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哲学学者，汪民安最富于盛名的，是他本雅明式笔法的文化评论。他的评论和随笔，既富有学术性和思想深度，又凝聚着他的个人生活体验和自身感受的温度，在国内学者的作品当中，是相当具有辨识度的。

现如今，汪老师居然又赶时髦，拍起了纪录片。这部关于福柯的纪录片，在国内的文化艺术界引起了不少的关注和讨论，也先后在广州、北京、南京、上海等地进行展映。在汪老师于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参加本片放映会的间隙，围绕大家对这部纪录片感兴趣的诸多话题，他接受了江海一蓑翁的独家专访。

用学术论文思路拍成的纪录片

江海一蓑翁：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拍一部关于福柯的纪录片的？为什么会专门想给福柯拍这样一部片子？

汪民安：大概是两年前吧，当时我们在北京开了一个纪念福柯逝世30年的讨论会，在那个时候我就决定拍一个这样的片子。拍福柯当然是因为他是我最喜欢的哲学家，也是我最熟悉的哲学家。我觉得我只能拍他。

江海一蓑翁：您自己将这部纪录片称为论文式纪录片，那么在您看来，这部片子的论文形式都体现在哪些地方？

汪民安：这部片子实际上就是一篇关于福柯的论文。只不过是以图像的形式呈现的。它有三个章节，大体上涉及的就是福柯的三个主要阶段的思想。而且，除了讨论思想之外，没有谈论任何其他的东西。我这里的论文纪录片，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它真的是一篇论文（paper）而不是essay。我想说的是，它跟我们通常所说的论文电影还不完全相似。

全部由引文构成的影像作品

江海一蓑翁：我们知道福柯是一个思想体系非常庞杂丰富的学者，您为什么会选择“人死了”、“权力/知识”、“自我技术”这三个部分作为影片展现的三个主题？

汪民安：这部片子的目的就是讨论福柯的哲学，而不是讲述福柯的故事。但是，就像你所说的那样，福柯的思想非常丰富。在一部片子中不可能呈现福柯的所有思想。因此，我只能讲福柯最核心的几个主题。大体上而言，我讲的三个主题代表了福柯的最重要的三个方面。也就是他早期，中期，晚期的三个主要关切。

第一部分主要谈的是《词与物》，这个里面一个重要的概念是“人之死”，这是福柯早期比较关键的思想。

第二部分谈的是福柯的权力概念，对应的是福柯早期和中期的两部代表作《疯癫史》和《规训与惩罚》。

第三部分是福柯的晚期思想，主要讨论的是自我技术。 

江海一蓑翁：我注意到您每部分影像表现的方式，基本开头是福柯的原话视频，接下来是中西各方学者对他这一段思想的阐释。您为什么会采取类似原文加注评的经典解读式书籍的方式加以展现？

汪民安：你看得比较准确，实际上我自己是把这个纪录片当成一篇论文来写的。福柯的谈话，就像是我的原始材料。他说出来的话，当然最能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但是，有些地方如果没有前后文的话，就比较难理解，这样，我需要找到一些恰当的解读。这就是你说的那些学者的阐释。另外，接受采访学者也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并非是对福柯原话的解读 ，而是对福柯的风格，对福柯的接受状况，以及福柯和朋友之间的友谊等等的介绍。

这样安排，还有一个考虑是，如果纯粹谈论福柯的思想，从头到尾谈论哲学，可能会让大家感觉太累了，可能不容易跟上。如果有一些对福柯风格的介绍等，可能会让大家感觉轻松一点。这样可能会产生一个张弛有度的效果。当然，即便如此，片子还是有太高的强度了，还是会让许多人感到难以跟上。当然，这也取决于每个观众的背景和情况，取决于他们对福柯和哲学的了解程度。一篇哲学论文，不是喜欢赶时髦的人都能够看懂的。哪怕它尽量追求通俗易懂。

江海一蓑翁：我们知道福柯除了是位哲学家以外，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为什么这个片子里面采访的所有学者几乎都来自人文学科，而只有冯珠娣老师这样一位人类学家可以说是社会科学的学者，为什么不多采访一些社会科学的学者？

汪民安：为什么我只采访人文领域的学者，没有采访什么政治学者或其他领域的知识分子？这个问题我还真的没有考虑过。或许我采访的对象都是比较熟悉的朋友。而且，他们也是研究和翻译福柯的专家。我个人觉得国内这些出境的学者，都是研究福柯最好的学者。而且，我也不认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有多么大的区别。至少，在福柯这个片子中，我并没有刻意去考虑这些受访者到底是什么专业的，我考虑的是他们是否对福柯熟悉。这是重点。

