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白茶的兴盛还要从十七世纪的英国说起。在英国茶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年份是公元1662年。那一年，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嫁给了英王查理二世。凯瑟琳公主，人称“饮茶皇后”，她当时的嫁妆里就包括着精美的中国茶具跟几箱子正山小种红茶。
上有所好，下必效之。皇后热爱品茗的习惯，引得贵族们争相效仿，掀起了争饮中国红茶的风潮。整个上流社会对中国茶趋之若骛，英国也成为中国茶叶出口最大的市场。在此后一百多年里的现实情况是，大量的英国白银流向中国。终于，1840年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这次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随之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其后又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被打开了。
胜利了的英国人变得更加贪婪，他们急切地想要掌握中国茶叶种植、制作的核心技术，进而独霸全球茶叶市场。因此在1848年派出了植物学家罗伯特·福均来到中国，窃取中国的茶种跟制茶技术。这个家伙偷雇了八名制茶技师，“并从衢州和浙江的其他地区成功地采集到了茶树种子。他还从宁波地区、舟山和武夷山采集了标本，负责将23892棵幼株及大约17000棵幼苗运到喜马拉雅山山脚下。”（托比·马斯格雷夫《植物猎人》）。
不久以后的结果就是印度、斯里兰卡大批茶园出现，廉价的种茶成本使得国际茶叶价格大跌，福建生产的红茶价格毫无竞争力。在国内，1875年皖籍的福建小吏余干臣离开公门还乡，将福建红茶的制法带到了安徽祁门，制作出了祁门红茶，祁红的出现又挤占了不少闽红的国内市场空间。
如此大的市场压力使当时的福建茶农跟茶商们忧心忡忡，因为福建是红茶的发源与繁荣之地，那时候茶农赖以为生的产品就是红茶。这在《福鼎县乡土志·商务表》中可一见端倪：“白、红、绿三宗，白茶岁二千箱有奇，红茶岁两万箱有奇，俱由船运福州销售。绿茶岁三千零担，水陆并运，销福州三分之一，上海三分之二。红茶粗者亦有远销上海。”。红茶的滞销促使他们开始思考对策，终于决定以白茶来打开出口市场，拳头产品就是—白毫银针。对此《政和县志》有相关记载：“清咸、同年(1851年 - 1874年)菜茶(小茶)最盛，均制红茶，以销外洋，嗣后逐渐衰弱，邑人改植大白茶。”。
白毫银针鲜美的滋味倾倒了大批茶客，临近的福州、厦门的出口口岸又为它的运输提供了极大便利。于是白茶大量出口东南亚，使得福建茶商扭转了经营窘境，历史上管这类白茶叫“侨销茶”，白茶的振兴是在红茶出口处于窘境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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