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的实质源自欧洲文明。西方文明的根基可追溯至两大传统：其一是古希腊-罗马文明传统；其二是犹太-基督教传统。鉴于希腊人是罗马人的老师，西方文明的两大源泉亦可概括为“两希传统”——即古希腊-罗马传统与希伯来传统（犹太教-基督教传统）。对于欧洲人而言，古希腊文明孕育了城邦与公民社会、法律与法治、私有财产观念、哲学与科学、人文主义、神话与文学、教育机构；而希伯来传统则赋予了信仰的精神家园。至于那些摧毁西罗马帝国的欧洲蛮族，他们所贡献的某些“元素”，则不在本书探讨的范畴之内。
然而，严格意义上讲，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拉丁欧洲并未出现前述所涵盖的希腊-罗马传统——这些传统实际上是在公元11世纪方才显现。这引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在历经五个世纪的变迁后，究竟是何方神圣将古希腊-罗马文明的遗产传承给了拉丁欧洲？尽管关于中世纪历史的研究著述颇丰，但迄今为止，尚无人能提供一个令人完全信服的解答。
一、11世纪之前的拉丁欧洲
必须明确指出，为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一世（493年至526年在位）及其“不熟悉希腊文化的西方拉丁世界留下一部极富影响力的学术译著”——亚里士多德《工具论》的前三篇的阿尼西乌斯·曼里乌斯·塞维里努斯·波埃修斯，是一位“新柏拉图主义者”。①部分学者习惯于将新柏拉图主义等宗教哲学流派贴上“神秘主义”的标签。然而，使用“新柏拉图主义异教”②这一术语更为恰当。换言之，波埃修斯在天主教的视角下是一位异教徒。
早有西方学者指出，“西方神秘学”一词将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神秘学边缘化了。不仅如此，笔者认为，这一词汇还将新柏拉图主义等异教哲学边缘化了，掩盖了这些异教及其信徒在拉丁欧洲社会中的实际存在。事实上，所谓的“西方神秘学”一词亦即“西方内传学说”，是一种与“灵知”（诺斯替主义）有关的“导向灵魂的变形与重生的知识”，其基本要素包括“炼金术、魔法、占星术、卡巴拉、磁性学”③等相关宗教精神实践。这些内容都不是中世纪天主教的，而是与中世纪出现的秘密教团有关。
除《工具论》前三篇译文外，波埃修斯可能亦整理了“博雅七艺”中若干部分之内容，尤其涉及算术、几何、天文及音乐等领域。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内容对欧洲的影响微乎其微。波埃修斯这位罗马贵族所遗留的，真正对欧洲文明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当属其新柏拉图主义作品《哲学的慰藉》。例如，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皮科∙米兰多拉所著的《论人的尊严》，便显然受到了《哲学的慰藉》的显著影响。
此外，所谓的“加洛林文艺复兴”实际上被过度美化。尽管查理曼大帝确实搜集了一些拉丁文古籍，然而从10世纪欧洲贵族普遍不识字的状况来看，包括西塞罗、凯撒、维吉尔、贺拉斯和奥维德等人的拉丁著作，这一局限于宫廷之内且迅速结束的“复兴”对当时欧洲人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此外，这些著作的内容本身也决定了它们对欧洲文明进步的贡献是有限的。至于查理曼大帝搜集的技术类典籍，其影响更是可以忽略。
由于古典著作都是异教的，因此，不仅398年的“迦太基第四次宗教大会禁止主教阅读异教徒的书籍”。并且即便到了10世纪，教皇的使节利奥就宣称：“圣彼得的代表和信徒不会以柏拉图、维吉尔和特伦斯为师，也不会以其他哲学牲口为师。”④由此我们可以确定，反理性的天主教会对科学没有兴趣。这就是为何没有一所教会学校发展成大学的原因。加洛林时期收集的有限的古典著作，没有起到作用也就顺理成章了。
至于所谓的“奥托复兴”则根本不值一提。