本雅明的影响无处不在

江海一蓑翁：这部片子没有任何旁白和解说词，甚至连配乐也非常之少，完全依靠各种访谈和演讲视频的拼接构成影像的主体内容，为什么会采取这种“纯粹由引文构成”的表现方式？

汪民安：我受到了本雅明的启发。本雅明说过，他想用全部的引文来写一本书。就是说，一本书，没有自己的一句话，全部是引文，从引文到引文。当然，他没有实现这个计划。我试图用影像的方式来完成这个计划，就是在片中全部由人来说话，福柯在说，其他人在说，都围绕着福柯的思想在说，围绕着一个主题在说。但是，这些谈话本身构成了一个整体，就是一篇严格的总体性的论文。作为一个作者，我负责将这些引文收集起来，就像本雅明说的，像一个抢劫犯一样将他人的句子从另外的语境中抢夺过来，然后安插在我编织的文本中。或者说，变成我自己的文本。在此，导演就是一个劫匪。

江海一蓑翁：我注意到影片的三个章节，每个章节开始之时，都有一段滑稽、诡异的配乐。这段音乐来自何方？具体放到影片当中，有着怎样的用意和指向？

汪民安：这是布列兹（Pierre Boulez，1925—2016）的音乐。他是法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也是福柯的好朋友，福柯为他写过评论。他们还有一个关于摇滚乐的谈话。选择布列兹当然既是因为福柯和他的这份友情，同时也是因为他的序列音乐同福柯的异托帮思想非常匹配。我这个片子的强度比较大，我需要音乐在放映的过程中过渡和暂缓一下，布列兹的这种音乐至少能让大家被哲学谈话弄得昏昏欲睡的时候振作起来。

江海一蓑翁：影片的访谈视频当中，德勒兹、朗西埃等学者侧重于谈福柯的思想阐释与分析，而包括刘北成在内的国内学者则侧重于谈福柯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历程，以及其思想对包括自己在内的中国学者的影响。您在访谈时，为什么会有这样不同的侧重？

汪民安：并非如此。中国学者也谈到了很多福柯的思想。张旭谈的是福柯的晚期思想。只是在第一个章节中，后面部分涉及到福柯的接受问题，刘北成老师和杨凯麟教授，谈到了福柯在大陆和台湾的接受情况。其他的基本上都是谈的福柯的思想及风格。

福柯的思想超越时空

江海一蓑翁：这部影片几乎完全放弃了叙事，也基本上没有介绍福柯生平经历的内容，而完全聚焦于展现与解读福柯的思想。在展现内容方面，您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取舍？

汪民安：我不想拍成一个传统的叙事性的纪录片。讲一个人的故事和背景当然是电影的通常做法。但我不想拍成这样一个电影。我只想在这里展示哲学，我觉得哲学本身有它的魅力，尤其是哲学家在谈话的时候自有其魅力。如今人们都被故事所吸引，对抽象的思考和谈话总是了无兴趣。我想赋予谈话和思想某种特殊之美。如果你在片中能为福柯的谈话所打动的话，那么，你就抓住了片子的核心。

江海一蓑翁：作为中国的一位福柯研究学者，您能否用一两句话来概括福柯的思想和人格魅力？如何看待福柯的思想在中国学术和思想界的影响力？

汪民安：福柯思想的魅力在于，没有人比他渊博，也没有人比他深邃，而且，也没有人比他写得漂亮。至于他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力，我曾经说过，所有的人都在谈福柯，但是相对于他丰富而复杂的思想，人们对他了解得太少了。哲学和思想常常被简化为几个口号，福柯同样难以摆脱这样的思想接受法则。

江海一蓑翁：今年是福柯诞辰九十周年，您觉得在当今的中国，我们为什么还要读福柯？

汪民安：我觉得不只是当今的中国，在当今的美国，欧洲和美洲，都有很多人读福柯。一种伟大的思想应该是超越时空的。我们不仅要读福柯，还要读其他的思想和哲学。我们不仅应该今天读，而且应该一代代人读。就像我们今天还在读柏拉图、康德或者孔子，朱熹一样，这些伟大的思想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失去了自身的魅力和价值。

（本文在2016年10月8日刊发于第一财经人文频道，见刊时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