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后一次见到飚哥，是在一门课程的临别聚餐上。那是飚哥在北大教授的最后一门课程，在这种意义上，我有幸成为他的“关门弟子”之一。那个冬夜，彻骨的严寒和冰凉的雪花都被关在了门外；餐桌上是冒着腾腾热气的火锅，是一连串可以下锅的有料有味的学术八卦，是笑得很灿烂的飚哥。但我却一点也提不起精神来。一想到飚哥即将离开我们，以后的交流只能依靠在空中传递的电子信号，我的心里就很不是滋味。那种滋味或许比经受了各种菜蔬涮肉摧残的火锅残羹层次更为丰富，更为复杂。我感到，我的世界，像水晶球一样，飘起了一场大雪，但雪花落在手心，竟然是温暖的。于是，我回忆起那段一路狂“飚”的岁月，回忆起那个让我们膜拜、让我们为之疯狂、让我们“痛并快乐着”的飚哥。

在我院，飚哥 “男神”的封号人尽皆知。想当年，有多少青春年少的新生，多少踌躇满志的毕业生，多少成熟有为的往届生，曾经拜倒在他的脚下。飚哥就是有那么一种自带光环的“神性”，让你欲罢不能。

当时，初入燕园的我懵懂无知。对于燕园，对于大学生活，对于专业，对于学术，都是一个迷茫的问号和一串无奈的省略号。在一个远离乡土、远离中学生涯、充满陌生面孔的世界里，我找不到身份认同，我找不到恰当的位置，我迷失了方向，我陷入了深深的懊悔和恐慌。我懊悔没有坚持己见，选择自己梦寐以求、心心念念的中文系；我懊悔听信了父母的“谗言”，阴差阳错地进入了政府管理学院。“政府管理学院”是一个不知所云、毫无实质内涵的名词，在我穿上了写着这几个大字的院衫，在我喊着“天下为公，报国为怀”的院训时，我依然无动于衷，甚至有些厌恶与愧疚——因为正是它从中文系的怀里抢走了我，破碎了我的梦幻。我讨厌这个专业，我也先赋性地讨厌那些等待着我的专业课程。我的第一门专业课程是《政治学概论》。“政治学”是一个我听到都会冷笑一声的词汇。我不懂它到底研究的是什么，我也不想弄懂。在我最初的印象里，政治是卑鄙的权术，是无休无止的争斗，是污秽不堪的手段，是理想国度的反面，是我最不愿接近的场域。在我这个自许为“风雅清洁、与世无争的文人”这里，政治绝对是思想的境地。我正是抱着这种固执和偏见去上第一堂课的。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我居然在短短一堂课的时间里彻底颠覆了根深蒂固的观念，从排斥到能容忍接纳政治学。而不到一个学期的功夫就足以让我对政治学，特别是对其分支学科政治经济学爱不释手。没错，我对政治经济学的钟爱就是拜飚哥所赐。

