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规范性的表述包括两个问题:“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 “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这两个问题相互联系,构成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对于这个“难题”,国内外有许许多多的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可谓众说纷纭，研究的层面也多种多样但直到现在未能达到对这一“难题”具有说服力的破解。

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灿烂辉煌。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种之多。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剧降为只占0．4%。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是东方人不如西方人聪明，还是西方制度比中国更先进，又或是其他原因？本文主要从文化角度认识“李约瑟难题”。

我们说到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争议颇大的难题，许多人从制度，思想，哲学，人种的角度来分析。但如果想要从文化角度分析该问题，就不得不对中西文化有较大的了解。东方文化兴起于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在东周末年终于形成一套完备的思想体系，诸子百家奠定了中华文化的源流，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起了第一个封建统治国家。自此以后，皇权和大一统思想深入人心。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张道陵继承道家思想开辟道教，加上外来传入的释教思想，这三大意识形态和皇权变成了中华文化的主流，统治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而在西方，他们继承了古希腊文明的思想，又被基督教思想统治长达千年年。到了十七世纪，在意大利兴起的文艺复兴拉开了西方文化大发展的帷幕，自由民主之精神深入人心，短短两百年间便已翻天覆地。为何中国的文化土壤上没有发展起科学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专制制度下的文化土壤不利于科技发展。  中国自秦始皇一统天下以来，大一统思想深入人心，任何成功建立政权的统治者，他首先考虑的问题是如何稳固自己的统治并确保证能够长久的存在，在中国任何思想的存在少不了皇权的支持，缺少皇权支持便不能成为主流，有皇权支持便能快速发展，兴废全在于皇帝的喜好，科技发展缺乏稳定土壤。在这种情况下，服务于权贵的各阶层必定战战兢兢，不然便面临抄家灭族的下场。秦始皇修建万里长城，在今天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为完成它必然有大量高超的工匠为其服务，又如李冰修建都江堰，至今仍在使用，这些都是为封建王朝服务的，是我们远超西方的技术。这些都为皇权看重，所以才能有大发展。这些统一为权贵服务的工匠艺人都被编入匠籍，平时为皇帝和权贵服务，这些各行业的精英，他们高超的技术时不应许外传的，任何敢于违反的人都被抄家灭族了。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除了一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外，历来统治者都是建设大于破坏。但中国在宋朝以后，遭受了蒙古人的侵略，经济与科技文化遭受极大破坏，后来，朱元璋建立明朝，通过东厂、锦衣卫等机构发展科技，社会经济和科技文化稍有恢复，但这一情况到清早期和晚期又遭到了严重破坏，清朝是有一群尚在奴隶制度下的部落建立，入关以来大肆破坏中华文明，剃发易服，删书立史，大兴文字狱，汉人和儒家的骨头被打断，成为了被统治阶级，汉人无法占到主体地位。这一时期，正是西方的大发展时期，教会改革开始，科学巨匠和文化名人层出不穷，在地理上发现新大陆，西方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在之后的一两百年中，技术革新和科学发现超过了中国数千年的探索。而这一时期，中国的文化人基本都成了满洲贵族的奴才，满清贵族为了巩固统治，打压汉族官僚，阻碍以汉人为主导的洋务运动，慈禧更是有“宁与外人不予家奴”的说法，在满清统治之下，中华民族又一次丧失发展机遇。倘若统治中国的是汉族，必定又是另一番光景了。历史证明，中国只有在以汉人或是汉族为主体的情况下才能更好的发展，这值得我们今天思考与借鉴。

