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我闭上眼睛，假装自己与周围泾渭分明，仿佛就能够隔绝一种，尘埃扑扑，令人抑郁低迷的尘世空气。

在公交上，听见年轻的男子，和他的妻子在手机里大放厥词，恶言相向，骂出十分不堪入耳的话语。

通过观察和聆听，我知道争论焦点是男人无故外出，所以女人心存不满，询问他的去向，并且三令五申让他回家，而他抵死顽抗。

我在想，推杯换盏，洞房花烛夜的时候，他们不会想到有今天吧。他将戒指套在她无名指上的时候，她不会料想到有朝一日眼前这个眉清目秀，言笑晏晏的男人会对自己污言相向吧。他也不会想到那个明眸善睐，温柔端庄的女孩儿有一天会把他当小孩子一样严加管束，甚而询问他的影踪去向，像雷达一般对他扫描监控吧。

如果婚姻就是彼此压迫，彼此拉扯，彼此放弃自由的权利，彼此成为彼此的冤大头，那么发明婚姻这种社会关系的人真的是愚蠢至极，最终自食其果。

这样仿佛有着血海深仇的两个人，居然曾经相爱过，叫我瞬间咋舌。

年纪稍长的男人，对着他的后生追根究底，关于一件令人唏嘘断肠的事——他的父亲的意外离世；云淡风轻地询问别人关于财产分配的事，当着车上许多人的面，以一种故作轻松调侃，虚与委蛇试探的口吻。

一个能够将他人的伤疤当作笑料公之于众的人，令我觉着百般惶恐，不由想起本届金球奖上梅姨情动于中发表的关于美国新任总统侮辱残疾记者的带着谴责意味的陈词——第一次看的时候，它还是完完整整的，第二次看，中间最关键的部分已经被“有心人”剪切处理掉。其间曲折，可想而知，即使在所谓“民主”的美国社会，这种“专横”，居然也无可幸免。

他们眼中的“净化”，其实是对千千万万民众的“隐瞒”，是对公正，对道德，对人性的拘禁与捆绑。

就像司汤达在他的著作《红与黑》里说的那样，“专横的舆论能算是舆论吗？无论是在法国的小城市，还是在美利坚合众国，‘专横’就是‘愚昧’。”

在这样的时代里，不是“乌合之众”也终将成为“乌合之众”，笼统的社会心理裁定不能完全隔绝主流话语权垄断作用的约束力的影响。

一个不懂得尊重他人必要的隐私权利的社会，最终通往的是什么尽头呢？人类社会有没有尽头呢？如果按照这种现状下去，人类社会的尽头只能是越走越窄，越走越黑。

我时常流露自己对西方社会（尤其是英国社会那种绅士做派，礼貌矜持的社交作风）的青睐，并不是盲目的崇洋媚外，而是这种克制的周旋，疏离的亲近，虽然有时显得冷漠，但更多时候是令人觉着身处在一种无比得体舒适，妥帖安全的社交气氛当中。

有年轻的母亲牵着孩子上公交车，令人大失所望的是，居然没有一个人让座，最终她只能一边撑着车厢里的金属柱，一边用身子力求周全地护住她的孩子。

不知为何，我只觉着灰心，只觉着悲哀，为这样的人心，为这样的时代。

让座这种行为，如果勉强，那就轻易滑向道德压迫的沼泽，那么道德意识浅薄的人，反客为主，反而瞬间跃居舆论的有利一面。

我喜欢让座，不代表我就真的灵魂圣洁，精神境界高人一等，不代表我马上就能够光芒闪耀，获得什么现实利益，我只是相信某位老师说过的话，今天你给别人让座，明天别人就会给你让座，你要相信。

而且，在帮助他人，看似给予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在获得，我们获得的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愉悦，与满足感。

我们不曾改变世界，我们也无需改变世界，但是我们改变了自己的心境，而且，我们或许改变了别人一整天的心情，使他们觉得自己被关心，就此对世界心怀多一分温情，这是积德。

道德是一种自我约束，是一种自我评估，也是一种对理想人格的顺从。

让座不是明文规定的法律，但是一个人总该通情达理。我也不是道德楷模，我只知道有时候，人是应该将心比心的，或者说，惺惺相惜，我只是想着，如果某一天，我抱着孩子的姐姐在公交车上，我也希望有一个善良的人，愿意牺牲自己片刻享受安稳舒适的利益，为我的亲人解围。

我想起大学里的一位教授英语的老师，她是生活中的有心人，时常在朋友圈里发布拍摄下来的公交车上的“众生相”——嗑瓜子乱扔的人，吐唾沫擤鼻涕的人，高声喧哗的人，过分宾至如归脱鞋脱袜坐相不雅的人……

我看了，往往也只是付之一笑，更深层次的是，我知道，自己不能够成为这样的人，从而尽量地，影响身边人也不去做这样的人，我想这或许也是这位老师分享这样的“滑稽搞怪”的生活场景的根本目的。

我万分期冀自己在文明社会的这个角落的所见，领略到的冲击与震荡只是中国日常社会最最不足道也的一个缩影，是所谓的社会非主流的畸形态势，我万分祝愿这个社会真的如它所宣扬，如它所竭力主张，如它所公诸天下的那样，健全和谐，和平美满。

最好我一切的抱怨，都只是无病呻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