如果没有亲身体验过，你无法想象飚哥对教学的投入竟能到如此“让人发指”的程度，对课堂的把握竟能到如此炉火纯青的地步。特别是放在——大学里学者是主业教师是兼职，教师的职称评定几乎靠学术科研成果——这样一个大背景下，飚哥更是一个异端。我觉得，飚哥是以对待宗教信仰般的虔诚在对待教学。他有一个自我约定——上课前决不进食，即使一颗巧克力、一瓶牛奶也决不沾染。据他自己说，课前进食会让他的身体忙于消化而有损精力，他想要保持旺盛的充沛的精神状态。这个规则他坚守了十几年，从他站上讲台成为教师之日起，年年月月，从无例外。他信仰之虔诚，在外人看来，几乎是着魔。他的口袋里经常有一颗德芙丝滑黑色巧克力，他课后解答完学生疑问、走出教室后，会摸出来塞进嘴里，想是有一种心满意足、心驰神往的感觉吧。我一直认为，他是在酒神精神的迷幻下，在一种如痴如醉的忘我状态下讲课的。他讲得很醉，我们听着也很醉。飚哥的课件很精干，文字极少，却是提纲挈领，句句精到，逻辑清晰，层次分明，让你想思维混乱都难。他的课堂像一个环形剧场，他是那个能独当一面，hold住全场的主角，有说不尽的生动活泼的故事，有数不清的诙谐风趣的语言。学生中间口口相传的一个最为经典的段子是西红柿和茄子的故事。为了说明市场起源于专业化分工与交换，他很费心地编了一个故事——张三和李四是农民，种植各种蔬菜。某天，两人突发奇想，张三就只种西红柿，李四只种茄子。他们都一直坚持专业化生产，积累了相应的栽培经验，效率和质量提高了，具有了竞争优势。他们依赖市场交换来出售自己的产品，同时获得其他物品满足其他需求。这样一来，市场逐渐形成，在时空上有固定性和可预期性。这个故事可谓深入浅出，说理透彻。他在讲述时，会穿插打着飚哥记号的“哭着喊着”、“恍然大明白”等口头禅，让故事增色不少。当然，对于一个出色的演员，光有故事是远远不够的，飚哥还有演技。他善于调动各种因素辅助讲解，表情、语气、姿态、动作面面俱到。他不仅讲得声情并茂，还经常手足并用、手舞足蹈。在讲到制度经济学中“行为不是由理性选择决定而是由习惯决定的”这一假设时，飚哥很巧妙地以走路为例。他说：“就拿走路为例。我们走路已经成了条件反射，是习惯性动作，不需要多加思索。如若走路不是习惯，而是理性思考的结果，我们可以设想每走一步，都要认真考虑要先抬左脚还是先抬右脚，纠结得不知如何是好，那岂不既费劲又可笑？”他一边说，一边交替抬脚，说到“纠结”一处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皱着眉头直跺脚。场下一阵哄笑，表示理解并心悦诚服。

也许正是由于飚哥这份对教学宗教似的虔诚与演绎，我对他的课程也陷入了宗教似的狂热中。我一路追随，上完了他给本科生开设的所有三门课程。

大一时是大班授课的《政治学概论》。从我拿到他的书单的那一刻起，心中就燃起了熊熊欲火，巴不得一口气读完所有推荐书籍。我甘心每天闲暇时候都泡在图书馆里，穿梭在书架间，像捕猎的鹰一样目光如炬地搜索一本书籍，同时对其他书籍虎视眈眈，心想“小鲜肉们都要乖乖等候着我哦！”书桌前一坐，一本书，一杯咖啡，就能坐一个半天。那一个学期，我真是深深扎根于图书馆，在坛子里泡得发霉长草，成为生于斯长于斯的一株植物；我也深深沉浸在阅读和探索的快乐之中。飚哥每周都有固定的office hour。小小一张表格贴在他办公室的门上，上面清楚地写明时间段，下有空格以供签名。凡是想找他答疑的学生都需要提前在相应时间段的空格中写下名字。表格每周一换，周末贴出。答疑时间在周三下午，名额经常在周一上午就被一抢而空，可见他之炙手可热。我总是有无尽的疑问与好奇需要解答，于是我的名字几乎每周都会出现在表格中。一开始，我抢名额抢得很是惊险。经常是大周末起个大早，一门心思想着签名的事儿，一股脑冲到院楼飚哥办公室。见到还有空格，不禁欢欣雀跃，小心脏扑腾扑腾跳得厉害，心想总算没白跑。飚哥每次都笑容满面地打开门，请我在沙发上坐下。书架上满满都是厚厚的英文著作，书桌上堆放着摊开的文件书稿，玻璃柜里陈列着异国风情的藏品，茶几上是一幅精巧的拼图。我像爱丽丝跌入仙境一般，感叹道：“这真是一个奇幻的世界！”我会很认真地翻开笔记本，很认真地询问他记录下的疑问，很认真地听他娓娓道来。每次听完，都感觉神清气爽，“恍然大明白”！末了，他总会翻出一些进口的夹心糖、巧克力或饼干放在我手里，又是笑容灿烂地向我挥手告别。

