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埋了第七个孩子。
雪还在下，丙午年的冬天冷得邪性。弃尸渊边的土冻得像铁，我一镐头下去，只砸出个白印子，震得虎口发麻。
“妈的。”
我吐了口唾沫，搓搓手，继续砸。
唾沫落在雪地上，很快就冻成了冰珠子。就像这孩子——昨天我见他时，他还在渊边扒草根，今天就硬了，蜷在雪窝里，像只冻僵的野狗。
其实他比野狗还不如。野狗死了，还有别的野狗来闻闻。人死了，就只有我这样的拾骨人来埋。
我叫陆烬，是个拾骨的。
干了三十年，埋过多少人，我没数。也数不过来。我只记得一些特别的——比如这个孩子，是今年冬天第七个冻死的。
镐头终于凿开冻土。我把孩子抱起来，轻，真轻，像抱一把柴。他身上那件破单衣，补丁摞补丁，风一吹，哗啦啦响。
我用破草席裹他。手指碰到他脸颊时，顿了一下。
冰的，硬的，像石头。
可石头不会在睫毛上结霜。雪落在他睫毛上，化了，又冻上，一层叠一层，看起来像哭了。
我盯着看了很久。
然后我继续裹席子，把他放进刚挖的浅坑里。土盖上去，雪盖上去，很快就分不清哪里是坟，哪里是雪地。
站起来时，腰疼得让我吸了口凉气。三十七岁，在这行里算老了。很多拾骨人活不过四十——不是冻死，就是饿死，或者染上尸病死。
我拍拍身上的雪，转身要走。
脚步却停住了。
我回头看那小小的雪堆。风卷着雪沫子打过来，迷了眼。
不该这样的。
这念头冒出来时，我自己都愣了一下。
然后它就生根了，像冰锥子往脑子里扎——不该这样的。一个孩子，不该冻死在路边。不该用破草席卷。不该埋得连个记号都没有。
我站了很久，直到脚冻得发麻。
然后我走了。没回城西那个漏风的窝棚，而是往城南走。
城南有片乱葬岗，比弃尸渊“高档”点——至少有人给死者挖个正经坑，偶尔还有块薄木板当碑。我在那儿有个“老主顾”，棺材铺的刘老板。
刘老板人不坏。至少对我这种拾骨人，他给钱还算痛快——一副完整骨头，三个铜板；残缺的，看情况。我这些年埋的人，大半骨头最后都进了他铺子。
铺子关着门。
我敲了敲，没应。又敲，还是没动静。
“刘老板？”我喊了一声。
门缝里飘出股味儿。我闻惯了，是死人的味道，但又不太一样——更腥，更稠。
我推门。门没闩，吱呀一声开了。
然后我就看见了。
刘老板吊在房梁上，脖子套在麻绳里，身子直挺挺地垂着。舌头紫黑，吐出来老长，眼珠子凸着，瞪着门口的我。
他脚下倒着张凳子。旁边桌上，放着本账册，摊开着，最新一页写着：“腊月廿三，王员外家寿材一副，赊。衙役张二狗香火钱，欠三百文。本月总亏，四千七百文。”
我看了一会儿，走过去，把他从绳子上解下来。
尸体很沉，落地时砰的一声。我把他放平，想合上他的眼，合不上。死的时间长了，肌肉僵了。
“何必呢。”我说。
其实我知道为什么。前几天来送骨头时，听他和隔壁杂货铺老板哭诉——县衙新定的“香火钱”又涨了，不交不准营业。他交不起。
我搜了搜他身上，摸出五个铜板，还有半块硬饼子。
把饼子揣怀里，铜板放回他口袋。然后我把他背起来，出了铺子。
雪还在下，街上没人。我背着他往乱葬岗走，脚步在雪地里踩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老刘啊，”我边走边说，也不知道是说给他听，还是说给自己听，“下辈子，别开棺材铺了。这行当，晦气。”
他没回答。
埋他的时候，我挖得深了些。毕竟相识一场。坑挖好了，把他放进去，盖上土。没立碑——立了也没用，过两天就让野狗刨了。
我站在坟前，拍了拍手上的土。
不该这样的。
那念头又冒出来，这次更清晰了。
一个老实做生意的，不该被逼得上吊。不该死了连个送葬的人都没有。不该由我这种拾骨人来埋。
我站了一会儿，转身离开。
走到城门口时，天已经黑透了。守门的兵丁缩在门洞里烤火，看我一眼，挥挥手让我进去——他们认识我，知道我是个拾骨的，身上除了死人味儿，什么都没有。
城里比城外更冷。屋檐下挂着冰溜子，像一把把倒悬的刀。偶尔有马车经过，轮子压过积雪，声音闷闷的。
我往窝棚走，经过西街时，看见一群人围在那儿。
火光冲天。
我走近了看，是条小巷子，两边的屋子都烧着了。火舌舔着夜空，噼啪作响。巷口拦着栅栏，几个衙役守着，不让进。
“怎么回事？”我问旁边一个缩着脖子的老头。
