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梳着大背头，穿着大风衣，里面穿着毛绒针织衫，西裤皮鞋，带着大墨镜，看起来就很有学者的气势。爷爷出生在一个还算富有的家庭，姥姥那时候在我们县城也是赫赫有名的手艺人。在战争时期，姥姥把一半的家产捐给红军，正是因为家风好的原因，爷爷也从小刻苦学习，钻研知识。爷爷大名叫郭宏儒，小名叫宏娃，子长县也算有威望。
听奶奶说在60年代，当时吃饭都要拿着粮票去粮站去领粮食，当时粮站有一个大机器常常罢工，经常要请外地的工人师傅来修理，当时交通不方便，修一次要好长的时间，爷爷当时是个工程师，他说他会修理这个机器，当时公社的人就让他试一试，结果机器“哒哒哒”的运转开始了，我也忘记那个机器叫什么名了，奶奶说，那个机器不运转全县人就吃不上粮食了，从此以后，爷爷就成了全县唯一能修理粮站那个机器的师傅，每次排队分粮，公社的人说，先给宏娃他们家分，如果没有宏娃，咱们什么都吃不上。
改革开放后，政府拆除了十字街的一排排窑洞，把那里修建成了一栋栋的楼房，爷爷分到两间房子一间门面，一共三层。90年代初，爷爷和奶奶在自家的门面经营起一家水暖建材门店，那里也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夏天，爷爷在门外摆了一台冷饮机和冰柜，那时候我和大爸三爸家的孩子每天都会偷偷的喝冷饮吃冰棍，奶奶怕我们吃出毛病每天都当我们的监工，从来不让我们靠近冰柜。看着来来往往的人都跑到这里来喝冷饮，有时候都排着长长的队伍，看着我们兄弟三个直嘴馋，所以爷爷每次在调饮料的时候都会先让我们喝一点。
小的时候，十字街两旁都是卖煎饼的摊子，我自己拿着碗，想吃谁家的煎饼只要把碗给人家，爷爷下班后都路过煎饼摊，询问我吃了哪家的煎饼然后把钱给付了。爷爷也喜欢吃煎饼，常常带着我去吃煎饼。刚上小学的时候，母亲突病，爸爸带着母亲去北京治病。所以我一直就和爷爷奶奶生活，直到若干年以后母亲病故，我也一直和奶奶生活。所以我对爷爷奶奶的感情很深。爷爷也很疼我，常常带着我去上班，那时候爷爷是市政管理处的领导，他开会的时候我就在一边去玩耍，那时候城市环境整治，爷爷经常要出去巡查城市卫生。我就乖乖的跟着爷爷坐在车上看着外面那些小商小贩们急忙奔跑着，有的在急忙的收拾摊位，有的在躲避，不像现在一样，小商们敢直接暴力抗法，碰瓷什么的。
记得那时候市政处要招保洁工，就是我们现在的的城市清洁工。很多人都来给爷爷说情，希望自己可以或者亲戚可以去市政处打工得到以一份工作，爷爷全部拒绝，那时候我们全县的保洁员都是智力障碍人士或者是哑巴，爷爷说，只要不是生活不能自理的，只要有劳动能力，都可以录用。那时候，全县的基本残疾人士都在爷爷的单位做城市保洁员。他们很淳朴，没有歪心思。
那时候每家每户基本都有一本电话簿，上面记录着全县的单位和每家每户的电话，电话簿前几页都印着县里领导的照片，然后往后翻就是按照姓氏笔画的电话。爷爷的照片每年都会出现在这电话簿前面的彩页里，每当小伙伴来我家玩耍时或者我去别人家做客，我都会拿起那本电话簿翻到爷爷照片的那一页，骄傲着说，这是我爷爷，这让小伙伴们都露出了羡慕的目光。爷爷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拿着电话筒在耳边微笑着，这张照片永远印在我的脑海中，历历在目。
直到我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爷爷突然生病，自己常常一个人去诊所打针，有一次爷爷不小心自己摔了一跤，从此以后家里人就陪着爷爷一起去，有时候我放学也陪着爷爷去打针。爷爷的病渐渐的严重起来，去了西安治疗。直到爷爷病逝后被送回了家，看着爷爷躺在那里，依然梳着大背头，一动不动。爷爷走了，他带走了我们的牵挂，一个大家庭的顶梁柱说走就走了，从此以后，脑海中重重的景象变得模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