登基起，经历了无数的波澜，承受了明朝有时以来最猛烈的言官攻击，发动了朱砥之后最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可他却几十年如一日，坚持要给心爱的妃子和儿子想要的名份，在大明稳定和荣誉受到损害时不计得失的出兵维护。
他勤政爱民、兢兢业业却怠荒三十载；他不早朝、不批奏折、不补缺缺官却在国家领土权威遭遇威胁时寸土必争；他的怠荒让百姓们有更自由宽松的文化经济环境，资本主义开始萌芽，但同样是他用于敛财的矿监税使给予大明经济以致命的打击。
对于这样一位集勤奋、怠荒、贪婪、强权于一体的皇帝，我实在不知该如何评论，只能借用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中的一句评语：一个复杂得不能再复杂的人，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人。
历史会给予每一个人最公正客观地评价，所有的一切在尘埃落定后都将盖棺定论。
明史道：“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奠定亡国基础的君主，这是历史给予他的评价。
作为皇帝，当私欲战胜了治理国家的信念，这个国家就离灭亡不太遥远了。
公元1620年，明神宗朱翊钧逝世，享年五十八岁，万历时代就此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