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在阅读中重新感知“文学语调”
所谓语调，就是给作品中的叙述以一种确定的节奏、一种措辞的倾向、一种造句的风格。这些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文学作品的形式技巧。形式技巧的意义正是在于它能形成一种语调。语调形成之后，体验就能够被传达，也就是说，作品的真正内容就能够出现。语调这个概念不仅仅适用于文学，所有的艺术作品都是有语调的。真正的作品能够把听者或观者带入创作者对于所叙事情的体验中去。它能把你拖进这份体验，拖成功了，这份体验就作为作品呈现了。作品的“制作”，究其实质，就是将体验置入感性形象。由于制作，那份本来会消失的体验就永远地被保存在那里。——《关于文学的“语调”》
新年伊始，针对当下“全民阅读”中“文学性”的普遍缺失现象以及“全民写作”中“文学语调”的薄弱与淡化问题，文学界同仁就此发声，傅小平在《文学语言在今天或许是更重要了》一文中这样说：
在谈论文学语言时，我们该谈论些什么？以卡佛这一被过度使用的经典句式开场，我并不只是为自己谈论文学语言作铺垫，而是我真的不确定能谈些什么。我不得不说，谈论语言和用语言写作一样是难的。想来太多谈文学作品的文章一上来就奔主题、结构、格局、意义等而去，部分原因也在于语言很难谈，也谈不出什么微言大义。当然一般来说，只有语言好，并且比普通作者要好，才配得上“作家”这个称谓，而所谓作家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以语言为生，语言表达之于他们是必备的基本功，这最基本的东西有什么可谈的呢？如果我非要谈，大概也只能给自己找理由说，君不见如今“作家”也在蹭蹭蹭地通货膨胀吗？
话虽如此，我实际上是不适宜来谈文学语言的。在有限的时间里，我思来想去只能以卡佛式的句子开篇，就足以说明我语言经验的贫乏。再则，都说诗是语言的极致，读诗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直面语言本身，我却不敢称自己懂诗，虽然浸淫文学多年，对其他体裁都不算外行了。恕我愚钝，有些诗我读几遍都不是读得太明白，但要是你想着很多读者都如我这般是外行，就索性把诗往不明白里写，那我要说我虽然一时不理解，但我毕竟还有感知力，我能感知字与字碰撞生成的声音，句与句磨合发出的节奏，段与段错落而成的韵律，乃至弥漫在整首诗的情绪或气息是否自然、和谐、美妙。我甚至能透过这些不甚明白的语言，感知你的表达是否真诚。不管怎样，如果你的思维、经验没有复杂到非得以让普通读者反复琢磨的语言来表达，你不如把诗歌写得明白一些。而包括我在内的很多读者都会有的感知力，也是我觉得可以试着谈谈文学语言的理由所在，纵使如大批评家乔治·斯坦纳所说：“解释一首好诗，结果可能是一段蹩脚的口水话。”
当然我觉得有必要谈谈语言，也是基于我个人的经验。干了记者这个行当，平常难免参加一些会议，也就经常在会里会外听各式专家说哪部作品，尤其是哪部小说写得好，何况现在各大报纸杂志都纷纷推出图书排行榜，真是给人以琳琅满目之感，我招架不住，也难免受到鼓舞，就把这些被称道，被推荐的“好书”拿来翻翻，其中自然有一些是好的，但翻了觉得上当的时候也不少。严格说起来，说这些书好也没错，主题是好的，结构是好的，也有所谓的格局和意义，但其中一些就是语言不怎么好，有时是语感和质地不好，也有时是文句不通，不忍卒读。于是我就想，连语言都不够好，就算其他方面再高妙，一部文学作品又能好到哪去呢！但语言不好，为何也被追捧？那也许是在专家们看来，别的方面太好了，以至于完全可以抵消语言的不够好，也或许是我有成见，根本就欣赏不来有些好的语言。所以岁末年终不谈哪些作品语言不好，而是谈自认为语言好的作品，也就成了明智之举，这样至少不会被认为太自以为是，也太主观吧。
