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山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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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阵，看了不少汪曾祺的书，有他写的，有写他的。但我最欣赏汪老（汪曾祺被聂华苓称作汪老，汪1920年出生，聂1925年出生）写的《遥寄爱荷华》，摘抄大部分。他的笔下，Paul、聂华苓等人，活灵活现，如沐春风。

于是，对聂华苓有一感性认识，但也奇怪：她嫁给一个外国人，在那个时代！

因缘际会，读了她的《三生影像》，助我找到答案。

一

抗战时期，华苓就读于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王正路是她的同学。他生于长春，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和英语。每天傍晚，坐在窗口，听见窗外小声叫唤，华苓就抓起讲义，往外跑。嘉陵江的流水，沿江的鸳鸯路，松林坡，女生宿舍，图书馆。

抗战胜利，学校迁回南京，两人常到玄武湖划船。当时的华苓，青春洋溢，畅怀欢笑，恋爱中的女性最美。妹妹说正路比姐姐漂亮，长辈夸他一表人才。

1948年秋天，华苓大学毕业。正路家在北平，暑假毕业，回到北平。此时，南京到武汉的长江航线已截断，华苓不能回家，留在南京一个中学教书。

11月底，平津战役开始。北平和南京之间，仍有飞机往还。华苓决定去北平，那是南京飞往北平的最后一架航班，她是唯一的乘客。飞机抵达后，解放军就占领机场。

1948年12月14日，北平围城开始。

突然间，华苓失落在一个北方大家庭中。围城中，她突然成为正路的新娘。

王家四兄弟，上有老母，下有儿女，三代同堂，华苓学做新媳妇。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是去上房问候老太太，倒老太太的尿盆，伺候老太太从炕上起身，拿着脸盆到厨房盛热水。

在北平，华苓深感自己“只是一个失落的异乡人。”

从南京到北平，数月间，华苓与母亲消息断绝，关山阻隔。母亲三十二岁守寡。1936年，农历正月初三，任贵州平越专员的父亲聂怒夫，殉难。正值红军长征，遭杀害，尸首不全。华苓是长女，只有十岁。最小的弟弟华桐，只有三个月大，还没见过父亲。

1949年2月3日，华苓看着解放军走进北平城。

——我一定要从围城中，回到滔滔涌流的大江上。1949年4月，正路和老母抱头泣别，都知道那也就是永别了。半个世纪以后，不但老母早已成灰，正路自己也只剩一把骨灰回乡了。

从北平出来，华苓夫妇辗转到了武汉，与亲人会合。一大家子人，利用好友的眷属票，挤上粤汉路最后一班火车，到达广州。

一次，是南京飞北平的最后航班；这一次，是武汉开往广州的最后列车。

幸运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1949年6月，一家人来到台湾。到达台北那天，碰上台风，呼天抢地。

华苓与王正路在南京

二

来到台北，先找工作养家。正巧，雷震需要一个管文稿的人，于是华苓加入了《自由中国》。

不久，华苓开始用本名写散文和短篇小说。雷震看到：你做我们文艺编辑吧。过一阵子，他又说：你写得不错，参加我们编委会吧。

半个世纪以后，华苓写下回忆，心中充满了感激——

我是编委会里最年轻，也是唯一的女性，旁听编辑会议上保守派和开明派的辩论以及他们清明的思维方式，是我的乐趣，不知不觉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在《自由中国》十一年（1949—1960），如鱼得水，我的个性受到尊重，我的创作兴趣得以发挥，最重要的是，我在雷震、殷海光、夏道平、戴杜衡、宋文明那些人身上看到的，是为人的嶙峋风骨，和做人的尊严。