大二时是兼有小班讨论课的《政治经济导论》。据说该门课程很虐，足以上本院几大虐课的排行榜，连一些学霸都望而却步。身为一介学渣的我还是鼓足勇气力排众议，毅然决然地选上了。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晚上的课程，我每次都是大清早赶去贴纸条占座（纸条会被当天之内清理，所以当天座当天占）。我每次都是坐在第一排正对讲台的位置，每次都是聚精会神、目不转睛地盯着飚哥，一边捕捉信息一边奋笔疾书，生怕有半点遗漏。每次课后我都会捧着笔记反复咀嚼，揣摩其中真意。这门课程比较特殊，每次课前半段是必修的大班授课，后半段是选修的小班讨论课，可以自愿选择参加，但并非来者不拒而是有门槛。门槛是必须在课前把每周的阅读笔记发给飚哥。这一门槛设置吓退了“千军万马”，一百来人第一次就只剩下了不到二十人，越往后空出的椅子越多。据我观察，我是唯一一个从头到尾一直坚持，一次不落的学生。我自己都为自己的执着与热忱所感动了，这才是真爱啊！期中考试前，飚哥专门传授答题真经——逻辑清晰，简明扼要，不看篇幅，不数要点，自圆其说即可。这在我看来是挑战思维方式的一重考验。我早已习惯了长篇大论，习惯了精致细腻的描写刻画，习惯了有感情而无逻辑的叙述，完全反其道而行之，谈何容易。结果让我大吃一惊。发试卷那天，我刚走进讨论室，飚哥就装作惊吓状指着我大叫：“姜学霸，你来了呀？”唬得我这枚小学渣两腿发软，满头虚汗，脸羞得通红，赶紧低下头来，不知如何是好。后来，他就把我的答卷作为范本在同学间传阅。那节课，我一直保持低调沉默，与平时蠢蠢欲动、跃跃欲试、随时准备抢答的激动状态相去甚远。虽然受到了一万点的惊吓，但我不得不承认，“学霸”这个称谓还是很撩人的。也让我个小学渣爽快了一把。

大三时是分组讨论的《论文方法与写作规范》。五个老师自立门户，分头带组，可亲可爱的飚哥是其中之一。同学们根据抽签得到的顺序先后依次选择小组，每组名额有限，选满为止。我大为惶恐，担心排次靠后，痛失跟随飚哥小组的良机。为此，我试探性地恳求他，希望他能念及我们旧日的交情和我的真诚，容许我提前加入。飚哥很坚决地答复道：“规则就是规则，对任何人都一样，我恐怕是爱莫能助，只能静候佳音。但我特别期待你的加入！”抽签那日，我沐浴更衣，屏息凝神，气沉丹田，精气汇聚指尖，果断地捻出一个纸签。打开一看，天不负我，编号为四，颇有一种登高远望，俯视天下，英杰任我挑选的豪情霸气。我故意憋住不笑出声来，假装淡定从容地在飚哥一栏挥毫写下我的大名。同时，又为拔得头筹而倍感荣幸。当天，我就收到了飚哥的信件，首先是祝贺我们加入他的“战队”，然后是布置课程任务，最后可谓是点睛之笔——他以“和我混是一件痛并快乐的事”收尾，真是干净漂亮，让人意犹未尽，浮想联翩。我都能想象到他写下这句话时，呵呵一笑，眼角闪出一道光，意思似乎是“小样，好好混，不然看我的厉害！”虽然飚哥没有强求，但我还是延续了每周提前把读书笔记发给他的习惯。纸页纷飞的英文文献，沉甸甸的英文原著，即便挑灯夜战、老眼昏花，我也要硬着头皮啃下来。一次，他很感慨又很欣慰地对我说：“我就知道，即使其他人不看，你也会一字不落地看完。”我也是既感慨又欣慰。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我多次感到已功力耗尽，难得提升，他就鼓励说：“我并没有什么硬性标准，只是想逼迫你们一下，让你们自己跳得更高，达到自己力所能及的最好水平。毕竟，大学里能这么折磨你们的课程并不多，为什么不好好珍惜这种机会呢？”我只得苦笑，同时激发出不断完善自我、超越自我的信心与勇气。

