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1日  周日

亲爱的L：

我这边是国庆日了。终于不用在夜灯下或清晨七点前写字，此时我坐在8点的晨光里，窗外是朝阳洒下的金光，不用上班去，整个小区都安静得只听见鸟鸣。假期里的人们大概还在晨梦中，难得的幽静让晨风也是淡淡的，拂窗而来，轻纱一样，带着一点松果香。我的窗台正对着一座小山，山上是松林，很密，常常可见松鼠们跳来跳去，地上覆满了松针和枯落的松球。夏天的傍晚，那里是我散步的好去处，入秋以后，显得过于僻静，少有人去。

前信跟你说到我小时候住过的气象局大院，是个往来噪杂的地方。我们是见惯了家庭像候鸟一样迁徙，儿时的玩伴跟着大人们搬来，住不了几年，又跟着大人们搬走。在那个特殊年代里政治和备战的需要高过一切，四川，江苏，辽宁，广东，云南好几个地州的人员都在气象局大院住过。我父亲在我们小时候也经常被派到外地去，一去就是二、三个月，有时到其他地州，红河州，西双版纳，有时到玉溪地区下面的县城乡镇，他们一律称为下乡，其实是采集气象水文资料。到气象局大院来的技术人员们，多半是来指导组织一些专项的调查任务。有的一来就是一家子，解放车拉着家当，锅碗瓢盆和孩子，像天外来客一样出现在气象局大院破旧的操场上。

我3岁以前的记忆几乎没有了。儿时最早的记忆是咪咪一家从大理过来玉溪。她跟着她的两个姐姐，她爸爸—广东江门的老大学生黄叔叔，妈妈—大理弥渡人李孃孃，一家五口人从一辆很旧的大卡车上下来。就站在那个操场上，那天还下着大雨，他们都淋得湿漉漉的，整个大院的男人们都帮他家搬车上的东西，一张暗灰的油毡子下面，就是他们全部的家当。

70年代的家庭都很穷。我记得咪咪家有一台很大的暗黄的收音机。我家没有。我们认识之后，我和哥哥常常去她家摆弄这台收音机。父亲下乡时，遇上我母亲去上夜班，吃完晚饭，我俩就被母亲带去咪咪家，睡在她家了。第二天我母亲下了班来接我们，多半我们已经在咪咪家吃了午饭。咪咪的大姐是68年生，二姐70年，跟我哥哥一样大，我和咪咪又是同年同月生，你可以想像是 这么年龄相近的孩子在一起有多么有趣。我们五个里，大姐叫黄琳，全部人叫她老大，是两边家庭授命的“带头人”，除了带我们玩，她还要带着我们做家务，捡菜，剥豆角，洗菜，提前淘好米，在大人们下班前在锅里烧好水，等着大人们回家就煮饭。那时没有一切电器，灶里烧的是木柴，炉子里是蜂窝煤，米饭是用大锅煮得半熟后，滤出米汤再上锅蒸的。我们几个最开心的就是父母们一时回不来在“老大”的带领下煮饭。哥哥负责往灶里添柴，“老大”负责上灶，不让米煮糊了，咪咪二姐，外号叫“老奶”的，负责带着我和咪咪剥豆角，择菜，洗菜。我们常常在她家小平房的天井里水龙头下洗青菜，洗土豆。挽得手袖高高的，自己以为在干活，其实是玩，菜被“老奶”洗好了，我们两个常被她从后面拎着衣领子从天井里拎到走廊上来，被她骂，因为我们的衣服和布鞋上全是水。她怕我们搅水病了她要被骂。我和咪咪边笑边挣，用湿手去她脖子里去冰她，笑得一脸都是水。

我和咪咪最不敢的是惹“老大”生气，我们一点也不怕“老奶”。“老大”生气就不给我们梳头，我们就自己梳，丑得像鬼一样；“老奶”生气是绷不住的，她总是前一分钟还在骂我们，后一分钟又被我们逗笑了。“老大”就不会，我们闹过头了，拔掉房间的灯线，房间就黑了，“老大”就会用鸡毛掸子打我们，还会去妈妈面前“告状”。“告状”的结果，就是我和咪咪被罚站在操场上，一堆小伙伴玩“打死救活”游戏的时候，我俩只能干看着。记忆里我们站在操场边哭得脸都糊了。大人们走进走出，没人管我们为什么哭。妈妈们坐在另一头打毛衣，时不时来看我们一眼。咪咪的妈妈用毛衣针在屁股上抽我俩，“不听话还哭，你们看看丑不丑？”我妈妈在旁“活该，羞不羞？”

那时我们就三四岁，没羞没躁，正是玩游戏跑得裤子都掉在地上的年纪。那时都穿松紧裤，时间一久橡皮筋没弹力了，孩子们就用细绳捆在裤头上，玩得一高兴，细绳松了，裤子就掉在地上了。哥哥们打闹兴起，真的是最后把裤子都打掉在操场上穿着小裤衩还打呢。完了全部各自回头去找自己的裤子在哪了。

写着自己都笑了。祝你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