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风雨雨老松树 （ 报告小说 ）
赵元龙
距离市区38公里的高会村，很久以前有一棵白皮老松树。树干之高，30余米长的绳子从树冠探不到地面；树围之粗，八、九个成人方可勉强抱住；树冠之大，数百人在树下纳凉聚会仅是小菜一碟。比起“树身数围，荫遮数亩”的洪洞大槐树，有过之而无不及。
老松树很老，比高寿112岁的段爷爷的爷爷老，比皇帝的爷爷也老。
爷爷们早已作古，可老松树不死。树干上常常还生出些嫩枝，长出几团嫩松针子。风一来，方圆数十里之内，还能听到老松树发出的“呼呼呼”吼声。
吼声中夹杂着数不清的故事。这故事，汇集成一部高会村历史的史书。它，经历朝代更替，目睹百姓悲欢，见证世间沧桑。
1. “虫王庙”的传说
东晋永和6年（公元351年），冉闵发动后赵汉人屠杀胡人，“一日之中，斩首数万。尸诸城外，悉为野犬豺狼所食。其屯戍四方者，闵皆以书命赵人为将帅者诛之，或高鼻多须滥死者半。”
面临水深火热、生灵涂炭，一对段氏兄弟和一位刘姓人家躲过纷飞战火，先后来到泽州西南的高山上，选择了一块风水宝地，修房圈院，垦荒种田。因地处高山崖头，到此即须回头，遂取村名高回（据《续·凤台县志》）。至隋朝中期，高回村户邻40，人口200有余。
隋末唐初，隋炀帝杨广实行残暴征敛与统治，“百姓困穷，财力俱竭”，社会凋敝，民不聊生，但是，由于高回村山高皇帝远，人少官不多，百姓勉强过得下去。
公元560至618年间，飞扬跋扈、手段狠毒的隋朝大尉王仁则，率其残部从洛阳过济源，穿东冶涉沁河，北上直闯泽潞。每过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年轻气盛的唐王李世民闻讯后，遂率铁骑雄兵，前往追杀，一路披荆斩棘，所向披靡。待来到泽州西南的李寨，见此地气候适宜，民心所向，便安营扎寨，随后又辗转到高回村屯兵驻守。
一日，李世民在御舍休息。正值初夏时分，热气逼人，无法入睡，他便走出屋子，踏着“庙岭坡”上石板铺成的小道，步行百余米，来到村东北高山岗上“人”字路口的老松树下。百十亩地的“树荫遮”异常寂静，十分惬意。他索性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拿着一把蒲扇，一边乘凉，一边观赏野外的景色。
眼前的老松树，如同一只腾空而起的凤凰，气势恢宏，直冲云天。宽大的树冠像一团灰褐色乌云，浓得吹不进风去；一轱辘一轱辘的针叶缝里，挂着一串串硕大的松塔。三根大分枝上修长而弯曲的斜枝，象一个个守卫的哨兵伸展着它那坚强不屈的臂膊。松树周身被催人衰老的西北风吹得枯干龟裂，又酷似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
极目远眺，无限风光尽收眼底。一座座山峰峰谷相连，烟雾缭绕，像翻着巨浪的大海，令人而生沧桑之感，唯有那一大片一大片即将成熟的麦子，黄澄澄金灿灿，心中不由得畅然了几分。
忽然，老松树发出“呼呼呼”的声音，一阵东北风随即而来，李世民倍觉舒服了许多。片刻之后，天空忽然乌云密布，一股黑色狂风铺天盖地，搅得天昏地暗。刹那间，三根大分枝先后发出“呼啦......咂......呼啦......咂......”的吼声。
不好！这哪里是什么黑风？分明是“建木”提示：此乃祸害作乱！
唐王所说的“建木”，就是指眼前的神树白皮老松树。这里温度适宜，土质肥沃，松树长天地之中心，得神州之灵气，早已修炼成沟通天地人神的“桥梁”，成为神树“建木”。
李世民并非心血来潮。在古代即有神树“建木”存在。据1800年后的考古论证，在广汉三星堆中出土的青铜神树上，有枝叶、花卉、果实、飞禽、走兽、悬龙、神铃等。专家认为，这种神树的原型就是“建木”，地下帝王就是通过“建木”这一神圣的梯子，上下往来于人间与天庭之间，与伏羲、黄帝等神仙对话。
唐王正在脑海中咀嚼着“建木”的提示，几位老农跌跌撞撞从远处跑来，手里拿着光秃秃的麦秆，一见李世民就“哇”的一声哭着跪倒在地：“唐王爷！您可要为俺做主呀！全......全......全糟蹋光了！”
原来，盛夏初来，沁河进入汛期，洪水涨落不定，大水过后，河里的鱼仔被晾晒到两岸河滩上，瞬间变成蚂蚱，跳到岸上祸害庄稼。
正说着，又是一阵黑风呼呼刮起，不一会儿，成群结队的蚂蚱飞扑而来，天空霎时黑压压一片......