母亲在父亲去世以后，又逢战乱，生活虽艰苦，也没做过家务事。一到台湾，她就对华苓说：你一心去工作，家里事，我做！

母亲烧饭，洗衣，擦地板，照顾孩子。女儿薇薇和蓝蓝在台湾出生，都是她抚养的。

华苓开始写作，身兼两份工作，也做点翻译赚稿费养家。

刚到台湾那几年，华苓很不快活——我要笑也笑不出来。忧郁岁月，不说也罢。

1951年，大弟汉仲例行飞行失事，年仅二十五岁。华苓忍泪瞒着六个月，最后母亲自己察觉。

华苓和正路水火不容的性格，也在现实生活中凸显出来。

——不和，也不能分，只有那么拖下去了。

华苓陷在纠结中。

1957年，正路赴美进修。华苓和两个女儿（薇薇七岁，蓝蓝六岁）码头送别，从此分道扬镳。

小女不知愁滋味，是华苓愁苦中最大的安慰。

1962年，病中的母亲担心华苓的婚姻——

你的心情，你以为我不晓得？你们结婚十三年，只有五年在一起，在一起就天天怄气，如今正路去了美国，已有五年了，你还快活一些。他在家的时候，有天晚上，你从外面教课回来，还没有吃饭，就听见你们在房里吵起来了。第二天，殷先生（殷海光，在松江路，与聂华苓是邻居）说：他们吵，我气得在房里走来走去。聂华苓应该离婚呀！我说：那怎么行呢？有两个孩子呀！你这个婚姻，当初我就不赞成。现在你只好忍下去了……

1965年，华苓来到爱荷华。她和正路的婚姻已无挽回的余地，分居七年后，离婚。

孩子成长期间，正路在外十一年——朝鲜战争，曾在日本盟军总部任翻译，工作三年。母亲和两个女儿，是华苓在台十五年生活的支柱。

三

1960年9月4日，上午九点钟，有便衣来到聂家门口，抓走了对面的傅正。

——我和母亲互望了一眼，没有说话。我们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用不着说什么。我只知道我必须镇静，不要害怕。

我浑身无力，坐在椅子上，一动也不动。他们是一个个下手。先擒傅正，再拿聂华苓。他们就要来了。我就坐在那儿等吧。

家中老中青三代，均为女性。华苓，是年迈母亲和稚龄女儿的保护伞，可谁来保护华苓呢？

九岁的蓝蓝，用小钢琴，弹起《我的妈妈》。华苓看着她，心里想：但愿下一代没有这种恐惧了。

第二天，《联合报》头条新闻：雷震涉嫌叛乱。

《自由中国》的人全隔离了，成了一个个小孤岛。聂家门外，日夜有人监视。

雷震、傅正先生等四人被捕，华苓惶惶孤立，那是她一生最黯淡的时候。与外界隔绝，自我放逐，心情极端虚无。只有与母亲、两个女儿在一起，才是踏实的。

就在那时，梁实秋先生常邀华苓去他家。打麻将，梁师母好饭好菜款待，梁先生说笑话逗趣——

那是我那段幽暗生活中的一扇天窗。他知道我的沉默是因为恐惧。我在他家可以畅怀大笑，也只有在梁先生家，我才会那样子笑。

1962年，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台静农，邀华苓教小说创作。

——我又重见天日，和学生们在一起是最自在的时候 。在台大文学院走廊上，迎面碰到李渝，她说：“我们好喜欢你啊。”她那一声，在我当时孤寂的心情中，如阳光灿烂。

接着，徐复观请华苓去东海大学，教“现代小说”。学生陈少聪回忆——

她总是一身旗袍，看起来很传统，很中国味道，气质举止优雅。看到她踏着细碎的步子走进教室，开始讲解那奥秘又辽阔的西方文学，我总感到惊奇又有趣。

1962年11月15日，母亲六十岁，肺癌逝世。华苓坐在母亲墓前，不忍离去。从此，母亲就孤孤单单躺在那儿了。最小的弟弟华桐，正在哈佛读博士，华苓瞒着他。远隔重洋，他却自己感应到了。

1964年6月，《自由中国》事件后，华苓第一次出游。

——在太平山上，就是笑，也是黯然。不笑，也是黯然。

白色恐惧，母亲亡故，婚姻癌症无救。活着，只为了两个孩子。

华苓与母亲、两个女儿在一起

四

1963年，是华苓人生的转折点。

美国诗人安格尔来到台北。此次亚洲之旅，是为他主持的“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寻访作家。

