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日，周六，阳光明媚，我们如约于下午三点拜会著名作家聂华苓女士。爱荷华国际交流项目的负责人Paul开车载着我们前来，很快就找到了。一起前来的，还有新闻专业大三的敏钊和大一的佳怡。
得益于美国著名华文文学杂志《红杉林》主编吕红教授和我校江教授的引荐，我们得以与聂老见面。聂老生于湖北武汉，在台湾工作多年，于1964年定居美国爱荷华。20多岁开始创作，作品享誉海内外。代表作有短篇小说《翡翠猫》《一朵小白花》《台湾轶事》，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桑青与桃红》，散文集《梦谷集》《三十年后》，翻译集《百花文集》等。因创办国际作家写作室，被称为“世界绘画组织的建筑师”、“世界文学组织第一”。全世界很多名作家都来爱荷华大学参加过她的国际写作交流计划项目，因此她被称为“世界文学组织之母”。
三点差三分，我们敲了门。静等，约一分钟后，聂老开门了。她的身体娇小瘦削，背微弯，衣着考究，精神很好，很礼貌地说，请进，请进。问随行的Paul来自哪里，我说是本地教会的负责人，她马上说，很抱歉，我不信教。我们说，没关系，除了Paul，我们都是内地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也没有信教。
然后，她引我们上楼。楼梯间，悬挂着各种不同的面具，一上楼梯，抬头即见。在一块很大的印第安人的壁衣上挂满了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种各样的面具，听说有些是她的丈夫保罗安格尔搜集来的，有些是朋友邮寄过来的。有学生好奇，问起她家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面具，她说，纯粹是因为喜欢。
上楼后，她引导我们坐餐桌旁，餐桌上摆放了葵花籽等干果。她烧了开水。过了两分钟，她妹妹来了，帮我们倒茶。她和妹妹用武汉话交流，对于来自武汉的我们，倍感亲切。
她先问我们怎么会来爱荷华这个地方呢？我们解释说，因为我们和爱荷华parkview church有个国际交流计划项目，每年都有一批师生和爱荷华大学的师生进行互访交流。接着，她见有外国人Paul在，就说，我们讲英语吧，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听懂。
于是，她开始用英文讲述她和她的美国丈夫保罗安格尔的故事，大概是因为我们一起去的有个朋友名字也叫Paul，勾起她的回忆吧。她讲到，第一次见保罗安格尔，是在台湾，一个文学聚会，结束后，保罗送她，她说再见，保罗说，I will see you again，again，again，她第一次听保罗这样说的时候，心想，绝对不可能，我的家在台湾，我是不可能离开这里的。第二天，保罗要去日本，很多作家一起去送他。隔着闸门，她说她不知道闸门这个词用英语怎么说，是gate吗？我说，可以说river gate吧，Paul能听懂的，然后她用手做手势比闸门的样子，说很多人送保罗安格尔，她也去了，在机场，管制很严，闸门很快关上了。但有缝隙，对面的人可以互相看见。保罗把手伸过来，跟她说，I will see you again，again ，again。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神是幸福的，我坐她旁边，能感受到那种深深的幸福的回忆。
接着她又讲到保罗安格尔是如何放弃自己原来的项目而全力支持她，和她一起做国际写作交流计划项目的。一次泛舟爱荷华河的时候，聂华苓建议：“你为什么不成立一个国际性的写作计划？”两人聊了许久，安格尔开始觉得疯狂，后来承认：“也是个有趣的想法。”由于保罗已经是一个项目的负责人，爱荷华大学规定，不能一人同时负责两个项目，于是，保罗放弃了他原有的项目，和聂华苓女士一起全力做国际写作交流计划项目。
就这样，从1967年开始，每年都会有二三十位外国优秀作家受邀来到国际写作计划。“交流时间起初比较长，后来出于财力、人力等方面的考虑，调整为3个月，人数渐渐变少，但越来越精。在爱荷华，作家们可以完全自主地写作、讨论、参观、旅行。”至于每位作家几千美元的经费，最初由她和安格尔自筹，后来得到一些基金会、学术机构甚至美国国务院的资助。