传统文化实用理性的思想导致经验科学发达而基础理论研究薄弱。 上文说到，中国文脉是在诸子百家的基础上建立的。而先秦诸子百家皆是社会大变动的前景中成长，最终授徒立说使从商周巫史文化中解放出来的理性文化,它没有走向闲暇从容的抽象思辨之路(如希腊),也没有沉入厌弃入世的追求解脱之路(如印度),而是执着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发展出了独特的道路。在中国有四大实用文化即兵、农、医、艺。它们与天文、历数、制造、炼丹等有所不同,它们具有极为广泛的社会民众性和生死攸关的严重实用性,并与中国民族的生存保持直接的关系。在面临较严峻自然环境的中国古代社会,压倒一切的问题是如何维护氏族与国家的社会秩序以生存下去。围绕这个主题产生了诸子百家学说。后来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经典,主要是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用伦理学和政治学,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道出了它的实用性。儒家学说之外也多是实用理论。中国古代哲学中的玄学,其虽然也有天地万物的哲学思辨,但在价值观上却是非常实用的:它的目的并非要人脱离现实生活,寻求那种“玄之又玄”的“众妙之门”,而是教导人们“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回归那种朴实无华、结绳而治的原始氏族社会,废除一切非实用的事物。“超世型”的道教文化,同样追求肉身成仙、长生不老等现世利益。因此,在这个思想环境下生长出来的中国古代自然科学,自然是实用的工匠型科学技术:“天文、历法、气象等学科,既是直接为农耕服务,也是维护帝王统治的天道之学。传统医药学更是直接的实用科技。其他如建筑、水利与农桑技术,都是工匠经验知识”。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下的知识分,既不像古希腊人那样沉浸于对现实世界背后的“理念世界”探究,或像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牛顿和爱因斯坦那样沉醉于对宇宙秩序的探寻,也不像西方中世纪基督教徒那样虔诚信仰彼岸世界的上帝,中国传统文化是“入世”为主的文化——以生存为目的的实用文化。它导致中国缺乏理论基础研究,使科学止于工匠水平。。我国古代“重实用轻理论”的思想致使中国古代虽然拥有先进的技术却没能形成一套完整的科学体系,导致了中国在科技发展的开始阶段就已先天不足。可以说近代科技革命以前西方对自然的认识处理是一种理论性的,而中国则是工匠式的经验积累。当然,这种实用型价值取向对社会发展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因为作为一种具有高度成熟的实用理性精神的文化,它将全部社会资源几乎都投入到实用性领域,使面临相当严峻的自然环境挑战的中国古代社会,成为古代世界最发达的文明。这就是“李约瑟难题”第一个问题的主要谜底。

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不利于自然科学的独立发展  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对人的认识首先是从天人关系中加以把握的。从先秦时代至明清时期,大多数思想家都推崇一个基本观点——“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这种思想使得中国的各个阶层受到严重影响，古人们保持着对天地和人的敬畏，认为这一切是上天所赐，因而也注重对自然的保护，认为人应和天地万物和谐相处。但在西方人的眼里，万物没有不可以利用的，只要对我有利便可以拿来就用。西方人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很强，他们敢于质疑上帝的存在，拥万物来实验，解剖尸体来证明自己的推论，但这一切在中国古人看来这就是大逆不道。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正是西方这种敢于挑战大自然，质疑万物的决心推动了近代西方的探索发展。

