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病房的走廊踽踽独行了几分钟，然后返回CCU室。
母亲闭着眼睛，间隔几秒钟呻吟一声，我轻轻地喊“姆妈” 、“姆妈”，母亲睁开了眼睛。我问，疼痛好些了吗？母亲微微点了点头，我安慰她，医生说没有什么大问题，吊吊水就好了。
母亲没吱声，只是看着我，半晌，朝我动动手指头，她的手腕上绑着测量器械，不能大幅度抬起，我点点头，不告诉三哥和姐姐。每次母亲生病，一见我回来，她总忘不了叮咛一句“不要告诉小三子和大丫”，因为他俩在外省，离得远。
这个时期，医院对疫情的防护还严阵以待，进出住院部都要测量体温。谁也不知道未来疫情演变成啥样，我每天都忐忑不安，既担心母亲的病，又惧怕疫情传染到自家人身上，就让大哥出去住招待所，我和二哥留下来陪伴母亲，分散一个是一个。
二哥躺在陪护椅子上休息，我坐在病床的旁边，因为母亲一直输液，每间隔半小时左右，我和二哥都要抱母亲起来小便。
病房里住着八个病人，心血管病人身上插着的各种监控仪器，不时发出奇奇怪怪的叫声，有护士各种换水、给药、量体温，有陪护的家属各种走进走出，病房里就没有消停的时候。
凌晨至天亮，母亲一次心律急剧降低，一次血压飙升，经过医生紧急处置，数值慢慢回归，我盯着数据看，一夜没敢合眼。
第二天，母亲精神明显好转，到了傍晚吸进30mL的牛奶后，居然要出院回家。我知道母亲的心思，她不愿意我们多花钱，也不愿意麻烦别人，这个别人包括她的儿跟女。
我劝说母亲，既然住进了医院，就要把身体好好检查，等病彻底治好再回去。母亲默不作声，到了中午，又吸进去半碗粥汤。
这下我对医生的话半信半疑了，什么心肌大面积梗死，母亲症状越来越轻，好转只是时间问题。果然，母亲平稳度过了72小时，状态越来越好，我一厢情愿地认为，再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与恢复，母亲下地走路也不是没有可能。
感觉到心上的石头去了一半，我一阵高兴，忍不住在母亲耳朵边唠叨起家常，母亲除了脸色憔悴，看不出是喜是忧，她内心涌动着怎样的波澜，我无从得知。
第四天，母亲一早就催促我去上班，“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又不能一直把你箍在这块，上班要紧。”口气犹豫不定，我听得出来母亲很矛盾，她不希望我离开，我在她身边，她更有安全感，她可能觉得我跟医院打交道，比农村上来的哥哥更顺畅一些。
假如母亲任性地要我留下来，寸步不离地陪在她身边，我肯定会如她所愿，但母亲没有这么说，她一直不是这样的人，不会为了自己要儿女勉为其难。
我跟姐姐姐夫交待了一下护理事宜，转头就回盐城，在医院这三天多，我基本没有合眼，累得够呛，工作上的事情也要交待。
当天晚上，我下了班，就跟姐姐通视频，看到母亲没有异常，就倒头大睡，一觉睡到到天大亮。工作了两天，我又急匆匆地跑去县医院，大哥说母亲几次要出院回家。
我装模作样地看了看账单，然后告诉母亲，现在政策好，住院能报销一大部分费用，个人负担很少 ，不会要两个哥哥花多少钱。
我继续骗她，贴近她耳朵小声地说，我找了医院熟人，减免了一部分治疗费用，你放心住院。
母亲看着我，脸上的表情是半信半疑，知母莫若女，她最舍不得哥哥花钱。我又悄悄告诉她，哥哥姐姐们这几天的开支由我出，母亲脸上浮现出些许的笑意，似乎在用一贯的神态在说“你用的好，你用的好!”
除了拿药与缴费，我寸步不离地守着母亲，母亲的精神状态好转明显，可是，当天夜里，母亲情绪出现反常。
中午十一点，对面病床上来了一位中年妇女。她自己先踏着电频车去了中医院，说胃疼得不行，中医院做完胃镜和B超，没有发现问题，她又踏车来到人民医院，结果直接被安排进了CCU室抢救，到了下午四点，因为心脏疾病，一命呜呼。
晚半夜，一名住院半个月的老头，病情突然加重，眨眼之间呼吸停止，兔死狐悲，病患议论纷纷，生发一波接一波的感叹。
受此影响，母亲表现出烦躁不安，睁着眼睛到天亮，然后反复嘀咕着嘎去嘎去不能死在外面。
母亲是老思想，之前多次跟我说过，人不能死在外面，否则会成为孤魂野鬼，永远见不到家人，也会给活着的儿女带来祸殃。
母亲凡事尽量为儿女着想，我理解她心情，于是，我答应她，只要医生说能出院我们就出院。
医生告诉我们兄妹，病人心脏梗死严重，除了做支架，没有好转的可能，但病人年龄太大，不适宜做复杂手术。
我们几兄妹经过商量，同意给母亲办理出院手续，让她回家好好静养。在住院第14天，我们给母亲办理了出院手续。
这半个月，我一直处于矛盾之中。
我巴不得母亲在医院多住些日子，然而，医院病人熙熙攘攘，有些家属防护措施做得很不到位，我担心母亲、哥哥、姐姐、姐夫和我自己传染上病毒，倘若任何一个有任何闪失，我都没法跟自己交待。
护士摘掉母亲身上所有的管子，一听说要回家，母亲笑了，满脸的皱纹笑成一朵繁复的菊花，掀起被子，当即要自己下病床，我吓得一把摁住了她的手。
母亲笑，我也笑，谁说我的母亲病入膏肓?
医生的话不能全信，我的母亲那么要强，曾经闯荡过无数次的难关，我相信，这一次，母亲也一定能转危为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