接着，重点讲了她负责国际写作交流计划项目中的台湾，大陆，香港的学生，项目培养过很多人，都是作家，至少都有一两部作品。又提到莫言，蒋勋等作家都来过，就在我们坐的那张桌子旁坐过，听到这里，顿时有种自豪感。
后来我们转换为中文交流，提到墙上的画，她说都是几位画家朋友送的。好的画家和作家，都是有独立思想，正直公正，能经过时间考验的。我加了句，也是友好地吧？她严肃地说，不，并不一定是友好的。这时敏钊补了一句，是有品格的吧！她连忙说，对，就是有品格的！同行的Paul用英语问她，你为什么能那么勇敢对抗台湾政府？她用英语回答，写作的人大多都很正直，况且那么做的不止她一个。
后来，我把江教授的《台港澳华文文学教程》送给她，给她介绍其中一页对她本人和她的作品的介绍，她看了看，说，谢谢！我又提到江教授等用了三年时间研究湖北籍海外作家小说研究，打算写一本有关她的专著， 出版后邮寄给她。她说，好，写好给我邮寄两本，一本我留着，一本我给爱荷华大学。然后，给我们写了地址。
问到如何看待湖北籍海外华文文学作家的作品，她说，对于她来说，她从来不考虑自己是湖北人还是湖南人还是台湾人，她就只认自己是中国人，当然她希望中国能出越来越多好的文学作品。
又问到英文本《沈从文评传》还没有中文译本，她说，翻译不是她的事。不过，要想译好这本书，必须要很准确地表达她的想法，很多好或不好，她在原文中都是有非常明确的依据的，不是凭空说的。
又提起我们的学校，我简要介绍了学校，她说，为什么用首义这个词，政治性太强。我们提到，是因为宋庆龄一直都有在武汉建首义大学的愿望，再加上我们学校旧址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也想秉承敢为人先的改革创新理念，很多渊源造就的。
正说着话，我从窗户里看到外面后院里有只很漂亮的鹿在走来走去，吃草，然后张望，悠然自得。有种世外桃源的隔世之感。
为了表达敬意，我给她带了一个蓝色的水晶发卡，一个刻有她的名字的U盘，还有一个桑蚕丝丝巾。她反复说，“那个蓝色的水晶发卡太漂亮了，可是，是不是不适合我戴啊？不过，我可以把她当成一个别针，别在胸前。当然，只有在隆重的场合才可以戴吧，一个人在家里戴着这么漂亮的胸针会很奇怪吧！”我说，不奇怪，挺适合她的气质。她又反复问，是从哪里买来的？我说，从武汉。她很高兴，说，“啊？武汉，太好了。”说完，又神色黯淡下来，说“武汉，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回去过了。现在93岁了，更怕是不方便回去了。现在连开车出门都不方便了！不过，我和妹妹我们家里人都讲武汉话。”
又提到那个刻有她的名字的U盘，说，这是做什么用的？我解释说，是用来存储电子文件的。她说，太感谢你了，你太用心了！我说，应该的。她说，她用电脑用了20多年了，只会用电脑来存自己和朋友的电子作品，再没有其他用途了。
提起丝巾，她说，丝巾我家里很多了，各种各样的都有。
不知不觉，从3点聊到4点40，我看时间不早了，提出来合影留恋。她很爽快地答应了。
然后，她和妹妹送我们下楼。妹妹也非常友好，英语说得非常流利，在附近居住，也来这里40多年了。
在楼下，她们带我们参观书房。我在书房里看到了茅盾送她的字画，还有很多名人画家送的画和字，随便一抬头，一看字画的署名，都如雷贯耳。为了保护画家的版权，也为了表达对聂老的尊重，我们没有拍照。
她带我们在楼下又看了10分钟左右，然后给我们介绍门口的一个屏风，非常中国风的屏风，她说，是她和丈夫在外旅游看上后让人邮寄过来的。为了把那个屏风摆得更像一个门，或更像一本书，她提议，让我们帮忙，重新调整，把最边上的两个位置适当斜放。她自己用力去抬一侧，我担心屏风没放稳伤着她，我们赶紧上前帮忙。
约4点50，我们出门，她和妹妹热情相送。一直在门口跟我们招手，目送我们出门、走到下坡拐角处、坐上车，一直看着我们并挥着手，我隔着车窗跟她们挥手，那时，夕阳正洒在身上，远处坡上的她们，安静祥和，像一幅油画。我们一直挥着手，直到再也看不见，突然有种跟亲人分开时的惆怅感。
今天的拜访，感触颇深。从聂老和她妹妹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国人的热情。通过跟聂老的谈话，我时刻感受到犀利而有力量感的语言，也常常感受到温情和智慧。突然联想起很多人，很多我欣赏的湖北女性，她们身上都有一种共同特质：正直，挑剔而充满热情和力量。
已近一点，趁热打铁，是为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