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茵生花
1953年圣诞节一大早，我就被妈妈从床上拖起来，离开被子，乍冷的空气把我哆嗦醒。“别问，你父亲回来了，我们得去站台接他。”妈妈捏着我的肩胛，我被卡得高高的，努力挣脱着去看床头有没有圣诞老人带来的礼物，没有。
“他说好四月回来，这么多批服营兵，您都去了。”我不敢往下说，妈妈脸色其实没什么变化，只是故意似的，低下头给我穿袜子，睫毛低低的遮住了眼睛，嘴角抿白了。
穿完衣服，我像个足球一样好像可以滚动起来，似乎更加方便得能被妈妈“踢”进站台。一路上，妈妈推着我不断往前，一心急就顾自走，我便扭捏地慢腾腾走着，冷风甚至故意把死叶子吹到我脚边，我快步上去踩，叶子那种经脉破裂的声音让我笑起来。可是妈妈马上退几步提起我的帽子按着她的步子赶。
这一次，站台上只有我和母亲两个站定的人，她从包里拿出那块涂着新漆的木牌，其实六个月过去也不新了，本想给我挂上，像前三次来等待一样，可还是缩回了手放进包里，反而是等下身子，把我的头埋近怀里，一只手反复在我厚实的外套外面摩擦，图点温暖。
“妈妈，今年我的圣诞礼物呢？”我实在忍不住问。她放开了手先笑起来，又把我的头摁在了她肩头，“长高了。”，我只好傻傻地被她抱着，可我已经是个十二岁的男子汉了。
火车呜咽声是临近中午才到的，妈妈听到时念得却是“圣诞快乐！”，然后才迈开步子，眼睛就那么盯着拎着有包裹的人，我跟在后面看地上的粉笔印子，那是先前服役兵回归潮时，人们怕认不出亲人而画的，用手去抹，看看还能不能把指腹弄白，看看它延续到哪一站。
我的目光看着白印子拉长而上升，一个男人立在了我面前。妈妈的笨重长靴敲着地面声音那么密密匝匝，她奔向那个男人。就这样这个背着黑色的包，高高大大地，弓着背的人就是我的父亲了。直到我可以看见他胡渣上的碎面包屑，妈妈终于和他拥抱，他抱妈妈的姿势很生硬，弯曲着手臂拍着妈妈的背，好像军人相见一般。
这个男人，就是父亲，和家里私藏的照片上大不一样，照片上的人穿着纳粹军装，亮得起油的头发写着年轻，站姿也不那么正，仿佛是，战争会胜利的样子，眼睛里好像藏着母亲，因为他的笑像极了爱情。
我盯着他的脸，颧骨突出，两眉之间有深深的凹陷，我甚至都不敢去数他额头上的皱纹，再看眼睛，直直地看着我，吓得我不敢动弹，却没法不抖。母亲让父亲抱抱我。可他没动，只是看向母亲与粉笔印子缩回去的方向，好像我的脸他很熟悉，或者他胆怯。我知道这时候母亲一定在看我，指望我能去抱抱父亲，我却往后退几步，不看父亲或者母亲。
一路上返回还是走，三个人比两个人的路长了好多，妈妈时不时问父亲身体状况如何，在苏联的寒冬里有没有生什么大病，父亲回答得很生疏，与母亲等待的激动大不相同，德语发音都被拖长，有些苏联口音，我听得刺耳，抬起头看父亲的喉结，他说着说着突然目光扫到低处我的脸上，他也是一怔，立马再往妈妈的方向看，手不断地去捋着背包的扣子坠子。
到了家里，父亲放下黑色的大背包，和妈妈一起进了客厅，坐在战前购置的沙发上。父亲上半身都倾侧着，双手倚着膝盖，仿佛有什么话对我说，因为我站在门边，低头看父亲的鞋，而他的鞋故意一般前后摩擦挪动，好不让我看清。这时母亲叫唤我，让我做到父亲身边去，我这要过去坐，父亲却突然站起来。我尴尬地坐在小小的一块沙发垫上，看着这个角度父亲鞋摩擦的地方，干干净净。
