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视频的时候，母亲也加入了群聊，她还像往常一样，在田里摘菜苔，打算第二天去城里卖掉，以此来换取微薄的生活费。基本上她的生活都是在去地里干活和去城里卖菜两点一线之间，起早贪黑，风雨无阻。
聊了一会儿，母亲说她太冷了，上午卖菜回来就脱掉了棉外套，此时，身上只穿了件薄薄的外套，身体和脚已经冻的没知觉了。我听了很是担心，就劝她不要摘菜了，早点回去加衣服，免得冻出病来得不偿失。但母亲很固执，她说自己刚上坡摘一会儿，篮子还空了一大截，离回家的路也还远，上来一趟不容易，忍着寒冷也要继续摘。母亲的话让我倍感无奈，自己不在身边，连一件衣服也无法送到她手中。
于是，我想起父亲在家，就让五年级的小妹联系，让他给母亲送一件棉衣去。与此同时，我自己也打开了老家院子里的摄像头，刚好看到父亲站在院子里，于是用远程喊话他，希望他能给母亲送一件衣服去。父亲先是说自己的车不在家，接着又说：“我是要给她送的，她想的美！”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父亲不愿意送，在我的意料之中，但没想到能说出这样的话，我始料不及。我从心底厌恶父亲的绝情，为母亲遇人不淑感到不值。
说起父亲跟母亲的关系，向来都是我们一家的难题。他们经年累月的争吵，只要双方在场，说一句话都要争论不休，两人像仇人一样生活在一个屋檐下。
母亲从小家庭贫瘠，小时候才去学校上几天学，就被捉回家干农活了，这也就导致了她大字不识一个，是个典型的文盲，唯一会写的字就是自己的名字。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母亲很早就被安排嫁给父亲了。听母亲说，当年父亲提了一小包东西去到她家提亲，刚好家里没人，于是，父亲就把东西拿回家了，从此，也没再给补上。
母亲嫁给父亲当天，父亲就被分家独立出去了，那时，父亲的家境还算可以，爷爷是村上的干部，有八个儿女。分家当天下午，母亲连做饭的碗碟菜刀都没有，去爷爷家借不给，后来听说在邻居家才借来解决饭食问题，这些都是母亲后来轻描淡写讲给我听的。我想从大概是那时起，母亲苦难的日子就注定了吧。
父亲成家后，就常年在外打工赚钱，母亲则独自一人在家种地、带娃。母亲一连生了五个孩子，老大是个儿子，据说是被“偷生婆”给偷走了，当他们发现时，孩子已经口吐白沫没了生气。后来便有了我们姐弟三人，我们姊妹三个年龄都相差1岁左右，全是母亲一手带大的，如今当我自己做了妈妈，才明白母亲当时的日子是多么艰难。再加上我从一出生就开始长疮，全身溃烂流水，除了脚底板没有一处皮肤是完好的，身上又痒又痛，整夜整夜的不睡觉，母亲就只能抱着我不停地转悠，从而减轻我的痛苦。那时，母亲月子都顾不上坐，带我东奔西走治疗，回到家还要照顾嗷嗷待哺的三个孩子，待到孩子睡了又得操劳一家人畜的吃喝。那个年代，马路都是羊肠小路，河流常常与马路穿插，母亲就这样奔波在给我看病的路上，还为此积下了一身的月子病。
我家与爷爷家就在一个三合院内，母亲在最难的时候，也没有得到婆婆家的照顾，反而，还处处被压榨、排挤，但她都忍了下来，她始终像“老黄牛”一样，埋头拼命苦干，整日拖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困在自己的地头上。因为她坚信靠自己双手，总有一天能让那些“欺负她”的人刮目相看。
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们姐弟三人就是如此。记忆中，小时候经常在地里帮母亲种玉米、拔草，有时路程远了，母亲会留我们在家里做饭，待到饭点我们就用锅碗装些饭，给母亲送到山上去。除了这些，家里还养的有猪，打猪草也是必不可少的，成年后，姐姐常说她之所以个子不高，都是小时候背猪草给压的，我们都对此相视一笑。贫苦的家庭什么都得抓一点，比如待到快过年时，母亲会用一两毛钱作为奖励，让我们去山上捡柴，因为这难得的奖励，姐弟三人都干的热情又卖力，房子后的屋檐沟，很快就被我们堆起高高的小柴山，母亲望着我们，终于会心的笑了出来...........
后来，在母亲43岁那年，意外又怀了小妹，最开始，家里谁都不曾往这方面想。我记得，那是我大一放寒假，母亲随父亲在矿上做饭，放假后我就坐火车去矿山投奔他们。那时正值寒冬腊月，山上刚下过雪，满地的积雪足足有十几厘米厚，寒冷将一切都包裹起来。晚上跟母亲睡觉聊天，才无意得知，她怀疑自己肚子长了一个“肿瘤”，一吃东西都想吐，而且肚子也越来越大了，尽管如此，她那时还做着二三十个旷工的饭食。山上条件很差，我去之前父亲几次长途跋涉下山，给母亲买大包小包的消炎药，也不见好转。后来，我问她为什么不去医院看看，她说矿山太偏远，去医院太费事了，而且自己晕车严重，为此就不了了之了。就这样我们在矿山待了十几天，就回到自己老家县城了。回到县城，我便带着母亲去县医院检查，做完B超医生告知我们母亲怀孕了且还有胆结石。这个消息像炸弹一样，在我们家散开，起初，父亲听到母亲怀孕的消息一度怀疑是医生误诊了，让我带母亲再去别的医院看看，但医生再三说没问题，父亲坚决不要，说自己好不容将我们养大利索了，现在又要重蹈覆辙，说什么也不肯。
医生建议是留下来，一来是孩子月份比较大了，二来这是我家该有的缘分，毕竟我妈生完我弟就做了结扎手术，到现在已经快20年了，这个孩子能来，也说明就该是我家的人。母亲说，早些年，有个算命的和尚抓着她，说她命里有三个女儿，那时还只有我们姐弟三人，母亲对和尚翻了翻白眼，骂他胡说八道，明明就不是这样，就把他赶走了。母亲怀孕这个事，除了父亲反对，我们全家都持赞成态度，父亲拗不过我们，只是叹息。
母亲怀小妹的时候，也没有停下手中的农活，还是照常去地里挖地、种菜、养猪。父亲照旧在矿上打工，我在广东上大学，大姐和弟弟则在上海上班，家里只剩母亲一人。听母亲说，生小妹那天早上，她差点都没法去到医院，好不容易挺着肚子痛去了，医生还不收她，嫌弃她年级大了，让她去别的医院生。那时就她一个人，她没办法，就赖在医院里，医生后来还是接收了她，但生前需要家属签字，母亲没有家属，只能自己费力的签，她那满是老茧的双手，连握笔姿势都看着异常别扭，难以想象她又是靠着怎样毅力在肚子痛的情况下，自己签下了那堆厚厚的文件。后来，外婆赶到医院了，母亲总算有个家属在身边了，但外婆也帮不上什么忙，因为繁重的农活本身就疲惫不堪，等候母亲的过程中也一直在打瞌睡。每每听到目前说起这些经历，都感觉像做梦一样却又那么真实，母亲实在是太辛苦了。
母亲的一生，好似早早就被写好了，注定要套在这个方寸大的家里，像“老牛”般任劳任怨的为这个家劳作。
现在，母亲还是整天泡在地头上，为生计奔波，尽管父亲对她没有一丝的关怀，她始终为这个家倾尽所有，她为自己的四个儿女一刻也不停歇，她相信未来的日子总会有盼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