譬如贾平凹的《暂坐》，我曾不揣冒昧写过一段“推荐语”。我说：“读贾平凹的作品，在我可以只需要一个理由，读他的语言。贾平凹的文字表达亦雅亦俗、亦巧亦拙、亦真亦幻，加之亦传统亦现代、亦书面亦口语、亦庙堂亦江湖，有时只在一小段文字里，都可以读出千般滋味、万般风情，读着读着就会感慨，他怎么能写出这么有意味的语言呢。”贾平凹的语言好，为一般的文学读者熟知，我也就免去了追捧之嫌，说到他的语言好在哪里，可就让我有些为难了。单是举个例子吧。小说开初写到西京上空的雾霾，人们戏谑道：哟，北京的雾霾也给咱飘些来了？！我相信很多作家会这么写：哟，北京的雾霾也飘过来一些了？！这里省去了“给咱”两个字，生动性就减了大半；“飘些来了”写成“飘过来一些了”，韵律感又减了大半。应该说，在贾平凹的小说里，这只是一个普通不过的句子，但都能让人感觉到这些好来，只能说明他真是把语言写到家了。
而我所谓的“写到家”，是说贾平凹过人的才华和长期的训练，让他对文字的感觉到家了，而非指的他下了“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的功夫，他或许写某些句子是有过一些琢磨的，但如果句句都这么推敲，怕是难以一两年就捧出一部长篇小说来。但无论如何，贾平凹是极为重视语言的，他在一些篇章里谈说语言，在这部小说里，他也写道：“任何言语一旦嘈杂了，便失去了节奏，成为一种烦嚣，感觉是成千上万个口齿同时嗑动瓜子，是满世界的蚊蝇都聚来了，嗡然为雷。”贾平凹的言语或语言自然是不嘈杂，也不烦嚣的，让人读着舒服。
作品语言让人读着舒服的还有迟子建。在对她的采访中，我写道：“多数时候读你的语言文字，就像看一副好的色彩画一般，觉得舒服，并且是赏心悦目。在这一点上，你确实是从不与读者为难，而是尽力让他们获得美的享受的。”迟子建在答问中引了新作《烟火漫卷》里的这样一句：河面上星光荡漾，就像一片爽朗的笑声。她说：“其实谁都知道笑是能看见的，笑声是看不见的。但我觉得河面的星光灿烂通透，闪闪烁烁，就是爽朗的笑声。”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她这是用了比喻里的通感手法。虽然“通感”这个词，最早是由钱钟书先生提出来的，但钱钟书运用通感主要落在人事上，他关于女人穿衣与“真理”的联想即是一例，而迟子建的通感则通自然，通天地，她的语言有着不染尘埃的纯净和明亮。
在美国作家安妮·普鲁的作品，我们也能见自然，见天地。就她今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引进出版的《树民》，我写过一个“推荐语”。我说：“她经过漫长思考得出的结论——人的本性就是重蹈覆辙，如狂野大自然一般醒人耳目。她用精湛技艺锻造的句子亦如美丽大自然一般悦人耳目。”小说从十七世纪末，两名未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塞尔和迪凯在大变革的时代中离开法国，来到加拿大的原始森林中写起，安妮·普鲁写道：“不知名的草木和奇异的花朵吸引了他们的目光，庄严肃穆的云杉和铁杉，松树枝末梢明亮的新生囊苞，摇摆的银色柳树，薄荷绿色的桦树新枝——一个连阳光都是绿色的地方。”说“连阳光都是绿色的”，也显然是用了通感的手法。照实说来，类似的比喻算不上出奇，譬如这样的句子——“满地松针消减了他们穿行的声响，交错的树枝稀释了他们的喘息。”也不算多美妙，但如中译本代序作者尹珊珊所说，安妮·普鲁在编织句子时浑然天成的方法，除非你如同她那般去体验和思想。要做到这一点就很是有些难度了。
我也颇为赞同尹珊珊称道的，小说里勒内与印第安人妻子的对白写得美妙。尹珊珊写道：“所有的‘不准确语法’反而能更完善地呈现出语言本身的意义，当词语颠倒，语法失效，其中的意义却露出了它应有的样子，仿佛先知一般。”这样的赞誉不可避免带有作者的偏向性，但作家最大限度利用语言资源，或者是合乎逻辑地“创造”语言，却无疑是可贵的。我说可贵的前提是，纵使创新也要符合情境，更不能以破坏基本的语言规则为代价。实际上我不时读到一些陌生化的语言，作者大概是喜好追求新奇的表达，或是自以为现有的汉语没能达到他要表达的极境而有意为之，但我读着却感到说不出来的别扭，如若不是我欣赏不来，那就只能说明这些生造词是让人耳目一新了，却严重破坏了汉语的自然美感。
