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指的是御史台，是古代的司法监察机关，这个机关早在汉代就有，《汉书》有记载说，御史台里种着柏树，树上栖息着几千只乌鸦，所以御史台也被称为乌台。
苏轼的案子送交御史台根勘所审理，所以叫作乌台诗案。
别看乌台诗案里有个“诗”字，但真正引起事件发酵的，却是苏轼写给宋神宗的一封感谢信。熙宁六年（1073年），苏轼离开京城，到杭州担任通判，大约相当于副市长。此后八年间，历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大约相当于正市长。这样的仕途轨迹，说明苏轼的政治前途一片黑暗。
宋代的传统是重内轻外，京城是内，地方是外。这种结构在熙宁年间，造成了一种很奇怪的貌似两党制的局面：执政的一伙人以王安石为首，聚集在皇帝身边发号施令，推行新法；他们看不顺眼的人都被打发到全国各地担任地方官，只能做些事务性的工作，无缘参与国家大计。
在野的人无论熬多少年也进不了京，很难升迁，甚至在三年任满回京述职的时候都能被圣旨拦在城门之外。
执政的人其实也不舒服，因为他们的政策要想推行下去，必须得到地方官的全力配合，但地方官里满是被自己赶出去的反对派，谁会真心配合呢？
在新法实行的这些年里，地方官既有拒不配合的，也有阳奉阴违的，更没少冷嘲热讽，找一切机会让执政党不痛快，眼巴巴地等着他们失败倒台。
就算新法真的利国利民，也架不住做事的人少，拆台的人多，何况新法本来就很成问题呢？
美国籍的犹太学者魏特夫发表在1957年的《东方专制主义》，论述中国作为一个“治水社会”必然发展出万世不变的专制主义。
虽然魏特夫的论证站不住脚，但他的观点会给我们带来另外的启发，那就是要办一桩必须动员社会全员的大事，组织结构注定趋向专制。
所以，随着王安石变法的深化，专制的味道越来越浓。
好容易王安石扛不住压力，下了台，但新党人士仍然把持着政治中枢，他们的很多做法比王安石时代更没底线。在他们看来，给反对派的自由实在太多了。
元丰二年（1079年），43岁的苏轼到湖州上任，给宋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上表》。凡是新官上任，都要写这种感谢信，但苏轼这份感谢信，招来了一场牵连广泛、影响深远的文字狱，史称乌台诗案。
写这种感谢信其实很难出错，因为都有固定套路：说到自己要谦称不配，说到皇帝要感激涕零，最后再表态说自己一到任就会好好干，好好报答皇帝的厚爱。
苏轼也是按这个套路写的，文体还用到唐朝风格的骈文，今天如果混在《苏轼文集》里看，怎么看怎么都只是例行公事，但当时的新党人士敏锐地挑出了毛病，重点就在这两句话：
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
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如果让我们设身处地，站在新党阵营，内心确实会被这两句话深深刺痛，因为“新进”和“生事”都是他们最不爱听的词。
所以苏轼这两句话，从字面上理解和在当时语境下理解，涵义完全不同。
字面意思是说：“皇帝知道我跟不上时代发展，僵化的老脑筋配合不来政坛新锐的快节奏，但人老有人老的好处，就是不爱生事，皇帝一定是看中了这点，才让我去做地方官的。”
同样的意思在新党人士读起来，味道就变了，就变成了：“皇帝知道我耿介，从不随波逐流，没法昧着良心追随那些因为趋炎附势和政治投机而平步青云的政坛新贵，但皇帝也能看到我不会为了追求政绩就没事找事，折腾百姓，所以才让放心让我去做地方官。”
于是，犀利的讽刺招来了严厉的弹劾。苏轼倒也没做辩解，坦率承认讽刺属实。
这时候的苏轼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毕竟北宋政坛一贯开明、温和，讽刺朝政不算多大个事。
当然，如果新党只拿这一份《湖州谢上表》作为罪证，确实也奈何不了苏轼，更奈何不了和苏轼一直保持来往的旧党大佬们。
每个人都生活在关系网里，所以政治斗争总是拔出萝卜带出泥，从一个节点总能牵出一张大网。