由此可见，在11世纪之前，拉丁欧洲与古希腊-罗马的遗产之间存在断裂。这一显著的文化断层现象，持续了五至六个世纪，揭示了天主教会并非希腊文明的继承者与传播者，否则不会出现长达五个世纪以上的文化断层。
因此，前述论述引申出的另一问题在于：将西罗马帝国的覆灭年份476年至东罗马帝国的终结年份1453年这一时期统称为中世纪，可能无法准确反映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鉴于自11世纪起，拉丁欧洲经历了显著且深远的变革，包括商业和自治城市的复兴、罗马法的复兴与创新、法律专家（律师）的出现、希腊哲学与科学的传播、专科学校与大学的兴起、图书馆的出现、诗歌与文学的复兴、星象学家的出现、赫尔墨斯通神术与炼金术的流行、犹太卡巴拉密宗的亮相、哥特式建筑与石制城堡的出现、近东异教与秘密教团的出现等。这些变化是全方位且深刻的，标志着欧洲文明步入了一个不可逆转的加速进步的新阶段。
诚然，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认为，在1096年的第一次十字军出现之前，西欧的“真正的变化大约五十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并且“这两个运动几乎没有发生碰撞”。⑤但是，若没有教皇利奥九世（在位时间为1049-1054年）和教皇亚历山大二世公开鼓吹与异教徒的战争，很难想象欧洲人能够在11世纪内收复撒丁岛、西西里岛、科西嘉、西班牙托莱多城。
也正是在此期间，阿拉伯文的一些古典著作才被翻译到了欧洲，尽管真正的大量翻译需要等到12世纪。因此，虽然一些新迹象在法国南部、意大利出现，但是从11世纪的角度来说，倘若没有东、西两支十字军的出现，很难想象会出现12世纪的巨大变化。哈斯金斯认为的十字军运动与12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之间几乎没有碰撞不是事实。必须明确指出，哈斯金斯所生活的时代，并未意识到东征十字军不仅携带着大量古代经卷，同时也引入了异教及其秘密教团，以及东方的建筑艺术和炼金术。此外，若无十字军东征，西欧城市复兴之进程无疑将会进一步延后。
11世纪与12世纪是难以分割的，应被纳入12世纪文艺复兴的范畴。
基于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所提出的这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12世纪文艺复兴”理论，自然而然地可以推导出这一观点：11至12世纪实为异教复兴之世纪。据此，12世纪亦可被称作首次异教复兴的世纪，而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则代表了第二次异教复兴。可以确定，这种“异教的复兴”才是上述复兴的关键。
11世纪标志着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对于中世纪的划分有必要进行重新审视。
鉴于欧洲历史中存在“中间的世纪”这一时期，显而易见，“前面的世纪”不可能指的是罗马帝国时期的古典时代。将“古典文化与文艺复兴这两大文化高峰之间的一段历史时期”视为中世纪的定义显然存在偏差，因为在11世纪之前，长达五百年的时间里，文化出现了断层。直至11世纪，拉丁欧洲才真正开始接触并深刻理解了古典时期的埃及-近东-希腊文化。显然，11世纪的实际情况与被贴上“停滞不前”标签的中世纪形象并不相符。本文提出两种可能的历史时期划分：一种是将5至10世纪划分为“黑暗世纪”，而将11世纪至15世纪视为中世纪；另一种是将中世纪的范围限定在5至10世纪，而将11世纪至15世纪定义为文艺复兴时期。唯有如此，方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向现代人呈现一个真实的欧洲文明史。
二、犹太教-基督教传统
审视西方文明的另一源头——希伯来传统（涵盖犹太教与基督教），不难发现，前述定义显得偏颇且狭隘。该定义似乎暗示中世纪拉丁欧洲并无异教文化传统存在，这显然与历史事实不符。本书旨在对此进行论证。
