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文长

《新华字典》对“汉字”一词的解释是“记录汉语的文字。现用汉字是从甲骨文、金文、篆文、隶书演变而来，……”。这段话不仅不足以说明“汉字”的起源，而且有逻辑错误。甲骨文、金文、篆文和隶书均是上古时期的汉字，“汉字”从“汉字”演化而来，显然说不通。另外，甲骨文、金文也是篆文，三者不可并列，从书法的角度看甲骨文和金文是篆文中的大篆，篆文除了甲骨文和金文外，还包括秦统一中国后使用的秦篆，又称小篆。那么“汉字”是怎样起源的呢？

文字并非与人类相伴而生，“汉字”是汉民族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产生的。那么没有文字记载前的诸多事件的发生，只能靠人们口口相传，也就是传说。比如人类的起源，不同民族均有不同的传说。关于“汉字”，我们祖先传说是：仓颉造字。《世本·作篇》称：“史皇作图，仓颉作书”；《吕化春秋·君宋》述“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仓颉何许人也？司马迁和班固根据传说，认定他是黄帝的史官。黄帝是夏代之前的民族首领，与炎帝一起为汉民族祖先，史官乃职掌文书典籍及于文字的官吏。仓颉所以能造出文字，是因“仓颉四目”，《路史禅通记》描述他“龙颜侈哆，四目灵光”；《春秋六命芭》称其“仰视奎星圜曲之势，俯察鱼文鸟羽、山川指掌……”。由此，东汉大文字家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也就是说，鸟兽足迹形状别异，代表着天地人一切客观事物均有其独立的属性与形状，依照自然物理彼此别异，仓颉由此取象造字。以上传说，如果可信，汉字是在公元前六千年左右，黄帝史官仓颉受鸟兽足迹启发而发明出来的，与燧人氏“钻遂取火”，有巢氏“构木为巢”一样为我们先祖认可。只是传说未必可信。

现代人也许更多的相信考古。现代史以来，有关史前文化遗迹的发掘十分丰富，流域之广阔，内涵之丰富令史学家兴奋不已。从仰韶文化到大汶口文化，再到龙山文化，均可寻找到文字线索。西安半坡出土的陶钵口沿上，一器一个符号，重复使用且有规律。特别是安徽蚌埠双墩遗址出土的陶器刻画符号，其中有几个与上古文字极其形似，有学者认为这些符号已经有了文字的素质。山东邹平丁公村龙山文化遗址出土一枚陶片，很有顺序地排列着刻画出来的十一个字，当然这十一个字至今不能辨析其表达的意思。最值得一提的是：从山东大汶口文化晚期发现的形象性陶器刻画符号，这些符号大体固定在同一位置上，并且重复使用，从符号特征来看，它们颇像简略的图画，与象形文字的形体排序相似。考古界多数认为这就是“我国最早象形文字”。大汶口文化是我国原始社会父系氏族晚期，与传说中的黄帝、炎帝时期大致处于同一阶段，同时，传说中的炎黄部落也在这一区域生活和战争，如果可信，“汉字”也是这一时期从刻画符号开始，日渐演化发展而来。

当然，学界普遍认为“汉字”是商代人创造的。《尚书·多士》载周公话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惟，当然是仅有，典册即书册的文字形式。周公去古不远，他说的话或许可信。那么文字为什么会在商代人那里创造出来呢？商代文化的原始宗教十分发达，弥漫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商代人迷信，凡事必问诸鬼神，在频繁不断的祭祀仪式中，逐渐产生了与鬼神有效沟通的意愿，沟通的介质就选择了具有灵异感应的龟甲兽骨，而沟通交流的过程和结果便形成诸多符号，这些符号刻画过程，渐渐地有了规律性，而且不断扩大约定俗成的人群，进而成为记录思想和口语的工具。可见文字伊始只是原始宗教仪式中一种特殊的符号，并由权力掌握的上层社会进行占卜祭祀使用。到了殷墟甲骨文，“汉字”基本形成。现在发现的甲骨文单字有4000多个，已被学界一致认读的已经有1000多个。1000多个“汉字”日常运用，标志着“汉字”的成熟。那么这些甲骨文与大汶口文化陶器上刻画的符号有否关联呢？根据传说、考古和史料记载，商代的先人和夏代的先人一样均由炎黄氏族演化而来，且商代人与夏代人并行推进。商代人又特别接近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的东夷文化，商代人早期自北向南迁徙，很长时期，很大范围处于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特定时期和区域。或许这一过程中就有许多“仓颉”，这些“仓颉”开始在陶器上刻画，后来又在龟甲兽骨上刻画。《孝经援神契》即称“仓颉视龟而作书”，虽然是附会，也可以说是推理。《中国文物报》曾经报道山东岳台县史家村遗址中发现刻有符号和文字的卜骨和卜甲。史家村遗址所处年代在夏商之际，比殷墟甲骨文又提前了三百多年。

援以上之说，“汉字”起源或可统而论之：大约公元前五千年左右，“汉字”从刻画符号，借助陶器、龟甲和兽骨逐步抽象演化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