这样的氛围实在是太憋人，我还是问了母亲的意思偷偷溜出去踢球了。足球场地上都是黑黑的煤灰，这时赶上午间风大，场上的足球被狠狠困在角落里，厚布包裹的球被煤灰涂成了黑色，我用手把球抱起来，贴着怀也不是，不贴也不是。这时迪马他们来了，我们默契地站到各自的点位上，我是守门员，守着一个很小的门框，看着足球控制在他们的脚边，随时准备调转方向，而我却完全不能上去抢球，进球俩字就这样和我划清边界。脚边痒痒起来，我就离开门框在后防线上活动活动，看着皮球向我们的门框扑来，我本想来一脚“超级世界波”，可倒钩一脚只扑倒了自己，没碰到球，小小的门框被足球占了个满。
这天不同在于，伙伴们没有像平时一样取笑我，他们的注意力都聚焦在了我身后，我的父亲身上。他还是这条街道上的新人，而他直直的不转弯的眼神打在我身上，伙伴们一下就明白了他是我吃吃不现身的父亲，他们好奇地打量他，想知道全街道唯一的纳粹兵是个什么形象。我回过头，父亲还是一身灰扑扑的，蹲下来又把我拎起来，对着我的脸，不说话，大手直接搓掉我眼睛里的眼泪，最后说：“没用。”
我已经十二岁了，是伙伴里年龄最大的，父亲的这些动作让我见识到了伙伴口中可怕的纳粹。对我来说，他不只可怕，还可恨。
我走下了场，坐在长石板上，冰冷刺得我刚要站起来，一只手又把我按回去，“最近好吗，我的幸运神？”是赫尔穆特，他直接把手搭上我的肩膀，把我搂着，“马蒂亚斯，我重返国家队了，也就是说我能参加明年的世界杯了！”
我勾起嘴角，但实在笑不出来，我打发他问：“为什么？”“还记得那天比赛，你来看的那场，我替补出场进了俩球，教练觉得我有戏。”我把他的手扒拉下来，站起来往家里二楼的方向看，我总觉得父亲在那里看我，他似乎我喜欢我踢球，也可能是不喜欢我。我草草回了赫尔穆特一句“祝贺你，好运，我得先走，回见了！”，就跑回了家。
父亲高大的影子和母亲重合在厨房里，里头有肉的味道，还有重重的一下一下下刀的声音，混合着刷刷的水声，那泛黄的电灯照得父亲和午间完全不同，他仿佛在笑，在看母亲，手里提着肥肉和刀，可以一转身，那压在手上的重量，似乎提醒他响起了战场上拿着的武器，他又落寞地低头干活。
我照常去院子里逗兔子，但今天那些老迈的兔子的臭味消失了，那淘气的小兔蹭网笼的声音消失了，只有磨刀霍霍，还有风吹起来的细毛。“啊——”
直到很晚，妈妈上楼来安慰我。她坐在床的边沿，一直听着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不说话。最后我哭得累了，我问妈妈：“爸爸为什么要回来？”妈妈咽了口唾沫，把我的头放在他胸口，她说：“失去灰兔们难受吗，小马蒂？”我没动。“爸爸因为我们国家战败被送到苏联的战俘营关押了九年，也就是，每天都要忍受你丧失兔子们的痛苦，每天，九年里的每一天。”我第一次听到父亲的经历，这个古怪的人的故事。“可是他为什么要把痛苦强加给我呢？”妈妈下楼后，我蒙在被子里不敢大声哭，好像大声哭会让圣诞老人生气，看着墙上的日历，恶狠狠地划上一笔你，圣诞这天过完了。“圣诞快乐！”我矫情地对自己再说一遍。
