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铁器在欧洲的使用并不算晚，但或许是由于欧洲的资源禀赋优于中国，又或者是由于罗马奴隶制下的工匠缺乏自主独立的创新精神，一直以来欧洲都只掌握了块炼铁的固态还原法。直到十三世纪蒙古西征时，在中国早已成熟的高炉冶炼等工艺才逐渐传入欧洲，而在春秋中晚期就已经出现的铸铁工艺，直到十五世纪才被英国人所掌握。正是铸铁技术的出现，使得英国铁器发生了革命性的突变，由此带来的是社会农业生产率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使得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获得解放，投身于工商业活动，进而带动了欧洲工业革命发源。

与之类似的是，春秋中后期铸铁工艺的出现，也对中原稳定的社会结构造成了致命的冲击，从而引发了一场足以与工业革命相媲美的的产业革命。农业生产率的骤然提高，也极大地解放了当时的农业人口，从而也促进了中原地区的工商业繁荣，那种严重制约了商业文明的礼乐秩序，自然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从这个角度来解释历史事件，有时候我们也会有很奇特的发现，关于霸业秩序的兴起和衰落，也就需要我们重新解读了。

在青铜时代，要想拥有青铜，你不仅仅要拥有一座矿藏丰富的铜矿，还需要掌握有铅锡这样的合金资源。然而这些金属资源的分布是极其不均匀的，笔者眼下没有中原矿产资源分布情况的相关资料，但是据现有资料分析，早前的商代就是一个极其依赖青铜的国家，有商一代迁都不下二十次，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追逐矿脉。可见至少在先秦时期的生产力条件下，中原地区矿产资源储量并不多。而更加稀有的铅、锡等重要的合金材料，恐怕就更为稀少。

青铜作为当时人们使用最为普遍的资料，被广泛应用到祭祀、宴会、战争、货币等方方面面，这种兼具了价值属性和实用功能的合金，显然就具备了战略储备的价值。《左传》就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说是在晋惠公九年的时候，因为齐桓公去世，郑文公决定跟随楚国，楚成王喜出望外，当下就答应赠送给郑国不少的铜。但等到郑文公走后，楚成王又有些后悔，但是又不好意思直接要回来，只好与郑人盟誓，要求郑国人不能拿这些铜来制作兵器。

另外关于吴越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似乎也会有一个新奇的解释。我们知道，吴越两国一衣带水，但也冲突不断，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吴国有锡矿，但没有铜矿，而越国则恰恰相反。为了保证青铜器的生产供应，最便捷的方法就是到对方的土地上去抢夺矿产，这恐怕也是这对冤家结怨的原因之一。到晋定公时期，吴王夫差一度攻破越国，把越王勾践逼到了会稽山上，但最终却饶过了他。可等到几年后越国攻陷姑苏的时候，勾践却不肯放过夫差，原因也在这里。因为吴国虽然缺铜，但由于铜产量较高，他们可以时不时地去越国抢一些回来，再不济也可以从其他国家购买。可越国就不一样了，锡矿的资源如此珍贵，过了这个村就真找不着打尖儿的店了，因此他们必须灭掉吴国以抢夺其锡矿。

有了这样一个认识，我们还可以从同样的角度来解释中原的霸业秩序，为什么楚国在西周到春秋的六百年间，能够以一己之力挑战整个中原的秩序？这显然与青铜这种合金材料有莫大的关系。

楚国之所以能在当时的边缘地区迅速崛起，进而威胁周王室的天下秩序，与其境内所蕴藏的丰富的矿产资源是分不开的。楚国疆域广阔，物产丰盈，，从铜矿、锡矿的勘探开采，到青铜器的制作，基本上可以做到自给自足。相较之下，中原各国无论是储量还是矿产资源的丰富程度上，都无法与楚国相媲美。为了保证各种资源的充分调度，共同维系华夏文明抵御楚国文化的冲击，就需要一个共同市场作为保证，也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盟主，以一种类似于后世朝贡体系的方式，相对公平合理地调度各种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华夏共同体构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资源的丰富并不全都是好事，楚国因物产丰盈，“无需与外国互通有无”也受到了“资源诅咒”的影响。首先是在国际上，这样一个无所不有的巨无霸对各国的生存都造成了实实在在的影响，迫使他们不得不团结起来，联合抵制其扩张的势头。在国内政治上，资源的丰富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发展，又使得楚国在政策上趋于保守，变革的动力不足，反而使其更早地触及到了增长的极限，以至于在春秋晚期陷入了整体下滑的趋势之中。

楚国衰败的影响不仅限于他本身，也在中原引起了连锁反应，加速了中原礼乐文化和霸业秩序的崩溃，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有过介绍。而铁器的推广使用，无疑也为秩序的崩塌注入了新的活力。首先是它打破了原来相互依存的共同市场，因为铁矿在地球上分布极其广泛，而且铁器的铸造也不需要什么特殊稀有金属来充当添加剂，基本上当时的每个国家，甚至每个县都能独立开采冶炼，各国对外部资源的依赖减少，华夏共同体的存在与否，对于农业生产和普通的战备并不产生太大的影响。

铁器被用在农业生产中后，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使得大片的林地被开垦出来，不仅增加了耕地面积，还解放了劳动人口，使得更多的人投入到工商业和战争当中去，更重要的是，它还给当时的社会治安带来的危机。春秋末年，特别是晋平公时期，晋国国内盗匪横行，人们往往将其原因归结于平公的是的。然而若是仔细推敲的话，或许这一切的发生，很可能与铁器的推广有关。

春秋纪事但凡是没有大夫参与的叛乱，都会称为盗，因此所谓横行的盗匪，很可能就是反抗贵族统治的民变。早先的民众由于缺乏金属器具，即便是造反，也很难跟有着战车和青铜兵器护佑的贵族作斗争。但铁器的使用却打破了贵族对于战略物资的垄断，使得大规模的民变成为可能。贵族对于这种突发的民变显然是束手无策，只能投入大量的精力去进行镇压。当各国都忙于镇压民变的时候，谁还有闲暇去理会霸业秩序的存续与否？

那么我们在回过头来看郑国和晋国铸刑鼎的事件，显然就又能深入一步了。晋国铸刑鼎的过程，是赵鞅和中行寅在汝滨筑城，征收铁器铸成刑鼎。这个动作很有一些秦始皇“收天下之兵……铸以金人十二”的味道，除了公布成文法本身的目的之外，很可能还包含了震慑叛乱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