这天，美国文化参赞举办的酒会，六点散场。

五点半了，华苓还在犹豫：去还是不去？勉强去了！

Paul在多年以后回忆——

我终于说话了：现在我不能和你谈，有人请吃晚饭。现在回想起来，那简直就是父亲教训淘气孩子的口吻。

我也有人请吃晚饭，我不能和你谈。华苓不屑地说。一个个字硬得像铁似的打在我耳朵里。

我结结巴巴说出很笨的话：明天我很忙很忙，要见很多人，也许我们在哪儿见一下面。

我也很忙很忙。仍然是坚定的声音。我得送孩子上学，我得去大学教课，我得写作。我的时间全满了、

我被这个小女子美丽的个性怔住了。

后来的一次午饭约会，华苓谈到她的生活，她教的创作课，她的写作，她的翻译。

——华苓微笑着离去。我可以听见她急促的脚步声打在地板上的声音。脑中忽然闪过连我自己也吃惊的念头——这一辈子都可听那脚步声该多好。

华苓说——第一次看到他，就喜欢他的眼睛，不停地变幻：温暖，深情，幽默，犀利，渴望，讽刺，调皮，咄咄逼人。非常好看的灰蓝眼睛。

一眼万年。华苓与安格尔就此相识。

华苓与Paul

五

1964年，华苓来到爱荷华，在作家工作坊从事教学、写作和翻译。两个女儿留在台湾，住在妹妹月珍家。

来美之前，华苓去看梁先生——

我到美国的路费，是梁先生借给我的。到美国后申请到一笔研究金，才还给了在西雅图的文蔷。

在美国，在蜿蜒的山路上，Paul对华苓谈起往事——

我的生活，也是个空空的石架子。（Paul的妻子玛丽患有精神病，跟Paul结婚时，玛丽隐瞒了精神病史，这使得Paul整整三十年生活在不和谐的婚姻中。为给爱争取希望，他顶着法律和舆论的压力，开始了艰苦的离婚战。）

1965年夏天，两个女儿来美，那是华苓到爱荷华后最高兴的一刻。此前的手续，颇费周折。正路不同意，签证也困难。

Paul和华苓一同去飞机场接她们。

——我看着她们走下飞机，眼泪不住地流。Paul在我耳边说：你们母女团聚，我很感动。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他会对我女儿很好。

Paul常带着华苓母女去郊外，种花、游泳、划船，教孩子们爆玉米花。

蓝蓝第一天去上学——初中三年级，哭哭啼啼，是Paul带着她去的。他要老师特别照顾这个中国小女孩。

蓝蓝很快地适应了美国的生活。高中时，她领着足球赛的拉拉队入场，Paul感动得一面流泪，一面说：蓝蓝适应到今天，真不容易！

蓝蓝有什么问题，直接去找Paul谈，从不找妈妈。

1971年5月，Paul和华苓结为连理。

——我俩在伤亡惨重的战争中终于打了一场胜仗。

结婚前，妈妈对两个女儿谈起。她们说：Mr.Engle是个好爸爸。姐妹俩开车送华苓去法院公证结婚，并笑说：我们送妈妈去出嫁。薇薇说：我们叫他老爹吧。

华苓收到远在台湾的雷震、宋英夫妇送的结婚礼物——鼎。

——这种东西外国人很喜欢，内子特别物色此物奉赠。鼎者重也，盛也。祝你们白头偕老也。

1975年初，梁先生从西雅图的来信——回台湾认识了韩菁清，并已结不解之缘——我的友好几乎都持反对或怀疑我的态度……

华苓夫妇立刻给梁先生回信——

我们十分高兴你又找到幸福，不必为外间闲言闲语所扰。年龄的差别不是幸福的障碍，甚至文化的区别也不是，重要的彼此尊重，体谅，宽容和忠诚。我和Paul就是非常和谐的婚姻。

多年后，蓝蓝提到“我爸爸”，有人问：哪一个？她说：Paul Engle。

那是理所当然的事，还用得着问吗？

华苓与两个女儿在美国，右边薇薇，左边蓝蓝

六

Paul朗诵诗或演讲时的开场白总是：我是从玉米田来的。

——我在马房里长大的。我家很穷，但我不知道。我们有很好看的马，但没有钱。父亲在养马人的艰辛世界中，奋力拼搏。他为了一家六口，拼命工作。

Paul读小学时就打工，一直到大学，都没停止。他粗糙的手，是劳动人民的手。

上大学了，学费还没着落。他打算读一阵子书，工作一阵子，钱攒够了再读。

后来，得到一笔奖学金，是私人捐赠的。Paul满心感激地接受了奖学金，但又不知道感谢谁。直到四年大学快结束了，才得知是中学时的英文老师蔻克小姐，不过此时，她已遭遇车祸去世了。

