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子牛

                          2024-03-05

        已故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生平精研儒、释、道，致力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著术颇丰。其参悟人生的一段箴言多年来一直萦绕在我心头，时常书而写之：“佛为心，道为骨，儒为表，大度看世界。技在手，能在身，思在脑，从容过生活。三千年读史，不外功名利禄；九万里悟道，终归诗酒田园。”近期重读先秦诸子经典、散读《史记》后，感悟愈加深刻，禁不住就此发点议论。

          佛为心，道为骨，儒为表，大度看世界

      南怀瑾先生此语表明，人生的最高境界在于：有佛祖一般慈悲为怀的心境，道家那般自然淡泊的风骨，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德行，宽容大度的看待世界。

        从儒、道、释在中华思想文化史上的发展脉络及历史地位看，我觉得将南怀瑾先生的上述表述修改为“儒为心，道为骨，佛为辅，辩证看世界”，似乎更为适宜。

        中华传统思想文化奠基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先秦诸子百家争鸣，至汉武帝时，在董仲舒参谋下，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至清末民初，儒家思想一直占据封建意识形态主流地位。道家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古老哲学则构成中华传统文化的浓重底色。佛教自东汉起传入中国，经过漫长的中国化、本土化过程，至隋唐时开始融入中华文化，逐步形成儒道释（即佛）三教合一的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为中华民族构筑起较为完善的精神家园。

        儒家学说侧重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建了以仁为核心、以礼为规范的传统伦理道德准则；道家侧重探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倡导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化、本土化的佛教提供了“明心见性”的禅宗智慧。儒家鼓励人们积极入世、担当作为、修齐治平、志存高远；道家教导人们出世，凡事顺应自然、遵循规律、韬光养晦、知足常足；佛经告诉人们“五蕴皆空”，启发人们自我觉悟和救度众生。

        通俗地说，儒家激励人们拿得起，道家启发人们看得开，佛教劝导人们放得下。故可以儒做人，以道养生，以禅清心。年轻时多读读儒家经典，积极作为，开拓进取；老年时多读读道家经典，无为清静、知足常乐。处顺境时，读点道家经典，有助于保持头脑清醒，谦虚谨慎；处逆境时，读点儒家经典，可以激气励志，防止消极颓废。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纷繁复杂；人生在世，变幻无常，顺逆交织。若能一手孔子、一手老子，便可随时调整心态，辩证看世界，大度看人生，适者生存，立于不败之地。辩证能够让人客观全面地看待人事物，大度能够让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辩证和大度，既是一种世界观，更是一种处世态度。唯有辩证统一、宽容大气，才能洞察世界、容纳万物，使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技在手，能在身，思在脑，从容过生活

        南怀瑾先生此语，可谓谋生技能及生活态度之实话实说：人们只有具有自己的一技之长，练就浑身本领，脑子勤于思考，才能从容不迫的过好自己的生活。

        古往今来，无论是成就一番大事业、大学问，还是做好每一件事，都不仅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能力，还需要有一颗灵活的头脑。如此才能从容不迫地应对挑战、抓住机遇。人生必须创业、立业，无业则无以谋生。尤其在当代社会，不接受专业教育，没有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无论体制内外，都将难以创业、立业。没有健全的人格、灵活的头脑、敏捷的思维，在职场博弈中亦难有立足之地。

        《论语》中，子贡问为仁。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老话说得好：“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所谓“利其器”“有准备”，主要就是知识的储备、技能的磨炼和思维的训练。在当代社会，不需要人人成为思想家、艺术家、科学家，也不宜倡导知识分子争着去做官僚。应鼓励更多的人们去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身怀绝技”的“工匠”。在我们这样一个长期以人文精神立国的传统国度里，应大力弘扬“工匠”精神，鼓励人们“善事利器”、精益求精。