为掩盖此定义与历史事实不符之现象，西方学术界构建了两个概念框架：一为希腊-罗马传统；另一为基督教异端。希腊-罗马传统旨在包含所有异教文化，而基督教异端这一概念框架，则被西方学术界用以涵盖所有非犹太教的异教。因此，在公众视野中展现的图景为：一个继承了古希腊-罗马文化遗产及犹太-基督教文化的拉丁欧洲，仅限于基督教及其异端。这便不难理解为何会出现欧洲文明是犹太-基督教文明这一饱含偏见且偏离历史事实的论断因为那些传播古希腊-罗马文化遗产并受其影响的人们，被归类于“基督教异端”这一术语之下。
自11世纪起，在拉丁欧洲广泛传播的异教哲学（亦称神秘主义）并非单纯源自古希腊-罗马文明或犹太文明，其根源可追溯至更为古老的古埃及文明与巴比伦文明。关于基督教与古埃及奥西里斯崇拜（古埃及宗教的核心部分）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的观点，已有众多学者通过著作予以阐述。此外，古典时代希腊的诸多密教（被视为秘仪，旨在与主流的奥林匹斯宗教相区别）以及小亚细亚的密教，均与古埃及宗教有着紧密的联系。
笔者对这一观点持审慎的赞同态度：“柏拉图的哲学最初并非产生于希腊的理性思想，而是奠基于东方民族尤其是波斯人、埃及人和希伯来人更为古老的宗教智慧传统。这种广泛传播的对柏拉图学说的理解或可称为‘柏拉图主义东方学’（Platonic Orientalism），而不是把柏拉图主义理解成一种建立在苏格拉底对话基础上的希腊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⑥
笔者不能认同“大批皈依基督教的欧洲异教徒之后”，欧洲的基督徒“自己决定将罗马法和古希腊科学收为己用”⑦的观点。该观点的缺陷在于，它将除了保留犹太教身份的犹太人之外的所有欧洲人一概视为基督徒。这种做法忽略了当时严峻的社会环境：在那个时代，谁又敢于公开宣称自己是非犹太教徒、非基督教徒的异教徒呢？宗教与信仰之间的区别不应在学术界引起混淆。自诺斯替教派在公元395年的尼西亚大公会议上被定性为异端以来，拉丁欧洲的诺斯替教信仰者不得不在基督教会的庇护下隐匿，这一历史事实不容忽视。此外，“主动选择”一词虽然否定了基督教会在吸收异教文化方面的作用，但“古希腊科学”这一表述则显得含糊不清，似乎有遮掩异教哲学的倾向；因为在中世纪，科学家与自然哲学家是同义的，因此至少“古希腊科学”中的哲学部分等同于异教神学（哲学）。
最后，术语“基督教诺斯替主义”并不成立。一个人若持有诺斯替教信仰（或思想/主义），则不可能同时是天主教教义所框定的基督徒，因为诺斯替主义否认耶稣是神，否认十字架上的救赎，并将物质宇宙的创造者视为魔鬼。若基督不存在，那么教义又将何存？
在西方学术界，诺斯替主义（宗教）的相关内容广为人知，这主要得益于西方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我们因此得以了解诺斯替主义这一宗教派别。然而，为何他们仍然坚持使用“基督教诺斯替主义”这一术语呢？经过深入研究，原因变得清晰：存在一支源自早期耶稣教派的诺斯替主义教团，与拉丁欧洲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与西欧8世纪的赛普提曼尼亚犹太公国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还与圣殿骑士团有着密切的关系。
诸多证据揭示，对中世纪欧洲异教团体现象研究的忽视，将使该领域的学术探索误入歧途。其中，圣殿骑士团便是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典型例证。
三、圣殿骑士团
在西方，圣殿骑士团的研究领域一直备受关注。这不仅源于圣殿骑士团历史的诸多争议，而且随着《拿戈·玛第》文集和《死海古卷》的相继发现，许多曾经引起争议的问题似乎变得清晰起来。
在中国，尽管圣殿骑士团享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是真正关注它的人并不多。
例如，杨宏伟先生认为：“圣殿骑士团的建立，一方面是中世纪骑士制度与基督教战争观念发展到顶峰的一个产物。另一方面，它又是12世纪新的修道思想所带来的产物。圣殿骑士团使日耳曼骑士献身于上帝的‘圣战’，使得教会‘基督的战士’的理想得以实现，并且创造性地将日耳曼骑士生活与基督教文明中的修道生活结合在一起，为那些不愿加入传统修道图案而仍想过修道生活的世俗人士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出路。”⑧杨宏伟先生的这一观点亦在其他一些学者的硕士论文中得到体现。