1937年，Paul应聘在爱荷华大学教学——

上第一堂课，我就有一个确切的思想：我要把爱荷华的文学创作，发展成美国的文学重镇。

1943年，Paul主持“爱荷华作家工作坊”。那时，美国只有爱荷华大学有作家工作坊，许多有文采的年轻人，写诗、写小说，都涌向爱荷华。

1965年秋天，约翰逊总统聘他任美国第一届“国家文学艺术委员会”委员（1965——1971），并任华盛顿肯尼迪中心顾问。

华苓来到爱荷华后，感慨——

在这儿，我可以清醒地看海峡两岸的社会，可以读各方面的报纸刊物和书籍，可以接触世界各国的作家和作品，这使我的视野扩大多了，感情冷静多了，看法客观多了！用“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诗句来说明我的过去，大概是正确的。

一天，华苓突发奇想，对Paul说——

在爱荷华大学你那原有的作家工作坊之外，再创办一个国际性的写作计划？Paul支吾了几句，用手捂着嘴，示意我别作声，指着一只梅花鹿在岸边，看着静静流去的爱荷华河。其实是他当时无法立刻回答。

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在1967年诞生了。每年邀请外国优秀作家到爱荷华访问交流数个月，写作、讨论、朗读、旅行。他们是驻校作家。

从此，Paul和华苓一同走过20世纪的人景——欢乐、灾难、死亡，生存。

1968年，华苓夫妇邀请台湾作家陈映真来爱荷华，但他被捕入狱了。

——我和Paul决定为陈映真辩护。明知那是枉然，早在1960年的雷案即是一例。但我们要对陈映真的被捕表示抗议，提醒当局尊重法治……

为了陈案，华苓夫妇全力营救——给蒋经国写信，向香港和美国新闻界争取舆论声援，出资聘请美国律师为其辩护……

1975年，陈映真获释。

——我和Paul仍坚持邀请陈映真来爱荷华，一年又一年，一直到1983年，台湾当局一再压制，我们一再努力，还有海外作家学者的声援，他终于来到爱荷华。

陈映真父亲特来爱荷华，参加聚会，声音哽咽——

十几年前，映真出事，亲戚朋友全不来了。那是我家最黑暗的时期。那时候，一个美国人，一个中国人，素不相识，却给我们很大的支持，这是我一辈子也不能忘记的。

七

1978年，华苓一家来到大陆——

爱荷华头天晚上大风大雨。

鹿园一棵百年橡树，发狂地呼啸，爱荷华河水兴奋地波动。红楼也震动了。那正是我离乡三十年后，次晨就要回乡的心情，更何况Paul和两个女儿同行。

那时我和Paul就十分希望邀请作家来爱荷华，在北京曾努力过，和夏衍先生也谈过，根本不可能。1979年中美建交后，中国作家才能应邀到爱荷华来。他们对隔离了多年的世界，充满渴望和好奇。

“国际写作计划”在华人世界享有极高的声誉，是台港大陆作家与国际文坛接轨的平台。

1983年，茹志鹃应邀来到爱荷华，女儿王安忆同行。

——茹志鹃和我同年，但生活经历完全不同。彼此好奇。我们常常谈到不同的过去。你那时在哪儿？你那时在干什么？彼此常有这样的问话。

我们有时也笑闹。有天晚上，大家叫起歌来。有人唱起华苓小时的儿歌葡萄仙子——高高的云儿罩着，淡淡的光儿耀着，短短的篱儿抱着，弯弯的道儿绕着……

华苓居然学儿时模样牵着衣角跳舞。大家笑成一团。

第二天，茹志鹃告诉华苓——

昨晚我回去后，感触很深。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没有音乐和诗了。我们从没有像昨天晚上那样欢笑唱歌。关闭，心灵的关闭。中国是有音乐和诗的民族呀！

安忆回上海后，写信——

华苓阿姨：这次去美国，对于我的创作，对于我的人生，都是非常重要的。世界很大，而我们活动空间和时间都那么有限。说真的，我实在从心里感激您和安格尔伯伯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不仅是可以认识美国，还使我认识台湾，认识香港，认识西欧、东欧、非洲。您为我安排的内容最多。……