在新党眼里，苏轼应该就是旧党这张关系网里的一个最好下手的节点：他的交际面很广，人很闪光，还总是管不住自己的嘴。
更重要的是，他的文学才华实在太高了，很能写，很爱写，写出来的东西白纸黑字，一旦抓到把柄，谁都没法否认。
更妙的是，苏轼这样的天下第一才子，科举高分纪录保持者，诗文流传度极高，藏都藏不住。这里有一个社会原因，这个原因就藏在我们最熟悉的宋体字里。
宋体字最突出的特点是横细竖粗，从这点就能看出，它是为木版印刷服务的：汉字横多竖少，如果横竖一样粗，就很容易把字印糊，而且，木版有天然纹理，刻版的时候，横笔和纹理平行，轻松易刻，竖笔和纹理垂直，刻刀必须截断纹理，不容易刻出很细的竖笔。
这样的字体，显然是为木版印刷服务的。之所以叫作宋体字，是因为明朝出版人从宋版书里学到这种字体，所以叫它宋体。明朝人把它加工完善，变成今天我们看到的样子。
宋体字是在宋朝的印刷业里萌芽的。宋朝的印刷业在技术上已经相当发达了，在管理上偏偏很不成熟，商人受到利益的驱使，总会想方设法弄到苏轼的作品刻板印刷，出书赚钱，这既不必经过苏轼本人授权，也不必经过朝廷审批。
正是因为北宋印刷业的发达和宽容的言论环境，导致讥讽时政的文字传播迅猛，给中央政府制造了很大的舆论压力。
苏轼接下来的被找到的罪状，就是杭州书商刊印的一部《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书名里边，“元丰”是宋神宗的第二个年号，这里表示出版时间，“续添”相当于今天的增订，“子瞻”是苏轼的字，称字表示尊敬，“钱塘”是杭州古称，“钱塘集”表示这本书里收录的主要是苏轼在杭州期间的作品。
诗歌、文章对于古人来说，不仅仅是单纯文学创作，更是最重要的社交媒介，苏轼的诗歌、文章当然也不例外，一旦从这些文字里边把社交对象的名单整理出来，就可以一网打尽了。
宋神宗看了这些罪状，决定对苏轼正式立案调查。
程序的第一步，是让御史台派一名官员到湖州缉拿苏轼到京，送交御史台根勘所审理，同时，宋神宗还派了一名宦官随行监督。这种审讯叫作诏狱，顾名思义，就是皇帝亲自下诏办理的案子。
提到诏狱，你最容易联想到的就是明朝。明朝是由帮派建国，帮派作风盛行，诏狱一兴就很容易腥风血雨，无所不用其极，但宋朝是由政变建国，作风远没有明朝那么狠辣，即便是诏狱，也要讲究程序和制度，毕竟宋代法治是中国法律建设的一座高峰。
宋代的御史台不同于明代的锦衣卫，它是一个光明正大的机关，大约相当于今天的纪委，但也承担一部分司法功能。
御史台或者说乌台的“台”并不是平台、楼台的意思，而是中央官署的一种。
苏轼的案子送交御史台根勘所审理，根勘所是御史台里专门审理诏狱的机构，“根勘”是一个法律术语，意思是彻底调查。
“乌台诗案”这个词很容易让人误解，认为从批捕、审讯、关押、定罪直到量刑全是御史台一手操办的，这就太小看宋代的法律文明了。
御史台只负责到审讯为止，就连审讯也不是御史台独立完成的，皇帝还会从其他机构抽调人手，和御史台官员联合审讯，称为杂治。
案情审清之后，制勘官，也就是审案人，整理好犯人的口供，这叫供状，签署意见，向上申报。审讯环节到这里就结束了，这叫结勘。
皇帝会临时抽掉御史台以外的官员对犯人当面问话，这叫录问，犯人可以申辩，如果推翻供状，比如说自己是被屈打成招的，这叫翻异，那么皇帝还会另外派人重审。
犯人如果不再申辩，供状就会交给大理寺定罪量刑，这叫检法。
量刑结果叫作判词，交给刑部或审刑院复核，复核之后的判决意见报告给皇帝，由皇帝最终裁断。
所以我们会在乌台诗案里看到，虽然御史台的几位官员咬牙切齿想治苏轼的罪，想要牵连更多的旧党人士，但御史台并不能一手遮天，尤其是定罪量刑的事情并不归御史台管。
这就会带来一个问题：即便御史台从苏轼那里问出了自己最想要的结果——苏轼确实在诗文里边诽谤朝廷，攻击新法——而对这个结果该怎么解释，却大有转圜余地：
往最严厉的方向解释，可以说苏轼侮辱皇帝，属于“十恶”重罪，当然十恶不赦，要判死刑。但如果往宽松的方向解释，苏轼无非是遵循了《诗经》开创的讽谏传统，完全没道理入罪。
到底把事情向哪个方向解释，接下来就要看大理寺、审刑院和宋神宗本人的态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