郭建淮先生也认为：“作为十字军运动的组成部分，圣殿骑士团比一般的十字军展示更虔诚、更专业。它最初的只能是保护到东方朝圣的西方基督徒，后来演变为保卫圣地的一支重要力量，其军队最早支撑了十字军国家的半壁江山。它们没有任何世俗目的，每天的生活就是与异教徒战斗，为基督徒祈祷……可以说，圣殿骑士团不仅是十字军战士，而且是其中最极端的、最狂热的圣战份子。”⑨
然而，在《欧洲历史大辞典》中，圣殿骑士团成立之宗旨被阐述为：“继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后，由法国骑士所创立的宗教军事团体……其宗旨在于捍卫十字军建立于地中海东岸的国家。”至于圣殿骑士团的服饰，辞典中记载：“其成员身着饰有红色八角十字的白色长袍。”而与圣殿骑士团紧密相关的医院骑士团，其“成员穿缀白色十字的黑色外套”。⑩
《欧洲历史大辞典》并未记载圣殿骑士团成立之初旨在保护朝圣者。实际上，依据欧洲学者的研究，不仅圣殿骑士团成立之初旨在保护朝圣者这一目的值得重大质疑，而且圣殿骑士团最初的服饰并非为饰有红色八角十字的白色长袍，而是与医院骑士团的服饰一样：白色十字的黑色外套或黑色十字的白色外套。笔者的研究足以证明这一十字源自近东宗教，与天主教或基督教无关。
通过寥寥无几的译著和专著以及若干篇学术论文可以看出，国内对圣殿骑士团的了解仅局限于“圣战者”这一视野
事实上，郭建淮先生也承认：“对许多有关圣殿骑士团的历史问题，史学界至今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比如，罗马教廷是出于什么目的取缔的圣殿骑士团，对圣殿骑士团的指控是否属实。”⑪
鉴于西方学术界对于圣殿骑士团所涉及的多项“历史问题”以及“对圣殿骑士团的指控是否成立”尚未达成共识，此现象揭示了当前关于圣殿骑士团的某些结论，仅反映了特定学者或特定视角的观点
所有证据都显示：对圣殿骑士团的研究领域仍有广泛的探讨空间。
尽管研究资料稀缺，但随着《拿戈玛第》文集和《死海古卷》以及相关“西方内传学说”的多部译著的出版，加上综合散见于各类著述中的资料，使得笔者得以开展对圣殿骑士团的研究。跨学科的研究成果揭示，圣殿骑士团并非如中国学者及部分西方学者所描述的那样，仅由其外在形象所界定的狂热天主教军事修道团体。
大量文献资料表明，自11世纪以来，拉丁欧洲所经历的异教复兴运动与圣殿骑士团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圣殿骑士团很可能与早期基督教派别有所联系。此外，作为中世纪拉丁欧洲最早且规模最大的异教秘密社团，圣殿骑士团被认为是玫瑰十字会与共济会的前身。因此，圣殿骑士团对于研究中世纪欧洲历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本书将致力于以实证主义的方法，综合多学科的知识，对圣殿骑士团及其衍生的秘密教团进行严谨的学术探讨。
四、拾人牙慧还是推陈出新？
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历史中没有绝对的非连续性。没有任何东西会完全突然地发生。任何事件，无论多么出人意料，都不会没有事先的准备……对于所有事件在时间上有所关联的这种特殊洞察，连同检查其来源真实性的冲动，标志着历史学作为一门学术学科的诞生。”⑫此句实际上阐述了历史学研究与侦探破案过程的相似性。
历史学之魅力，正在于此。因此，本书之撰写，采取了循序渐进之方法此法之益处在于：读者与作者共同步入研读、思考与理解之途。至于是否能达成共识之结论，并非至关重要。关键在于，笔者提供了一种与传统视角迥异的分析历史现象之角度。必须明确指出，这一视角源自三点：一，强大的问题意识；二，深厚的知识储备；三，卓越的文献阅读能力。这就是本书与众不同之处。
在历史研究领域，不存在任何完美无缺的著作。因此，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某一特定观点并不等同于绝对的真理，因为历史研究总是在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再肯定的循环往复中持续发展。