1987年9月，汪曾祺来到爱荷华，参加“国际写作计划”——

白色羊皮面的大沙发是可以移动的。一般是西面、北面各一列，成直角。有时也可以拉过来，在小圆桌周围围成一圈。人多了，可以坐在地毯上。

客厅的一角散放着报纸、刊物、画册。这是一个舒适、随便的环境，谁到这里都会觉得无拘无束。美国有的人家过于整洁，进门就要脱鞋，又不能抽烟，真是别扭。

安格尔和聂华苓都非常好客。他们家几乎每个晚上都是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

有时我去早了，安格尔在他自己屋里，聂华苓在厨房忙着，我就自己动手，倒一杯先喝起来。他们家放酒和冰块的地方我都知道。一边喝加了冰的威士忌，一边翻阅一大摞华文报纸，蛮惬意。

“国际写作计划”带给华苓最大的满足——

接触面广了，看的人多了，写作视野变得广阔，我不只看中国人的处境，而是人的处境。作家在一起，谈的都是人的问题。

当然，也有矛盾。汪曾祺笔下——

“国际写作计划”会期三个月，聂华苓星期六大都要举行晚宴，招待各国作家。分拨邀请。这一拨请哪些位，那一拨请哪些位，是用心安排的。

她邀请中国作家（包括大陆的、台湾的、香港的，和在美国的华人作家）次数最多。有些外国作家（主要是说西班牙语的南美作家）有点吃醋，说聂华苓对中国作家偏心。聂华苓听到了，说“那是！”我跟她说：“我们是你的娘家人。”——“没错！”

汪老对华苓的评语——心血来潮，感情用事，居然成事。

八

1974年以后， 华苓因翻译《毛泽东诗词》，有亲共嫌疑，上了警总的黑名单，不能回台湾，作品也不能在台湾发表。

1987年，台湾政局变化。1988年，余纪忠先生在台辛劳奔走游说，终于邀请华苓夫妇访台——

这些年来，你在国际文化交流上的付出与收获，没有任何人可以比拟，大家都引以为荣。台北，你好久没回来了，现在它和以前不同了，变得相当大，相当广阔，冰雪初融，另是一番景象。当年参与播种的一分子，应该在这时候回来看看……

数年来，此信一直在华苓案头，每次看到就觉十分亲切。

1988年5月，华苓夫妇尽情享受了台湾“冰雪初融”的人文景观，和老朋友聚会，和新朋友相识——

那晚，我喝了几杯白兰地，吞了两颗分量很重的安眠药，也不能睡觉。

华苓带着白兰地，去看台静农先生。一进门，她就说——

台先生，二十六年了，今天才有机会谢谢您。1960年，雷先生被捕后，我闭门隔离亲友。1962年，您竟亲自到我家，邀我到台大中文系教文学创作，从此我在台湾又见天日了。

