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始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作为一部卷帙浩瀚的编年体通史，其跨越年代不可谓不久远了，可是他为什么不从更早晚一些的年份开始记载呢，而且并非无史料可考征。人家《史记》可是能上溯到三皇五帝呢。这就要从二者不同的著述目的来看了，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自陈内心的想法，“欲以就古今之际，通天人之变，成一家之言”，尝受前刑之辱，“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同样从司马光的进书表中也可以看到这句话，“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
史记是司马迁为了对历史的热爱，为抒发胸中愤愤之情而作。而通鉴，则包含着司马光个人的政治倾向，写给他的皇帝们看的，其删削、收录，自然都是经过精心考虑，希望收到一定的效果的。
周烈王二十三年发生了一件在当时影响很大的一件事，晋国的三家大夫被封为了诸侯，这事周王朝数百年来未曾有过的，王，侯，大夫的地位几乎在武王分封过之后就被固定了，尽管自平王东迁以来周室衰微，各诸侯国也互有侵吞，楚国的无知蛮夷也自封为王，但那是不为中原民族所承认的呀。不过这次的晋封，来自周王室，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信号了，固化如坚冰的封建等级终于开始松动了。是福还是祸呢。
在司马光看来，这是天大的祸事了，一句话交代背景后，司马光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臣光曰”，核心围绕三个字“名、分、礼”。甚至提出“以微子而带纣，则成汤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吴，则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这种在当今看来愚蠢荒谬的论点{这还是那个机智砸缸的司马光吗}。以致于胡三省在作注时，写道“通鉴始于此，所以谨名分欤”，奠定了全文的基调，也反映了司马光的保守性。
不过，仔细琢磨，抛去那句过于偏激的论断，我们就会发现名分之说不乏道理，乃至我们今天也不能说完全不受其禁制。春秋战国四百年，诸侯不敢取周而代之，畏惧的是名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依靠的也是名分。当然，徒有虚名，其实难副是不行的，那不免成为群狼眼中的肥肉，时时自危。这便是周王的尴尬处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