        南怀瑾先生有几句话可谓逆耳忠言：“真正的修行不只在山上，也不在庙里，更需要在社会中。要在修行中生活，在生活中修行”；“我们人生其实只有12个字：看得破，忍不过；想得到，做不来”；“头等人，有本事，没脾气；二等人，有本事，有脾气；末等人，没本事，大脾气”；“人有三个基本错误是不能犯的：一是德薄而立尊，二是智小而谋大，三是力小而任重。”好高骛远、眼高手低，确实是大部分人的通病。生活中，往往越有学问、越有修养、越有本事的人，越是谦虚谨慎，脾气越小；越没有学识、没有本事的人，脾气也越大。正所谓“大智若愚”，“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子语），“无知者无畏”（俗语）。

        当然，个人再优秀、能力再突出，思维再敏捷，还需要有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环境和组织环境。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重用人才还是压制人才，是决定历史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故《墨子》曰：“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

                  三千年读史，不外功名利禄

      南怀瑾先生此语，意在通读三千年中国历史，才明白其中记载的不外乎是功名利禄的事件。

      确实，我们读以《史记》为代表的官修二十四史，记载的无外乎帝王将相的言行和功绩，其争夺的核心不外乎功名利禄，而且争的六亲不认、斗的不亦乐乎、杀的惨不忍睹。《史记》之“本纪”、“世家”、“列传”等记述，莫不如此。一部中国文学史，同样充斥着才子佳人的风流倜傥。历史上沉湎于“酒色财气”的帝王将相和文人骚客不在少数。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是自古根植于人心中的原始欲望。君主贪天下，将军贪功，文人贪名，商贾贪财，高官贪禄。今日反腐败中惩治的那些贪权、贪财、贪色的“老虎”们，其贪腐程度，同样令人瞠目结舌。

      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告诉我们，人们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然而历代官修史籍记载的主角从来都是帝王将相，没有一部是为人民群众立传的。即便是历朝末代帝王实施暴政、荒淫无度、走向衰亡之际引发的农民起义，多数以失败告终，少数成功者，起义领袖很快就变成了封建皇帝。农民起义成了推动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工具。广大平民百姓只能世世代代以勤劳和汗水书写着属于他们自己的历史。

        尽管如此，奠定中华思想文化基础的先秦诸子和历史上的少数开明君主，还是留下了一些宝贵的“民本”思想财富。不管其出发点为何，且在封建社会条件下也无法真正实现，能提出这种思想或具有些许的恤民之心，已属难能可贵了。诸如《尚书》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老子》提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管子》提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孔子提出“修己以安百姓”。“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荀子》所言“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墨子》提出“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贞观政要》中李世民所言“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等等。

      “文革”时期，国人曾不加分辨地错误批判过“成名成家”思想。其实，对于“功名利禄”、“成名成家”，是不能一概否定的。司马迁早就指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序》）从一定意义上说，追求“功名利禄”、“成名成家”乃人生的重要目标和动力。试想，一旦丧失了“功名利禄”、“成名成家”之心，人活得还有什么劲头？还有什么奔头？即便是圣人也要追求“立德、立言、立功”之“三不朽”，佛道神仙也要追求法力无边、无所不能。

        中国古代，自隋唐开始至清末光绪年间，实行选才取士的科举制度，长达一千二百余年。尽管其存在“八股化”等诸多弊端，但无疑是封建时代所可能采取的最为公平的人才选拔途径。它在任人唯亲的爵位世袭制之外，开辟了出身中下层社会的寒门学子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登科入仕的上升通道。改革开放后，国家恢复高考和不同领域、不同层面实行的公开招考、招聘，都是人们通过公开考试、招聘的正规竞争渠道追求实现“功名利禄”的合法途径。我们倡导的是通过合法手段和正当途径追求适度的“功名利禄”，以及靠真才实学“成名成家”。反对的是通过不正当手段或非法途径攫取“功名利禄”的强盗行径和种种沽名钓誉的虚伪行径。正如《荀子•富国》所言：“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