台先生很怀乡，他特别喜欢听华苓谈大陆。华苓说起沈从文——

1980年我初次见到沈从文是在宴席上，他没吃什么，他说只吃面条，吃很多糖。我问为什么。他说，我以前爱上一个糖坊姑娘，没成，从此就爱吃糖。

台先生听得开心笑了。

华苓还记得，北京，一进宴会大厅，她恍惚了一下，只见一张发光的脸，微笑望着他们——

我立刻知道那是谁，跑过去不断叫着：沈先生，沈先生，没想到，没想到！

他握着我的手，仍然微笑着。

沈从文，是华苓最佩服的小说家。50年代在台湾，凡是留在大陆的作家的作品，都是禁书。一位好友忍痛割爱，送给华苓《湘行散记》。离开台湾去美，华苓只带了那本书。

1984年6月，北京，华苓再见沈先生。没久留，也没多说话，只是要沈先生知道，天涯海角有那么一个人，在为人和写作上，沈从文是她仰望的天空。

此次台湾之行，已是在雷案发生二十八年之后。

《自由中国》的人终于重聚了。雷震和殷海光都在人格的光彩和生活的苍凉中离世了。真个是鬓发各已苍，世事两茫茫。各有坎坷可诉，各有心情可吐，却不知从何说起——

我坐在雷太太身旁，她握着我的手，望着我的眼神，仿佛说：不必说了，现在我们终于在一起，就很好。

雷先生于1979年3月逝世。华苓带着鲜花，和朋友们去“自由墓园”看望雷先生。行礼时，华苓热泪涔涔。

九

1980年，巴勒斯坦小说家飒哈来家。

——飒哈，Paul，过来和我们说说话嘛。我对他们说。

你知道我们谈什么吗？飒哈问我。

不知道。

Paul在谈你！我从来不知道有人像Paul那样爱一个人。

——有朋友说，我有了你，人也变了。

我也变了。Paul，我要你记住，不论你多病，多老，我要守着你，照顾你，就在我们这个家里。

在我见到你之前，我不敢再结婚了。婚姻太难对付了。糟糕的婚姻，什么都不对劲，你半夜起来，一脚踩在老婆的鞋子上。

我俩哈哈大笑。

我从没对一个人有这样刻骨的感情。我一把抱住他。

1987年，汪曾祺记得——

安格尔是个心地善良、脾气很好、快乐的老人，是个老天真，他爱大笑，大喊大叫，一边叫着笑着，一边还要用两只手拍着桌子。

一个书柜里放了一张安格尔的照片，坐在一块石头上，很英俊，一个典型的美国年轻绅士。聂华苓说：“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这个样子！”

他很爱聂华苓，老是爱说他和聂华苓恋爱的经过。他大概忘了，他已经跟我说过一次他的罗曼史。我告诉蒋勋，我已经听他说过了，蒋勋说：“我已经听过五次！”他一说起这一段，聂华苓就制止他：“no more！no more！”

聂华苓从客厅走回她的卧室，安格尔指指她的背影，悄悄地跟我说：“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

——我真喜欢我们的生活。Paul说。

你说过无数遍了。你满足就好。

不只满足，很幸运。我们碰上了。

我和你在一起，每刻都很满足。我整个人全给了你。

我整个人给了Mary，结果很糟。我也是整个人都给你了，这次很幸福。

黎尔克说得很好，爱情的意义是两份孤独，相护，相抚，喜相逢。

很对。

1988年，台湾——

我和范英初次见面，她在酒吧望着我和Paul说：因为Paul爱你，他也爱我们每个人。我们俩对范英立刻奉为知音。

来到母亲墓前。Paul和华苓同向母亲行礼——

我泪流满面，他也泪汪汪了。他说我们两人的母亲很相似：好看，聪明，幽默，坚强，他同时在向两个母亲行礼。

——Paul说：我正在构思一首长诗。要不要听？

当然。

诗人要在诗里表达一个信息，千山万水，各种经验，各种风景，到了目的地，却忘了他的信息——那旅程本身就是信息。

好极了，Paul，好极了！写！写！

你说好，我很高兴。他眼睛闪着点泪光。

我笑了：Paul！怎么你要流泪了？

别人不懂的，你懂！我可以对你谈，你完全了解，我就感动得要流泪。你和我这般通情达意，是别人不知道的。

1990年的除夕夜——

午夜，Paul为我斟了酒说：华苓，祝我们俩健康快活，我要再重复一次：和你一起的生活，真是好，没有多少人有我这样的生活。还有，Paul未说先笑，他那特有捉弄人的调皮的笑：有一天，你要记住我的话：你的脑子很性感，你的身子很聪明。