唐王李世民一边安抚百姓，一边传令众将士火速灭蝗。
于是，数千将士跑进地里，用树枝扑打，用树叶拦截，但蚂蚱一波未灭一波又起。兵将束手无策，百姓扬天哭叫，眼睁睁看着用汗水换来的劳动果实被蝗虫吞噬得干干净净。
一连几天，将士与百姓不停地灭煌，但收效甚微。
唐王一连几天夜不能寐，食不甘味，苦苦思索着灭蝗的办法。
一日入夜，李世民毫无睡意，便在军帐中独自饮起酒来，一会儿又闷闷不乐地踱步屋外，径直来到白皮松树下。
忽然，随着白皮松树“呼呼呼”的响声，一位白胡老者恍惚间从松树顶上“游”了下来，又走近唐王，拉起他的手，款步走进军帐。
古角灯似灭非灭，军帐中忽明忽暗。唐王睁大眼定睛看去：只见老者童颜鹤发，神采奕奕，双手捋着胡须，面颊带着微笑。他靠近唐王，在他耳边窃窃私语了几句，随后，又拉着唐王的手走出帐外。
唐王正生狐疑，忽见白皮松树又发出“呼呼呼”的声音，一轮残月下，一道青烟徐徐飘向西北天空，白胡老者乘着渐刮渐轻的清风，先是升到松树顶上，而后消失在云雾中。
唐王正要转身回帐，“呼呼呼”的风声中夹杂着老者响亮的话音：“吾乃虫王将军也，受舜帝圣旨，前来助唐王灭蝗一臂之力，请唐王留步，吾去也！”
李世民不禁惊出一身冷汗，待缓过神来，心想，莫非“南柯一梦”？
不！不！那老者分明是对孤传授灭蝗绝机，真是神助我也！
远处三更鼓响，不觉子时已过。窗外，月上枝头，繁星闪烁。唐王拿定主意，立刻下令，众将士四更造饭，五鼓出发，为黎民除害！
随后几天，高回军民遵照唐王旨意，采用大火焚烧之法，再加上神灵暗中相助，风力呼呼，火光哗哗，所过之处，蚂蚱皆死......
不几日，“鞭敲金蹬响，人唱凯歌还”，灭蝗救灾告罄，黎民百姓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唐王大得民心。
原来，对唐王面授天机的老者，正是大禹治水时期的舜帝敕封专门掌管火的大臣伯益。伯益乃东夷少昊氏族的首领，自幼晓通鸟语，且能与虫鸟禽兽对话。大禹治水时，伯益立过汗马功劳，后蝗虫成灾，伯益便采用此法灭掉蚂蚱。伯益死后被封为“百虫将军”。
为纪念唐王灭蝗丰功，高回及周边黎民百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耗时两年，在村东北高山岗上建起一座规模宏大、金碧辉煌的“虫王庙”（亦称唐王庙）。
“虫王庙”座北朝南，占地600余平米。正殿为唐王李世民塑像，其左右分别是秦琼、敬德，殿宇的壁画为“百虫将军”伯益灭蝗的故事。正殿对联右为“卧虎保岩疆，狂寇不教匹马返”，左为“驱蝗成稔岁，将军合号百虫来”。每年小麦灌浆前后，是“虫王庙”祭祀之日，每到此时，有庙会助兴，大戏社班上演五天。家家户户用油炸一种类似蚂蚱形状的油食招待前来赶会的亲朋好友，寓意为“恨透蝗虫，狠不能囫囵把它吞掉。”
灭蝗胜利，白皮松树自然功不可没。千年古松已修炼成仙，于是，一个专为敬奉神树的“松神庙”在松树旁落成了。柱子上刻着一副对联：“万壑群山渺渺茫茫势若万顷波涛奔来眼底，千载古木葱葱郁郁形成千重苍翠俱入掌中”，门楣上镶着一块匾额，上刻“古松成仙与天齐”一行鎏金大字。
“松神庙”除奉侍三官大帝（即天官、地官、水官）风伯、雨师、诸星、山林川泽外，还有“夜候神”。每当夜晚，独行客行经此处时，前面不远三尺高处便会亮起两盏明灯为其指路；出外夜行时，“夜候神”不远不近守护着，直至送回家中。其次是菩萨和药王爷，不知有多少得了不治之症的病人，在此求仙拜佛，旋即痊愈康复。
白皮松树下，远远近近来此求仙拜神、烧香还愿者川流不息。树身被人们用红布包了起来，低空的树枝上，挂满了一串串写着“神灵保佑”“阿弥陀佛”等字句的红布条，像连续不断的红色水晶珠子。