从这个角度看，语言创新是难的。斯坦纳曾在《逃离言词》一文中称赞詹姆斯·乔伊斯的作品“集结起语词的大军，征召长期睡眠或生锈的语词重新入伍，同时还吸收了新的语词。”同时，他不无遗憾地表示：“更重要的是，乔伊斯从四处偷袭劫掠的语言财富，仍然闪闪发亮地堆在他的作品周围，还没有被当成硬通货。”以我的理解，乔伊斯的语言财富没有被很好的继承，或许在于他设立了太高的门槛，也或许是英语创新的惰性在加强。好在像安妮·普鲁这样的作家却是执着于语言创新实践。尹珊珊说，她试着默读过《树民》的英文原著，还有中文译本，觉得小说“长短句的搭配组合、词语发音高低、长词的音调、陌生的名词、冷僻的动词，仅在语言的语音层面，读出来已经是一首长得没有尽头的歌谣。”我没有对照读过英文原著，但从中文译本看，她说的话大体上是可信的。
如俄罗斯诗人、作家玛丽亚·斯捷潘诺娃的《记忆记忆》这般介于小说、诗歌、回忆录、家族史之间的复合型作品，就难说是歌谣了，倒是比较接近于长篇叙事诗。这样的作品，用出版社宣传语的说法，既是一部哲学文献著作，一部充满了写作者主体声音的批评著作，也是一部具有散文诗美感与精确的微观想象力的文学著作，本就包含了很大的阐释空间，是从主题、结构等各个角度，都可以大谈特谈的。但我还是要说，这部小说最突出的部分还是在语言上。这样一部向“语言美食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说吧，记忆》致敬的小说，如果在语言上平庸是怎么都说不过去的！以我看，她把记忆比作面包就很有意思：“往事如一团发面，只有在讲述的那一刻才会固定形状，与此同时减少体积。”只要仔细体味一下，她的比喻又准确，又形象。作为一个典型的诗人，斯捷潘诺娃就像有网友说的那样，善用隐喻和比喻，很多句子都可以有多重解读方式。同时亦如俄语文学研究专家汪剑钊所说，在这部极具探索性的书中，打破惯性思维的语词组合俯拾皆是，充分凸显了语言的诗性，由此照亮了现实中一部分被遮蔽的生活。
想来也是，我们的生活在很多时候是需要诗性的语言来照亮的，而文学作品天然赋有召唤诗性降临的使命，所以语言当然重要了。实际上，文学语言在今天或许是更重要了。因为文学的空间，正遭遇非文学空间的挤压，如斯坦纳所说：“现在，意义和实践的大量空间属于非语词语言。”在这样的情况下，作家写作最大限度发挥文学语言的功用，也可以说是在拯救文学本身。我们也有必要重申斯坦纳的忠告，“今日作家用的词往往更少，更简单，既是因为大众文化淡化了文学观念，也是因为能够由语词给出必要而充分阐述的现实的数量在锐减。”如此，作家写作更有必要强化可以由语词来充分阐释的那部分现实。但带有悲剧意味的是，如斯坦纳所说，语言的浅薄化已经使如今许多文学作品变得平庸。
以我看，斯坦纳可谓一语道出了当下文学面临的窘境，也因此更加凸显了文学语言的极端重要性。当然话说回来，语言好是很重要，但只有语言好却是不够的。古人言：“文以载道”，如果是理解为文学作品必须讲道理，是有其偏狭之处，但如果是说一部文学作品最理想的状态是，文学语言与主题、结构等如盐入水，融为一体，可就值得提倡了。问题是如斯坦纳质问，现在倾泻出来的“言”中，究竟多少在载“道”？何尝不是呢！如果言不成“言”，又当何以载“道”？
写到这里，我也不确定自己是否说清楚了什么，即使未能了然，我也似乎有理由，毕竟谈论语言是难的。如果说什么是好的语言？我们能给出的标准也无非是准确、生动、多义，有好的语感，富有表现力，等等。谈语言，确实不如谈论主题、结构等，让人更有谈论的兴致。再则，作家或写作者呼唤好的语言，难免会被目为自以为是，自视甚高，也因此如阿来这般断言：“连语言都不好，即使作品能红极一时，也不会传之久远！”实在是需要足够自信。我没有这样的底气，但作为普通读者，我总归还是抱有读到好的文学语言的渴望，也就姑妄言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