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摘要：19世纪末以来,中国多元的传统音乐的生存方式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其中最为明显的变化, 就是它们纷纷从原来自在于历史及民间社会的生存状态,转变为某种相对于“他者”的“对象”,并在不同的他者叙事中呈现其不同面貌。其中音乐学写作作为重要的叙事文本介入 了传统音乐的建构。文章作者以自身的田野工作实例,对其反省。

       现象：原本作为自我文化主体的 “传统暨民间音乐”,反而在其自身历史的这一端,被远化为当下时空间的异己对象(另一个 “他者”) ,在一种属于过去时空间的定位中成为被“他者化”或边缘化了的主体。

        目的：在承认民族 音乐学的研究及其 “知识生产 ”已经构成了当代文化变迁的重要叙事基础上,结合作者自身的田野工作经验,对其研究姿态及其叙事框架再行 思考,并问以“谁的声音 ”,以期追求一种自觉 容纳多元视角、多种声音的作业方式。

一、 并非合式的“普遍性知识体系”

       其所谓 “合适表达”仅限于其特定时空间给出的 “合式力场”,并且是一种去历史脉络的解读,并非历史的真相。不同品种在不同地区的分布,它们的形成和渊源,深具音乐文化历史建构研究的价值与意义。所谓 的地方文化并非对应于中央或西方的一块同质的东西,一样有其多层次的格局。

二、 并非止于差异性的“地方性知识” 

       关注民间知识、民间表述及其意义的民族音乐学方法,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强调并贯穿在田野工作中。只有坚持田野,并坚持 “双视角”的自觉,才可能“化熟为生 ”,避免以自己的主位观替代作为对象的他者。挖掘和整理、并在“转生为熟”的过程中理解和阐释这些“系统”, 正是我们通过音乐民族志所要达到的对本土人“解释的解释”之“深描”。在这种知识生产的过程中,单一的局外人主位视角是被限制的,并已进入了主客之间的对话。 如果仅止步于对差异的证明,我们仍然不 能真正领悟“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 进而 在每一种“特殊”中展开普遍性的探求, 也不能求得对于特殊性的超越。

三、 并非“独白”的田野共在

        当一种表述不足以反映我们所遇到的事实与现象时, 新的视角和叙事框架便应运而生。然而,不论如何转换立场,它们都不可避免于对传统音乐的去脉络化和再脉络化的过程，这是文化动态的交流性质以及人文 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性质。重要的是我们从此过程中分析和反省它们如何产生、如何导向、又发生了哪些交错。

       总结：我们已然反省自己对于 “对象”的阐释是一种建立在特定时空间的知识背景所赋予的视角性表述,我们也反省了预设的理论必须经受田野事实的检验, 我们还认识到每一种地方性 的知识表述都有其文化主体的智慧, 这正是民族音乐学在它的学科发展中不断为实现其博大、整体和有机的音乐观所走过的历程。

        笔者观点：通过阅读这篇文章，笔者心中产生了一个想法或者说是一个疑问，在作者例举“信天游”与“侗族大歌”时曾提到这些民歌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反主为客”，原本是作为自身文化的主体，在当下转化为“异己对象”，选择性的展示自己想向他人展示的面貌的现象。笔者不禁想问，随着田野作业的遍及兴起，它对传统音乐的延续与传承是否还会存在负面的影响。第一，研究者在田野工作的作业整理中，定会有所删减，不可能把与主体研究对象的全部谈话内容整篇照搬。那么在选择过程中，最具代表性、最具特点的论点观念难免会“以偏概全”。而在读者眼中，它就依然是这个样子，从而逐渐形成一种理所当然的理论框架。圈内读者在这种框架上进行再研究就会潜移默化的带着这中固态思维。如作者在文中提及的陕北“信天游”，在笔者阅读的文章中，确实有存在“陕北代表性乐种——信天游”云云的论题。第二，随着这一观点的根深蒂固，回馈于群众，或者说回馈于该音乐的使用、生存、文化延续有关联的社会人中，又或许会刷新这类人对于本身音乐形态定义的观念（本着文章具有权威性）。第三，主体音乐边缘化。拿侗族大歌说，“声音歌”仅仅是“鼓楼大歌”插曲，但在对侗族大歌进行“音乐艺术性塑形时，往往更加强调“声音歌”，却让真正意义上的“鼓楼大歌”难以露面，这是否会也会间接性地促进中国传统音乐的失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