从此，虫王庙内、松神庙前，烟火缭绕，香气升腾。一波波善男信女跪在案前，虔诚祈祷，感恩戴德。自此，泽州大地，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百姓安居乐业，共享太平盛世。
2. “梁兴兵寨”的故事
公元1127年，“靖康之耻”之后，北宋灭亡。为反抗金军入侵，泽州周村人梁兴（周村东岳庙碑文记载）带领一支抗金武装“太行忠义保社”揭竿而起，在高回村屯兵驻防，镇守沁河沿线。
这里占尽了地理优势：南扼太行，北攻获泽，东通中原，西挟王屋，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再加上村南八里沟下的沁河屏障，自古就是泽州西南的军事重地。
东北山岗上的白皮老松树，高耸入云，枝繁叶茂。“树荫遮”上新修起一所御屋，是梁兴依托老松树而建立的作战指挥所。
指挥所桌子上，摆放着一架银光闪亮的玉琴，玉琴上每一根“弦”连着老松树上每一根树枝，一根树枝连通一个关隘。平日里，梁兴令部下敲起牛角，唱歌助乐，自己则拨奏琴弦，歌舞升平。其时，牛角声声，歌声阵阵，“九叠琴音震寰宇，谁敢闻乐不识君？”战时，梁兴则拨弦应对，从容自如，指挥千军万马。
在浓荫密蔽的老松树顶端，梁兴义军用木板搭建了一个军事瞭望台。其三杈枝形成的“松斗”，可存水三斗，足以满足树上将士一天所用。十几位兵将在瞭望台上昼夜观察着数十里外的敌情。
一次，一小股金兵拂晓偷偷潜入高回村打探军情，不料被树上瞭望士兵发现，士兵居高临下，用弓箭强弩一一射杀，无一生还，之后，金兵元帅发现探兵个个都是脑顶中箭，不知箭从何方而射，大惊！以为触怒神灵，被天兵所杀，从此小股队伍再也不敢贸然进犯。
为抵御金军来犯，梁兴的“太行忠义保社”还在泽州、沁水等地勘山筑寨，沿路修砦（zhai，同“寨”），仅沁水境内就有七个。如位于历山之下“白华村东，四围壁之，绝顶平地”的丹坪砦、位于南阳的岳将军砦、位于晋城与沁水交界的岳神山砦、还有泽州山河镇的将军山寨等，正所谓：“村村为砦，砦砦为营，全民动员，筑砦筑营，必定步步能赢，胜似天降神兵。”这些“砦”，即《大清一统志》中所称的“太行忠义寨”，或曰“梁兴兵寨”。
位于高回村东南沁河岸边的半山腰上，依山巅建有一座“梁兴兵寨”，如同吊在悬崖峭壁上的吊篮。周围深谷巨壑，怪石嶙峋，地势十分险要。“吊篮”的崖壁上，还分布有高低不等、左右相连的小寨，远远看去，像架在半空中的梯子。寨内有碎食碓臼，有下河取水的崖道。北开的寨门，仅有一条山脊小路通村，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各地兵寨发现敌情后，寨中将士即用点火等方式传给东南高岗上的老松树瞭望台，再报告给梁兴指挥所。
老松树是梁兴“太行忠义保社”的象征，也是数十里乡亲的主心骨。无论是出门远行，还是游子返乡，望见了老松树，就是望见了家。即使远在周村、北留，阳城以至沁水等地，只要稍有微风，就能听到老松树发出的“呼呼呼”之声。那声音，类似于将士出征吹出的牛角号声，催人上前，催人奋进，让人顿觉亲切感和踏实感。
“太行忠义保社”驻防高回八、九年间，抗金义军同敌军大小战斗数百次，仅杀死对方头目即有三百多人。梁兴的队伍也日益壮大，以至达到四千余人，并建立了方圆上千里的太行山根据地。由于战功显赫，声威远播，且纪律严明，“忠义保社”成为北方人民抗金武装的核心和台柱，河东、河北各路民众都亲切地称呼梁兴为“梁小哥”。
公元1135年，梁兴送信于岳飞，愿投奔其麾下，共保江山社稷。
那是一个金色的秋天，秋风送爽，丰收在望。
为了迎接岳飞到来，梁兴军营彩旗飘飘，热气腾腾。白皮老松树不停地发出“呼—呼—呼—”的声音，像出征号角，像冲锋鼓乐，既情绪激昂，又合着节拍。
岳飞见到闻名已久的“梁小哥”，像久别重逢的老战友，喜笑颜开，分外高兴。在威武整齐的队伍迎候下，岳飞和梁兴在东南山岗上老松树下紧握双手，并肩走近梁兴寓所。