四．儒家倡导的伦理文化倾向尤其是官本位思想对科学技术有一定的排斥性。  哲学思想是人类文化的精髓,它影响着一个地域文化前进的方向。一般认为,古希腊的哲学思想是西方文化的源头,是与科学同源。受其影响，西方哲学家普遍从好奇心出发,目的为求真。因此西方文明富于探究与批评精神,可以说是“为知识而知识”,所以出现许多思想推陈出新,各抒己见,不受传统和权威的束缚的局面。“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成为不朽名言。而在中国，师是五大之一（天地君亲师），师傅的权威深刻在学子心中，少有学生敢于打破权威。他们遵从先辈的教诲，极少有变革和创新。因而在东方，思想除了儒释道之外便没有什么了。对中国主流文化有引导三家哲学思想的兴起并不是由于好奇心、探求世界的本源,也不是个人的渴望,而是源于道德政治,所提倡的是修身治国之，讲求内圣外王之道。从它产生之日起,就与社会政治紧紧地缠绕在一,呈现出伦理哲学的倾向,而与之相对应的自然哲学却不很发达。立足于古代文化思想源头的儒、墨、道三家,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围绕现实的社会政治和处于各种伦理关系的“人”而展开自己的思想体系的。墨家学派对科学技术比较重视和关心,但其学说的出发点与归宿仍然是“兼爱”与“尚同”。儒家学派则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以“仁”为核心的伦理学方面,对科学技术等社会物质活动不屑一顾。道家学派的思想还具有反科学反文明的倾向,《道德经》里面就申明要“绝圣弃智”,“绝巧弃利”。先秦时期的其它思想派别,也都把学说的侧重点放在对历史、政治、伦理、军事等问题的研究,从总的格局上缺少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先秦思想文化的这种现实主义风格和伦理化的倾向,对我国古代哲学和科学的学术方向有着极大的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文化,基本上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尽管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儒、释、道合流的情况,但以儒学为主体的理论结构并没有改变。儒家思想和其他学派的思想相比较,其理论性、思辨性的程度不高,主要是以“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为基本方法,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最终目的。古代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伦理化倾向使大部分人都有“官本位”的思想,入仕升官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的终生理想。对于科学研究,读书人都是不屑于的。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知识分子以读书当官为荣，他们接触的也就只有四书五经了，科举后大也只会当官，至于具体的事情他们自己是不用做的，通常自有小吏和杂役来完成。而这些人社会地下，所为只是一日三餐，有哪里来能力主导主流意识呢！到了晚清末年，文人的骨头和知识分子的眼光自然是早就没有的了。不仅连儒家的底都丢尽，还要别人和他们一起丢脸。比如保守分子视西方科学技术为洪水猛兽，在亡国灭种面前，还在视其为奇巧淫技，为改革拖后腿。出现了诸如火车用马拉，正义之言可当坚船利炮等可笑之事。而在西方，他们充满了探求一切的好奇心，科学家普遍从好奇心出发,目的为求真。因此希腊哲学富于探究与批评精神,可以说是“为知识而知识”,所以出现许多思想推陈出新,各抒己见,不受传统和权威的束缚的局面。“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成为不朽名言，当然其中不乏为利益驱使。从而在文艺复兴后蓬勃发展，引领了时代潮流。

五．传统文化没有孕育出有利于科学研究的逻辑方法,重演绎,轻归纳,使古代科学缺乏总结。在中国，技艺传承多为家传和师传，工匠的技艺大多是传子不传女，有句俗话，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而一些科学研究，则是读书人的一些个人兴趣，通常没有传承，到了下一代自然遗失了。正因如此，中国发展起来的都是一些实用技术，如造船建桥，他们或许能造出来，但不知为什么能如此。而在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承是通过大学这个教育机构完成，有系统的理论知识，不仅能学怎样操作还要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操作。由此可分出东西方的不同。东方思维方式通常不注意思维工具或手段的理性研究和系统锻造，而是注重工具的直接使用。西方思维则不同，他们固然注意术的研究，注意思维手段及其他手段运用的研究，更注重工具的系统的锻造。东方思维方式在思维活动中往往表现出较强的功利主义，很少进行枯燥的纯理论研究。其功利主义太强，并和特定的政治伦理观点结合太紧密。而西方思维方式则相反。东方思维方式中，更多地注意经验的简单总结和事物表面相似点的类比，而忽视了演绎和因果关系的探求、西方思维方式同样与之相反。二者显示了不同思维水平的深度和高度。东方思维方式由于长期受封建专制统治的控制，往往注重于对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诠释，而缺乏理性的创新精神。西方思维方式表现出较多的冲破框框的创新精神，他们较少有以权威为当然依据的思维定势，而较多有对权威的怀疑和挑战精神。或许正是由于这一差别，使得西方的新科学层出不穷，而东方总是在西方的后面模仿学习、

李约瑟已经逝去，他留下的问题我们仍在思考。就比如“钱学森之问”，我们的科学精神不仅在古代缺少，在现当代仍是极其欠缺的，我们的传统文化在伦理学、政治学等方面完全可以和西方文化一比高下但我国传统文化中很难像西方文化中找到真正“科学”的文化基因。因此国当前必须重新审视“李约瑟难题”，避免“李约瑟难题”带来的负面效应，大力培育适于科学生长的文化土壤。文化没有先进和落后只说，有的只是适合和不适合。在今天，中国取得的科技成就仍不如西方，我们要赶超西方各国，就要海纳百川，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如此中国才能走向更加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