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安，出生在风光秀丽的江南水乡绍兴，家乡的秀丽山水没有滋养出她的珠圆玉润。她身材瘦小，高额头、尖下颏，脸色黄白，绝无江南女子的水灵。但她性格温顺，懂礼数，会女红，加上“三寸金莲”，从里到外绝对是传统家教出来的淑女标配。
这样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女人，却因为一桩包办的婚姻，和一个名声显赫的男人，而常常被世人以鲁迅的原配夫人名义提起。
其实，她只是个挂名夫人。从洞房花烛之夜起，鲁迅从未让她做过完整的女人，一生都过着无爱无性的生活。41年的辛苦追随，换来的是早已沦为摆设的陌路夫妻，她象一尊肉身凡胎的泥菩萨被鲁迅供在了家里。
1899年，已是21岁老姑娘的朱安，因为自己温顺娴淑的品性，契合了鲁迅母亲的心意，在未征得儿子同意的情况下，将她与小她3岁的鲁迅定下了这门亲。
1906年7月，28岁的朱安，被迎娶进周家大门。
成婚那天，当花轿落地的一刹那，一只塞了棉花，穿在小脚里的大鞋从轿子里跌落出来。脚未着地，鞋先落地，当大鞋被捡起，重新穿回小脚时，也预示着小脚主人不幸命运的开始。
当年，身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在获知自己被定亲后，并未提出退婚。而是通过母亲，向朱家提出了二个要求，一是让朱安放脚，二是让朱安进学堂念书。遗憾的是，朱家并未按鲁迅的要求去做，既未让女儿放脚，也未让她进学堂。
婚礼上的小脚穿大鞋，是朱家为了迎合鲁迅的心思而为之。而在婚后的日子里，“小脚”和“没有文化”成为横在鲁迅和朱安之间二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也是鲁迅始终不能接纳朱安的重要原因。
其实，人生最不可以赌的就是婚姻，而朱家赌了。一个目不识丁的女人，嫁给一个留洋的男人，这本身就是一种冒险，朱安的悲剧从冒险开始。她的最大不幸，就是嫁给了鲁迅。她既没有江冬秀这么好的运气，也没有江冬秀泼得出去，收得回来的霸气。所以在这场不匹配的婚姻中，朱安注定是个输家。
朱安自从走进鲁迅的生活，她任性固执地相信：只要自己不离开鲁迅，默默地守着他，辛苦地操持家务，侍奉好婆婆，终有一天，鲁迅会接纳她。所以她小心翼翼地极力讨好鲁迅，生怕让他看不起。为了赢得鲁迅的青睐，她也努力过，她象蜗牛一样从墙底开始，艰难地往上爬，希望一天爬一点，爬上去和大先生比肩。但是，二个从思想、教育反差如此之大的生命，朱安岂能有比肩的机会？
尽管如此，这个旧式传统的女人，抱着“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的原始信仰，无条件地枯守着这早已名存实亡的婚姻。一年四季，在孤独寂寞中打发日子。从绍兴的老宅到北京的八道湾胡同三进院再到砖塔湖同，她从未和鲁迅同住在一起，却和其母亲同住一院。她安分守己41年，也将自己蹉跎了41年，无条件的付出，却始终没有等来鲁迅的回眸。
朱安是个温顺的人，所以这么多年她听从命运的摆布。她始终没有勇气向前跨出一步，为自己找一条生路。反而在几次鲁迅让她选择是留绍兴还是去北京，是回娘家还是随自己搬家时，她一次又一次坚定地作出要跟鲁迅走的决定。她明知跟着鲁迅生无可恋，但又幻想着自己能走进他的心里，过上象其他正常夫妻那样的生活。这种过份依赖婚姻的心态，却将自己的退路一次又一次的堵死，最后把岁月熬成了白发，也无济于事。
她曾凄凉的向人诉苦道：“老太太嫌我没有儿子，大先生连话都不同我说，我怎么能有儿子呢？”听了她的话，无不叫人心酸。一个大活人，被鲁迅当礼物供着，生命尤如枯槁的油灯被一点点耗尽，陪伴她的只有比她年迈的婆婆和冰冷的屋子。
人们常说：生命是苦难的，只有在苦难中醒悟，才能盛开出花朵。这对于一个旧时代没有文化的朱安来说似乎过于苛求。所以她忍愿象木偶一样的枯坐家里，接受鲁迅的供养，也不愿冒死一搏去争取活路，因为起码这里有个地方可以遮风挡雨。
人们都说她和鲁迅都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但相对于朱安来说，鲁迅是主动的，自由的。当初他也可以悔婚，也可以象胡适一样慢慢地悦纳妻子，可是鲁迅什么都没有做。他为了成全自己的孝道，没有退婚；也为了不让这个女人下场更惨，而没有选择离婚，但却残忍地任凭朱安自生自灭。
鲁迅曾对朋友说:“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这是母亲送给我的礼物，我只负有一种供养的义务，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他还真是说到做到，没有食言，尽了供养的义务。他给了她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安居屋，却给不了他作为丈夫的爱和柔情。这种冰冷到骨子里的冷漠其实就是另一种的残忍，和离婚没什么两样！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朱安的不幸是鲁迅强加的，这个反封建礼教的旗手，无意中成了封建礼教的帮凶。
终于有一天，另一个女人出现在鲁迅的生活里，她就是和鲁迅有着共同文学爱好，对鲁迅充满崇拜的许广平。这个女人的出现，让鲁迅迎来爱情的春天。朱安终于明白，她所有的努力都已没有意义，所有的幻想和期待都成了泡影，她说：“我待他最好，也是无用。”她曾象一只蜗牛竭力向上爬了这么多年，到头来，还是跌落原点。
当鲁迅和许广平一家三口幸福地在上海生活时，这个枯槁的女人仍在北京凄风苦雨地生活着，每个月靠着鲁迅的供养艰难度日。鲁迅去世后，他在北京家里设灵堂，祭奠这个名义上的丈夫。
当她的生命走到尽头时，心里仍想着自己能和鲁迅葬在一起。生，不能同床；死，岂能同穴？最后她被葬在北京西直门外，与之作伴的是她侍候了半辈子的鲁迅母亲。最后的归宿应验了鲁迅所言：“她不是我的太太，是我母亲的太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