两人的最后一张合影

十

1987年，在庆祝“国际写作计划”二十周年的宴会上，华苓和Paul宣布退休，结束生命中一个历程。

——我俩每天下午在后园树林中散步，有时在倒下的树干上坐下聊天，在小路上捡树枝，拖着小树回家，在壁炉里燃起炉火，在炉前坐下喝酒聊天。

——1963年，我在台湾看到你，没想到我们会一起在这林中散步。Paul说。

命里注定了。有个满足的丈夫，实在好。

满足？我很感激。我实在喜欢和你在一起的生活。你总是很有趣的，就是在你发脾气的时候，也和人不同，也很有趣。

那我就天天发脾气！

1991年3月22日，华苓夫妇从爱荷华飞芝加哥，转机去法兰克福，再去波兰，接受波兰文化部所颁国际文化贡献奖。

芝加哥机场，Paul发现手中的爱尔兰鸭舌帽不见了。他来来回回地找，终于找到了。

那顶帽子，是几年前，华苓送他的圣诞礼物，是他一直想要的。赭红墨绿灰蓝交织的格子呢，Paul斜斜戴着，自以为潇洒不减当年。

——我去买份《新闻周刊》，就在那转角的小店。

登机时间到了，Paul还没回来。华苓找到时，他已经倒在地上了——

我一眼看见那赭色鞋子和灰蓝裤子，就知道那是我的Paul。

那一刻，晚上六点。爱荷华狂风暴雨。

华苓捧着透着Paul体温的大衣，和爱尔兰鸭舌帽，午夜独自回到爱荷华。

那顶失而复得的爱尔兰帽子，至今放在卧室床边。

1991年12月20日，汪曾祺写道——

安格尔去世后，我和聂华苓没有通过信。她现在怎么生活呢？前天给她寄去一张贺年卡，写了几句话，信封上写的是她原来的地址，也不知道她能不能收到。

Paul去后，朋友李欧梵（女儿蓝蓝的前夫）给了华苓很大支持——

他陪我去向Paul告别，我们同声哭出。他帮我整理Paul成堆成堆的文件，编辑他的稿件出版。在我一生最痛苦的时候，他站在我身旁。

整理Paul的文稿，华苓以此寄托哀思。她把Paul的散文结集成册——这是一本关于Paul童年的书——

我会常常想起他，既欣慰又难过。

Paul喜欢敲敲打打做木工，一张奶黄长条书桌，特为华苓做的。就在这长桌上，华苓写下三生三世的回忆——

我这辈子恍如三生三世——大陆、台湾、爱荷华，几乎全是在水上度过的。长江，嘉陵江，爱荷华河。

可华苓不会游泳，Paul想尽办法逗她下水——

说什么我也不肯。他拗不过我，不断地说：你和我一道游泳，该多好。

Paul爱狗，华苓怕狗。结婚前，Paul说要养一条狗。华苓说：你要狗？还是要我？

拒绝游泳和养狗，是Paul对华苓的两大憾事。

我和Paul一起生活二十七年，听了很多故事。从他的故事中，有些我读过的文学大家，变成了他生活中活生生的人，我更了解他为什么走遍世界，要在这黑土地上建造他文学的梦土。他有一股助人的冲动，回报他年轻时代所享受的情义。

——在那二十七年之中，Paul给我空间保留这个我。他时时刻刻要我知道：我们在一起他是多么心感心喜。24小时中，从来没有一刻是沉闷的。我们有谈不完的话，有共同做不完的事，有“大”事，有“小”事。“大”事，如我们自己的写作，共同创办的“国际写作计划”，小事如买菜。

——《三生影像》写到1991年为止。

1991年Paul 突然在去欧洲的旅途中倒下。天翻地覆，我也倒下了。2003年，他去了十二年以后，我居然写出了《三生三世》，也是死里求生挣扎过来的。

生活似乎是老样子，很生动，很丰富。但是，没有了Paul的日子，回想起来，只是一片空白。不写也罢。

《三生三世》和《三生影像》，分别于2004年和2008年，在大陆出版。

很可惜，汪老看不见了，他已于1997年5月过世。否则，我们会看到他的书评。一个遗憾。

——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

故乡在回忆里，我在美国生活比其他两地久。爱荷华就是我的家。

汪曾祺说过，聂华苓在美国二十多年了，但从里到外，都还是一个中国人。

华苓自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脆弱和不完整，我幸运地遇到Paul，得以成全！

曾经，Paul与华苓聊起——

哪天我们去看看墓地，好不好？

我没做声。

你要我在哪儿？父母那儿？还是这儿？

在这儿。我和你在一起。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在安格尔的墓前，一面黑亮的大理石碑上刻着Paul Engle，还有华苓的。

墓碑背面，上面写着安格尔的诗句——I can’t move mountains ,but I can make light.（我不能移山，但我能发光。）

人对回忆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埋怨和悔恨，一种是怀念和感恩。显然，华苓的《三生影像》是后者。

匈牙利诗人戈艾姬说，我到今天，驱使我的不是成功，而是生命中的丧失感。了解如何哀痛的人，知道如何活下去。

——她那几句话，正点中我心坎。那也就是我的三生。

如今，华苓已九十一岁高龄，深深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