                  九万里悟道，终归诗酒田园

        南怀瑾先生此语，意指行走万里路去参悟人生的道理，最终才知道最惬意的人生，是逍遥无束、把酒吟诗的田园生活。

      唐代杜甫诗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明代董其昌《画旨》提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古代万卷是指皇帝的试卷。读书是为了进京赶考，金榜题名。现比喻要努力读书，让自己的才识过人，并注重在实践中增长见识，学以致用。俗语中也有“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一说，意在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其实，读书与实践同等重要。“读万卷书”是基础和前提，为的是从书本上学习、积累更多知识。《荀子·劝学》曰：“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杨绛先生有句话说得可谓精辟入里：“你的问题在于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行万里路”是根基和拓展，强调注重从实践中检验、运用和丰富知识。将多读书与多实践结合起来，才能见多识广。故王阳明心学倡导“知行合一”。

        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会反躬自问：人活一世，究竟为了什么？先秦儒家说是为了“修齐治平”。孔门弟子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三国蜀相诸葛亮和已故总理周恩来树立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品格。《左传》中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说。此乃圣人境界，非一般人所能达到。历史上被后人认定为达到“三不朽”境界的只有“三个半圣人”，即孔子、王阳明、诸葛亮和曾国藩（半个圣人）。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自述其忍辱负重撰述《史记》的宗旨是“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太史公的史识、史胆、史才，亦非常人所能比。宋代大儒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等宏大抱负至今依然是广大中国文化人荡胸激怀的人格理想。共产党人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无数革命先烈和先进分子用鲜血和生命践行了这一宗旨。而腐败分子则是为了以权谋私，信奉“有权不使过期无效”的腐败哲学。就平民百姓而言，虽然没有远大的理想目标和高大上的豪言壮语，但其努力工作、辛勤劳动，莫不是为了生计而拼搏。

        人们一路走来、一路感悟。年轻时不成熟、不觉悟；待到逐步成熟、觉悟后，已经人到老年了。年轻时，喜欢热闹、喧嚣，老年后陷入孤独、孤寂。甚至一辈子不觉悟、稀里糊涂者也大有人在。这种人反而活得没心没肺、自由自在。古往今来，多少帝王将相、高官名人、商贾富豪，顺境时风光无限、趾高气扬、醉生梦死；逆境时一落千丈，甚至搭上身家性命、株连族人。春秋末年，协助越王勾践成功灭吴复越的范蠡大夫急流勇退，带着美女西施泛舟五湖，逍遥自在，被后世尊为商界鼻祖。文种大夫不听劝言，留恋官场，结果落得个“兔死狗烹”的悲惨结局。孔子对颜渊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论语·述而》）意思是，当被社会或他人所用时，就积极地投入工作；而当不被任用或不被需要时，则选择隐退。孟子因此称颂孔子为“圣之时者”，即识时务者。担任周朝档案馆馆长的老子眼见周朝日渐衰落，便果断辞官西出函谷关，留下五千言《道德经》扬长而去，世人不知所终。东晋诗人陶渊明晚年辞官归隐田园，醉心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逸生活。

        现实中，位高权重的官员们，在职掌权时，自然是居高临下、前呼后拥、门庭若市、威风凛凛；免职退休后立刻变得“人走茶凉”、“孤家寡人”，门可罗雀。对此等人生“落差”，凡明智者，应提前调整心态，自觉降低“身价”，放下“身段”，及时换档转轨，缓步回归“诗酒田园”。往往是人到老年才开始觉悟，人不可能长期生活在依赖别人的世界里。人生不能总飘在天上，终归要落到地上；路无论怎么走，终归在自己脚下；生活如何调理，终归要靠自己的智慧和双手。

        “终归诗酒田园”，意味着历经人生坎坷和沧桑岁月，在无数次的反思、放弃与挣扎后，终于想明白自己的人生归宿，在光怪陆离的“浮世”里找寻到属于自己的“诗酒田园”，学会享受平淡自在的“夕阳”时光。人到老年，应如弘一法师所言：“追不上的，不追；背不动的，放下；看不惯的，远离；渐行渐远的，随意；不属于自己的，不要。做自己想做的事，听自己喜欢的声音，见自己想见的人。人生简简单单，如此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