第二天，早上反而睡得很清醒，我打开门像以前一样对妈妈大喊“早上好，妈妈”，好让妈妈在楼下能听到我起床了。今天不同，我冲着二楼木板的缝隙看一楼，妈妈还是应得平常，可我看见父亲坐在沙发上发愣，我只好讪讪地又加上一句“早上好，爸”。那粗粗的缝隙里只能看见父亲突然站起来，那翘起来的头发乱糟糟的，我怕他往上看看见我这个偷窥者，立马跑回房间换衣服，木板被我踩得闷响，我想父亲一定会抬起头。
早点的时分，电视里播放出西德宣布的世界杯暂时23人大名单，那上面有赫尔穆特的照片和身高体重，妈妈用叉子敲了敲我的盘沿，又把电视关掉，眼神往父亲的方向撇，又微微压低眉毛。我把眼神转回餐桌，对面的父亲没看我，他的盘子里已经空了，“他是谁？”父亲突然的一问让妈妈也莫名其妙，“电视上那个？那是足球，你不是不喜欢吗？”父亲点点头，看了一眼我的餐盘，转头把电视的音量调大一点，“嗯，他是谁？”我猜父亲问的是前一幕里停驻的赫尔穆特，刚想说话，可父亲用餐布擦完了嘴，顺手拿起一件外套就往外走。我什么话也没说上，只是看着他弓着的背朝外挣，像个父亲，不像纳粹的兵。
因为严寒，这个冬天很是艰难。父亲经常扶着门发呆，我常常站在他身后，不知道该径直走出大门还是乖乖在家待着。新年后的一天，太阳照着满地的新雪，瓦片上清澈的水珠一滴滴掉下来，把过去一年的难熬全部洗去。我盯着水滴往下坠，突然父亲在耳后的一声砸进我的脑子，“你怎么闷在家里，男孩子要多出去走动，闷在一个地方会闷坏的。”我瞬间转过身站起来，低下头，可是我实在想看看父亲的脸色，我抬起头又埋下去，笑容不自知得浮起来。我往外走几步，正打算回头再讨个父亲的眼神好笃定一点，背后轻轻的一脚把我踹出了门，就这样微妙之间，父亲有了变化。
那天踢球，赫尔穆特早早就在，他见我中场休息时，跑过来告诉我：“你的身高很适合后卫啊，你踢得太稳，没法控球，倒是可以阻截别人的球，你记着，碰到球后找空子传给队友，别直接给，容易让别人扑空门。”我看着他，眼睛里有信任的星星，可这一切对我而言还显得有些“诡异”。
我按着赫尔穆特的说法，观察着场上各个球员的习惯性方向，运球动作，当球来到我脚边时，迅速绕过较近的队友，传给稍远些的应接者。我们一边的优势慢慢扩大到了整个门框前，我也认识到作为后卫的魅力与安全感。直到春天来了，父亲有一次出现在了球场边，黑色的煤第一次称得米黄外套的父亲不那么高大疏远。他还抱着一个足球，看见我看他，他竟然红了脸撇过头，冲我的伙伴们喊“可以踢新球啦！”他把球给了迪马，转过头再看我，可他不知道，我一直都盯着他，希望他能看见我，这次父亲没躲避，他抬起手，向我扬了扬头，没那么帅气，可截然不同。
接下来的月份里，赫尔穆特不再来看我了，他要准备国家队的训练，我也慢慢地去给妈妈的酒吧里帮忙，没太多时间踢球，而父亲，除了看着酒吧，就是看着煤场地，那白白的球框，父亲一看就是半个下午。
到了六月，世界杯在瑞士打响。父亲特地把电视从家里搬到了酒吧，白天开着方便客人看比赛进程，开始的几天，酒吧里全是脏话，因为我们国家首战匈牙利，3:8。我看见赫尔穆特双手插着腰，从场地上走下来，还是老习惯，左脚先踏出，可他拒绝采访，多么糟糕，这样的比赛再来一场，德国队的世界杯就结束了。