除了兴趣的培养和学业的精进，飚哥对我最深刻的影响在于，他把我之前的观念世界砸得粉碎，又带着我拾起碎片，拼出一个更为丰富多样也更为纯粹的世界。

《政治学概论》的课程伊始，他就抱怨我们这些经历了高考磨难的学生，脑子在高中政治课的“马克思主义毒水”里浸泡太久了，一个个都被弄得晕乎乎的；我们需要摒弃成见，接纳一套全新的观念和思维方法。飚哥为我们推开了社会科学的大门。大一的我，开始有了最为粗浅的认识——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寻找规律，规律就是共性、普遍性，规律经常被简化为变量间的关系；若想要得到两个变量间纯净的相关关系，就需要控制其他变量。但飚哥反对“科学至上”的观念，在他看来，科学在当下只是接替了巫术和宗教，走上了圣坛，归根到底，科学只是人们认识世界诸多方式中的一种，不应该被神化；过于相信科学，其实也是一种迷信。这种观点对尚未摆脱“马克思主义毒水”的我而言，无疑是颠覆性的，犹如晴天霹雳，整个世界以崭新的面貌与姿态呈现在我的面前。

在《政治经济学导论》的系列课程中，飚哥每次介绍一个学派的观点，多元的学派在他的三尺讲台上激烈交锋，擦出思想的火花。我逐渐认识到，存在对世界不同的看待视角与解读方式，他们各有一套逻辑，没有单一的判断标准，没有简单的对错，他们都有自己的合理性和适用范围。曾经以为把马克思主义原理背得滚瓜烂熟就把握了世界的本质，就掌握了唯一的真理，就能理直气壮地引导那些无知者前进的方向，如今想来，是多么的荒谬可笑。由此，我告别了不假思索的接受，变得敢于质疑权威，敢于运用理性进行独立思考和判断，刨根问底，追问背后的逻辑何在。这让我感受到独立个体思想的力量，感受到了自由和理性的力量。

飚哥对学术独立的笃信与坚守更是型塑了我的认知。在讨论中，当一个学生问到“我们研究这些理论到底有什么实际用处” 时，飚哥的脸沉了下来，他严肃地说道：“学术研究在短期内确实既不能带来财富也不能带来名利，甚至难以再短期得转化成某项发明专利，社会科学的研究尤其如此。但学术研究有助于知识的积累、沉淀和智慧的发展、传承。学术研究从来不是也不应该以功利为目的。以实用主义的逻辑来衡量与评价学术，本身就是对学术最大的玷污。学术有其内在的价值，以自身为目的，不需要作为手段而存在。而且，我对想通过社会科学研究来给出政策建议也持一种悲观和怀疑的态度。首先，人类社会极其复杂，单凭人们的有限理性就想制定出合理政策试图改造社会，简直是天方夜谭；其次，这增加了学者被政治被经济绑架的可能性，会损害到学术独立性，而独立自由恰恰是学术的灵魂。知道学术研究在短期内没有什么实际功用，但还要投身学术，坚持下去。这才是一个学者应有的理智与情怀。” 飚哥对学术的这种纯粹的坚守，这种精神贵族式的解读，让我深受震动和洗礼。“为学术而学术，为名利者勿入”的戒律从此高悬在我的头顶，被我奉为圭臬，成为我在进行学术研究时立身处世的原则。

大学四年，我一路狂“飚”。记忆里那个风趣幽默的飚哥，那个亲切可爱的飚哥，那个催人奋进的飚哥，那个人格独立的飚哥、那个挚爱学术的飚哥……七巧板似的拼合在一起。飚哥式的经典笑容又一次浮现在我的脑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