老头看了我一眼，低声说：“作孽啊……说是巷子里闹‘天瘟’，县太爷下令，把两头一堵，烧了清瘟。”
我愣了一下：“里头的人呢？”
“还能怎样？”老头摇头，“锁屋里了。不让出来。”
我看向那些着火的屋子。窗户里有人影在撞，在拍，但门从外面锁死了。惨叫声被火光吞没，听不真切。
然后我看见了最里面那间小屋。
是卖粥婆婆的家。
婆婆姓什么，我不知道。大家都叫她卖粥婆婆。她在巷口摆摊，一碗稀粥，一个铜板。粥很稀，能照见人影，但热乎。
我常在她那儿喝粥。有时没铜板，她就摆摆手：“下次给。”
我欠她三碗粥的钱，三个铜板。
火已经烧到她那间屋子了。木头房梁，烧得快。我看见窗户里有个佝偻的身影在拍打，然后被火焰吞没。
我站在原地，看着。
火一直烧到后半夜。屋子烧塌了，成了焦黑的骨架。衙役们撤了栅栏，打着哈欠走了。围观的人也散了，只剩几个胆大的，在灰堆里扒拉，想找点没烧完的值钱东西。
我等人都走光了，才走过去。
灰还烫脚。我踩着焦木和碎瓦，走到婆婆那间屋子的位置。
什么也没有了。只有一地黑灰，和几根没烧透的房梁。
我在灰堆里扒拉。手指被烫了，起泡，我没停。
然后我摸到了。
一截焦黑的手骨，蜷缩着。我小心地扒开周围的灰，把整具尸骨挖出来。
很小，佝偻着，是婆婆的姿势。她右手缺一根小指——年轻时在碾米坊干活，被机器绞掉的。
我掰开她蜷缩的左手。
掌心有三枚铜板，烧得乌黑，但还能看出形状。
我盯着那三枚铜板，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我把铜板抠出来，握在手心里。滚烫的，烫得我掌心发疼。
我把婆婆的骨头收拾好，用旁边捡到的半张破草席裹了，背起来。
走出巷子时，天边已经泛白了。雪停了，但风更大了，像刀子似的刮脸。
我背着婆婆的骨头，出城，往弃尸渊走。
路上一个人都没有。只有风的声音，和我踩雪的声音。
走到渊边时，天亮了。惨白的光照在雪地上，刺眼。
我把婆婆放下，开始挖坑。
镐头砸在冻土上，一下，两下。虎口震裂了，血渗出来，冻在镐柄上。
坑挖好了。我把婆婆的骨头放进去，然后，从怀里掏出那三枚铜板，轻轻放在她手骨旁边。
“婆婆，”我说，声音哑得自己都认不出来，“粥钱，还你了。”
土盖上去。雪盖上去。
我站起来，看着那个新坟，看着旁边另外六个小坟包——包括今天埋的那个孩子。
风吹过来，卷起雪沫子，迷了我的眼。
我抬手抹了把脸，发现手在抖。
不，不是手抖。
是心里有什么东西，在抖。在裂。在碎。
不该这样的。
这一次，这念头不是冒出来的，是炸出来的。像憋了一辈子的气，终于从喉咙里吼出来——
不该这样的！
一个孩子，不该冻死。
一个老板，不该被逼死。
一个婆婆，不该被烧死。
我，一个拾骨的，不该他妈的埋了三十年，还在埋！还在看！还在忍！
我看着自己的手。粗糙，开裂，沾着血和土，埋过三千具尸体的手。
然后我握紧了拳头。
握得骨节发白，握得指甲嵌进掌心，握得那三枚铜板留下的烫伤，疼得像火烧。
我转身，不再看那些坟。
我看向城门的方向，看向县城，看向更远的地方——虽然看不到，但我知道那里有什么。
有逼死人的衙门。
有放火烧屋的官差。
有坐在高堂上，一句话就能定人生死的老爷。
有更多我看不见，但一定存在的——不公，冤屈，吃人。
不该这样的。
我重复着这句话，一遍，一遍，像念咒。
然后我抬起脚，往前走。
不是回窝棚的方向。
是进城的方向。
是去西街的方向——那里白天有集市，有衙役巡逻，有师爷坐着轿子经过。
我知道我要干什么了。
我要去问问。
问问那些老爷，那些大人，那些高高在上的人——
凭什么。
凭什么他们活着，那些人就得死？
凭什么他们吃香喝辣，那些人就得冻死饿死？
凭什么他们一句话，就能把活人锁屋里烧死？
我要去问。
用我这双手，用我这三十年埋人练出来的力气，用我心里这把烧了一夜、烧了三枚铜板、烧得我五脏六腑都在疼的火——
去问。
雪地里，我的脚印一路往前，很深，很重。
像要把这冻硬的地，踩出个窟窿。
我叫陆烬。
今天之前，我是个拾骨的。
今天之后——
我要开始，算一笔账。
一笔三十年的账。
一笔人命的账。
一笔这世道，欠所有不该死之人的——
公道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