此外，历史不仅受到人性的影响，研究者亦然。
例如，詹姆斯∙D∙塔博（James D.Tabor）也说：“有许多最重要线索，明眼人都看得到，只是视而不见。这道理适用于历史学家。”
在研读许多历史著作的过程中，笔者不禁频繁忆及詹姆斯的这句话，原因在于这些著述中显现出作者有意为之的选择这一现象揭示了历史研究常受人性影响，而不仅仅是历史本身受人性影响。这表明，历史的书写并非完全客观，而是往往受到作者主观意愿的塑造。
笔者不愿意做这种“视而不见”的历史研究者
沈志华教授说得好：“历史学关注真相，而非真理。”因此，本书无关宗教或其他，只是一个历史学领域的研究而已。正所谓“学术无禁区，言论有自由”。本书的目的并非在于批判中世纪的天主教会，鉴于此类批判已汗牛充栋，为众人所熟知。
本书所引述之材料，皆源于国内公开出版的著作、和论文，其中大部分源自国内知名出版社和大学。书中诸多观点，亦多源自这些作品。笔者仅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为确保所引用材料之真实性，本书尽可能地直接引用著述者的原文。
本书旨在通过对圣殿骑士团及其相关教团和现象的深入研究，重新解构11世纪起至科学革命时期的拉丁欧洲历史，并提出诸多新颖的观点。
本书所进行的研究填补了中国在该领域内的研究空白。
笔者不做历史的搬运工，而是致力于在历史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性的探索。本书所引述的一些材料与观点，虽已为部分人士所熟知；但对那些不满足于知其然，而更渴望要知其所以然的读者而言，本书将呈现一幅全面、深入且新颖的历史图景一幅并非以基督教视角呈现的拉丁欧洲中世纪异教历史。
随着历史图景的逐步展开，读者将从本书的丰富内容中体验到破案的愉悦。
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参考文献
①［德］约翰内斯·弗里德：《中世纪历史与文化》，李文丹、谢娟译，九州出版社，2020年，第1、2页。
②［荷］H·弗洛里斯·科恩：《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张卜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第70页。
③［法］雷比瑟：《自然科学史与玫瑰》，朱亚洞译，华夏出版社，2019年，“引言”：第3～4页。
④［美］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十二世纪文艺复兴》，张澜、刘疆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63页。
⑤［美］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十二世纪文艺复兴》，第4、8页。
⑥［荷兰］乌特哈内赫拉夫：《西方神秘学指津》，张卜天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2页。
⑦［法］菲利普尼摩：《什么是西方：西方文明的五大来源》，阎雪梅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引言”：第4页。
⑧杨宏伟：《中世纪圣殿骑士团的建立》，首都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内容提要”。
⑨郭建淮：《中世纪的圣战者：圣殿骑士团》，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89页。
⑩王觉非主编：《欧洲历史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231页。
⑪2001“引言”：第2页
⑫［荷］H弗洛里斯科恩：《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第19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