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任军都县委书记，严敬文没有急着宣布施政方针，而是一头扎到乡村，办公室里很少见到他的身影。

这两年，他在中央党校的最大收获就是对政治风向的把握能力的提高。人在官场，把握政治方向比什么都重要。中央党校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源地，打破计划经济体制桎梏，将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引向市场经济的轨道，是当时最大的政治风向标。

1978年，党中央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想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代替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一切工作的中心，这也就意味着，以后看一个县委书记的能力，就是要看你是否能够把一个县的经济搞上去。不管黑猫白猫，能逮耗子的就是好猫。严敬文心里清楚，这次回军都，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抓经济。经济上不去，一切努力全是白费。自己虽然已经进入省部级后备名单，但究竟何时升迁，还是要看政绩。

军都县的底子他一清二楚，与燕市十个远郊区比较，军都的经济实力长期排在倒数第二、第三的位置。其客观原因是土地资源不足，县域面积1300多平方公里，其中三分之二是山区和半山区。人口号称五十六万，但扣除市属单位和驻军后，实际管辖的人口只有三十八万。这比起几个拥有七、八十万人口的平原区县来，明显不在一个重量级别。

县属工业的底子也不算雄厚，除了小农机、小化肥、小水泥、小酒厂等“标配”项目外，还有几家五十年代从市区外迁出来的几个公私合营企业，如服装厂、保温瓶厂、玻璃厂、鞋厂等。与别的郊区县比，军都县的中央和市属企业布局较早，从六十年代开始，建设了一批骨干企业，但这些国营企业不接受区县的管理，不向县里交利润。除增加了一些工业人口，对地区经济发展基本起不到什么作用。单靠农业经济难以摆脱落后局面，可是离开了农村又不行。所以，严敬文还得面向农村要办法。

令韩桐感到意外的是，严敬文指名让他陪同一起去南庄乡调研。小轿车内，董得彪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严敬文和韩桐坐后座。和县委书记并排而坐，韩桐感到很是拘谨，尤其是自己是刚刚到县委工作，不仅与严书记不熟悉，就是下乡也是头一遭，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还是严敬文打破了沉闷，他指着远处的绿野问：“你看，那片绿色的是不是麦苗出来了？”，韩桐放眼望去，拿不准地里到底种的什么，还是坐在前边的董德彪接过话荐，“就是小麦，长势这样好，来年农业一定是个丰收年。”听董科长这样说，韩桐暗暗佩服他脑子反应快，活说的让领导心里舒服。

南庄乡很快就到了，乡党委书记张希贵早就接到了电话，己经派人等在乡政府大院门口，直接带我们到了会议室。“严书记，欢迎欢迎，有什么指示，我马上安排。”“哪里有什么指示，我就是来看看您。”张希贵比严敬文年龄要长十几岁，但仍然摆出一副尊敬的面容。“我想在这里住几天，到几个村里去看看，你这里能安排吗？”“没问题，现成的客房，食堂的师傅做的菜也还不错，想住多久都可以。”张希贵满口答应，立即让办公室主任去安排了。

南庄乡位于军都县的东南角，与其它两个县接壤。由于位置相对偏僻，县里的干部来得并不多。上世纪八十年代，一般干部下乡是没有汽车坐的，下乡一般都是骑自行车，从县城到这里30多公里，骑车要三四个小时，没有大事很少有人下来。有大事就排工作队入驻，不论是搞政治运动，还是农业技术推广，一来就住上几天甚至是十几天。即使是乡里的干部也不能每天回家，办公室兼宿舍，天天吃食堂，只有周末才能回家，干部们戏称这天为“教育子女日”。

午饭之后，召开了干部座谈会，主要是谈发展恩路。严敬文听得很认真，不时插话问一些情况。尤其是听到养鸡专业户孙桂英成为全国第一个购买家庭小汽车的农民时，他显得非常兴奋：“这个路子走对了，养殖专业户是勤劳致富榜样，这样的典型要大力推广”。他提高了嗓音“现在就是要解放思想，雇佣工人就是资本家的老观念该破破了，自己忙不过来，雇几个人也没什么了不得的嘛！”

畜牧站站长张咏随声附合：“就――是――的，雇工人给发的工资比集体给――的还多，有什么不好？”他说活有点口吃，话音拉得很长。

“赵永田这几年干得怎样？”严敬文问张希贵，张希贵说“他们村办了个服装厂，生产的服装都销到国外了。”赵永田是鲁店村的支部书记，从谈话看，严敬文与他很熟。

晚饭后，严敬文把司机师傅放了回去，让公社的汽车送他和两位随同一起去看赵永田。

汽车开了大约十分钟，七拐八拐地进了鲁店村，在一座中式大院门口停了下来。这个院子是个仿古建筑，在那时候的农村里并不多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