6月24号的时候，赫尔穆特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是父亲接的，我那是跪在二楼的木板上偷偷听着一楼父亲的回答，“他很喜欢足球，也谢谢你，这不是个聪明的孩子。”“我只能尽力。”我本想走下楼问问父亲，赫尔穆特怎么样，德国队怎么样，可是我看见沙发上的父亲头往后仰，拿着电话不松手，另一只手扶着额头，我总觉得父亲又矮了一些。后来几天，父亲就不再酒吧忙活了，不知道他干什么去，只是有一天他打了市里的电话问保险的事。早出晚归的父亲好像也没时间爬上二楼，去看看我偶尔当起边锋的样子。伙伴们也开始在踢球前祈祷，祈祷各自喜欢的球员，和一整支德国队。如同父亲一样，一点点融入进去，慢慢变好。
7月3号晚上很晚的时候，父亲来到我的房间叫醒我，他的大手抓起我床上的几件衣服，推着我走到车上，他不知从哪里借来的车。“马蒂亚斯！”“在的爸爸，爸爸……我们去哪里？”“伯尔尼。”我突然明白了爸爸，我们要去的是明晚德国队的总决赛。
那天下起了令人窒息的雨，我们一路赶过去，却因为一棵死死拦着道路的树而不得不绕路，父亲对于瑞士的路况并不了解，我们绕了大老远也没有找到伯尔尼这个城市。而绿茵场上也是那么糟糕，我们的对手还是匈牙利，我们还是一开场就落后了两球。
父亲这天的脾气出奇的好，他看着我低着头，听着广播里的报道，用他的大手压着我的头，又是轻轻的一掌：“没事，我们会赢的。”我左看右看，父亲的路是那么长。
我们赶到的时候比赛只剩三分钟，我看到了绿茵场上的赫尔穆特，我向他拼命挥手，可是他看不见，父亲一把把我抱起来举过头顶，赫尔穆特转过头刚好能看见教练席隔离墙旁的我，他冲我们笑，边往后退，注意着场上对手的后卫。
马上我们就被保安请了出去，因为我们没买票。我和父亲坐会了车里，听着广播宣布比赛结束，德国队3:2逆转匈牙利，天呐！
父亲听着解说员高呼的“我们赢了，我们赢了！”，竟是满眼泪花，他哽咽得出声，感谢着上帝，一把搂住我，“马蒂亚斯，我的好儿子，你是德国队的幸运神……”我不知道父亲是因为集体荣誉感，还是战后失败的阴影，这场胜利如此与众不同，当然也不只父亲，千千万万的德国人都渴望胜利，这场雨淋在父亲租来的车上，却像烟花一样展开，露出千千万万个笑容。
这一次，换做我和父亲在站台等待全西德的英雄，他把我举过头顶，我能看见那红色的火车头向我驶来，车厢其实不大，里面的球员已经换上了西装，他们努力向窗外看这片土地的一切，看迎接英雄凯旋的我们，似乎球场上拿下雷米特杯也不过此时看见热土上贫瘠而又富有的人们那么欢愉。因为父亲很高，所以我能看得很远，可是这天我看着红色火车头满载的英雄，总是不知不觉地看向父亲，火车快停下来的时候，父亲哭了。
父亲哭了。
我十三岁的这场世界杯之后，我们的国家的沉重感渐渐消解，电视渐渐普及，水果罐头分量越来越足，报纸的纸质越来越舒服。甚至有一次电视上放起了二战中纳粹的罪行时，我故意调频避免让父亲看见，可是父亲很严肃地告诉我，这些事情他也参与了，这是罪恶的，但是要承认反省的。他的表情，我不知怎么形容，只觉得和站在火车站台那天那场哭泣是一样的。我突然想起，在那个令人伤心的圣诞夜，我几乎恨透了父亲，可是当我再回想这位如此想回到故园的纳粹兵，他也只是位父亲，曾经是位少年。
2020.10.9 于濒佘山落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