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被抬高到了一个地步，就开始莫名显得虚幻——他如此高大、完美、无缺，让人疑心他是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真人。
而对屈原这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犯了疑心病的人还真不少。
一种声音
1906年，经学大师廖平在《楚辞新解》中指出，屈原是虚构出来的人物，《离骚》等辞作是秦朝博士们的作品。廖平是张之洞的门生，康有为的老师，在当时是有些影响力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疑古思潮兴起。1922年，胡适发表《读楚辞》一文，质疑：
“屈原是谁？这个问题是没有人发问过的。我现在不但要问屈原是什么人，并且要问屈原这个人究竟有没有。”
胡适认为《史记》里的《屈原贾生列传》不可靠。其中一个理由是文末有“至孝昭时，列为九卿”的话。
“孝昭”是汉昭帝的谥号。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怎么会知道汉武帝的儿子汉昭帝的谥号呢？胡适推测这一篇是汉宣帝（汉武帝的曾孙）时有人补入的，不足为信。
他认为屈原是一种“箭垛式”的人物，是后人根据需要而塑造出来的。就像古希腊的《荷马史诗》，本来是民间流传、集体创作的故事，后人却将这些史诗的著作权全都归于虚构的盲人诗人“荷马”。这就好比诸葛亮“草船借箭”用的草人，可以收到无数的箭，所以叫做“箭垛”。
1935年，许笃仁在《楚辞识疑》一文中提出，《离骚》的作者是淮南王刘安。
1938年，胡适的弟子何天行出版专著《楚辞新考》，更系统、更详尽地提出对屈原其人的质疑。而卫聚贤则补充，是汉初贾谊伪造了“屈原”的名字。
至1949年后，对屈原的争论并未停止。日本汉学界也发声，称屈原是一个传说人物，《离骚》、《哀郢》不是屈原的作品，而是楚地的民间创作和屈原传说相结合的产物。
一段公案
与“屈原否定论”针锋相对，新兴的“屈学”问世了。
闻一多考证出端午节的习俗是早于屈原的年代就已出现的，但他认为《离骚》绝不可能是秦朝博士所作。郭沫若也辅以论据，指出《离骚》通篇不避秦始皇的名讳。
1977年，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离骚》残简，证明《离骚》至少在汉初就开始流传，不可能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屈学研究者还证明，《屈原贾生列传》虽然存在后人增补的情况，但原文是出自司马迁的手笔。因为《楚世家》、《张仪列传》、《报任安书》等文都提到了屈原，可相互佐证。
然而，双方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对屈原这个重要人物，除了《史记》，并没有更原始的记载。
目前可见的先秦典籍中，记载了不少楚国屈姓人物，但独独没有屈原。对于“三闾大夫”这样地位的人，记载竟然是空白，这让人很疑惑。
从屈原死后到司马迁作传的百余年间，唯一提及屈原的，是贾谊的《吊屈原赋》。但这是一篇“借他事、言己志”的文学作品，而且尚未摆脱伪造屈原之名的嫌疑。
屈学研究者对这一重大质疑的解释是：一，屈原批评楚国当政者，楚国典籍故意不记载他的事迹，是有可能的；二，秦始皇焚书，烧毁了记载屈原的典籍，也有这种可能性；三，司马迁写《史记》时所依据的史料，可能在《史记》成书后亡佚了，所以他看到的资料我们看不到了。
但这些解释都是基于推理，暂时还拿不出过硬的材料作为证据。
所以，这就成了一段未了结的公案：说屈原这个人物存在或者不存在，都还需要更多证据；说《离骚》、《哀郢》等楚辞篇章是或不是屈原的作品，也还需要更多证据。
我们只能期待于时间，期待更多的证据被发现吧。
一个符号一个标签
对屈原其人的争论是众说纷纭，但有一点认识却颇为统一：屈原是个高度符号化的人物，他被塑造、被宣扬、被粘贴，在不同的时代成为不同的标签。
从屈原的诗文中可以看出，他是忠君的：
“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他是恋乡的：
“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
但他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吗？让我们一起回溯屈原的形象演变。
西汉初年，屈原只是一个政治受挫的悲剧人物。贾谊写《吊屈原赋》，是为了借屈原的故事批评当时的政治黑暗。
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汉代儒生对屈原多有批评。比如，作《汉书》的班固就批评屈原：
“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
后来的人们对屈原褒贬不一，但多看重屈原的文学才能，而不太重视他的思想价值。
南朝梁时，吴均提出端午节是为了纪念屈原一说，到隋唐时更加深入人心。唐代诗人多有报国之志，对屈原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屈原也就渐渐成了文人寄托自身精神气质的载体。譬如，李白有诗云：
“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而直到南宋时，屈原才成为爱国主义的代表。
最早给屈原贴上“爱国”标签的是洪兴祖。宋王朝偏安一隅，岌岌可危。洪兴祖将他对国家危亡的担忧投射到屈原身上，认为：
“屈原之忧，忧国也。”
“长太息而掩涕，思故国也。”
他把屈原的忠君思想和恋乡感情，拔高到了“爱国”的层面。屈原自沉的“明志”意味，也就转变成了“殉国”了。而这其中的“国”，已不再是“宗族之国”，而是“民族之国”。
朱熹在《楚辞集注》中，对洪兴祖的观点进行了发挥，进一步提炼和强化屈原的爱国精神，认为他的辞作表达了“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
洪兴祖和朱熹的评价，本意不在抬高屈原，而是对南宋投降派进行尖锐的批评。就这样，屈原被树立为一面“忠君爱国”的旗帜，成为抗金救亡的精神象征。
明末王夫之推崇屈原，认为他是“为楚之社稷人民哀”的“忠臣之极”，也无非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反清思想和民族气节。
五四后，胡适等人提出对屈原其人的质疑，传达的是“疑古辨伪”、“除旧布新”的时代精神。
抗战爆发后，郭沫若创作历史剧《屈原》，是为了呼吁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
……
不得不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屈原”，一个长着不同模样的“屈原”。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说：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屈原的故事、屈原的形象、屈原的精神，是不是又一个佐证呢？
今天，我们讨论屈原的独立人格，同时又批评他对楚怀王的依附。我们赞扬屈原的高洁品性，同时又批评他缺乏政治手腕、社交能力，显得情商不够。
这是不是今人所读出的又一个新的“屈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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