梁兴部下和村中老少像过节一样，热热闹闹着实高兴了三天。由于岳飞与梁兴在此会师，高回村从此改名为“高会村”。
梁兴与岳飞会师后，如虎添翼。为配合岳飞收复中原，牵制金军主力，梁兴遂率军远渡河东，一路攻城克坚，所向无敌，金军远远望见梁兴“太行忠义保社”的战旗，就不敢进犯。
公元1141年，梁兴奉命渡河北上，与太行义军赵云、李进、董荣、牛显、张峪等会合，连克垣曲、翼城、赵城等地，破怀、卫二州，截获金军的金帛马匹。接着，攻破平阳府神山县（今山西浮山县），大败金军于沁水南阳（今沁水县土沃乡），直逼河南济源，大败金兵于济源城下，接着，攻破沁阳、卫辉、大破金兀术军......
明代诗人杨子器曾就“南阳大捷”赋《岳将军砦》诗一首：
“太行忠义奋如云，人血淋漓染战裙。
一战南阳余孽扫，梁兴本是岳家军。”
岳飞遇难后的公元1148年，梁兴在一次同金军战斗中英勇献身。
九百多年过去了，高会村西百米处的梁兴庙、村南梁兴屯兵洞和点将台等保存完好。浓荫蔽日的老松树、苍松翠柏下的梁兴兵寨，与山光水色自然景致互为映衬，好似一幅美丽的国画长卷，令人震撼。尤其是老松树每一根枝干上镌刻的梁兴在此战斗过的一片片印迹，每一块树皮上遗存的梁兴与民鱼水情深的一段段生动故事，令高会人世代传颂，永志难忘。
3. 唐天际司令员在高会
1939年4月28日，一位年轻英俊的八路军将军骑着一匹枣红色战马，率领晋豫边八路军游击支队一、二大队和警卫大队从阳城横河下寺坪的千峰寺出发，途径章训村来到沁河岸上的高会村。他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者之一、著名的开国中将唐天际司令员。
唐天际诞生于湖南省郴州市一户贫寒的农民家庭。他是黄埔四期学生，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湘南起义、井冈山斗争和长征。因在井冈山第一次反围剿中“活捉敌师长张辉瓒”而威名远扬。在红军长征无数次的惨烈战斗中，他把政工和宣传鼓动工作做到了炮火纷飞的最前沿，做到了战友们的心坎上，被毛主席称赞为“优秀党代表”。
“卢沟桥事变”后不久，日寇将侵略魔爪伸向了晋东南广大地区，所到之处疯狂肆虐，草菅人命。日伪汉奸、走狗，到处抓壮丁，逼粮款，无恶不作；驻扎在阳城的蒋系土匪武装经常窜入沁河两岸奸淫抢掠，打家劫舍，鱼肉百姓。为了创建晋豫边抗日根据地，1938年2月，八路军晋豫边抗日游击队司令员唐天际（即“唐支队”）与中共北方局领导人朱瑞一起来到太行山，在山西阳城以南王屋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1939年12月，统治山西的大军阀阎锡山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十二月事变”，对牺盟会干部以及大批共产党员进行残酷的逮捕和杀害，使晋豫边抗日根据地遭受重创。按照党的指示，从维护国共合作、同仇敌忾抗日的大局出发，晋豫地委主动撤退来到高会村。执行保卫晋豫地委安全和正常办公任务的就是唐支队。
高会地处泽州西南山区，方圆十华里的崇山峻岭与幽深河谷中分布着西尧、卫山、七盘、黄河、杜河、西龙、土岭、正圪脑、赵良、李河11个自然村。由于受国民党的长期统治，满目苍夷，民不聊生。憨厚淳朴的劳动人民早就盼望共产党、八路军拯救于水深火热之中。
唐支队的到来，高会村呈现出一片欢天喜地的热闹景象。大街小巷、院里院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家家户户拿出最好的食物招待唐支队，腾出最好的房子给唐支队住宿。战士们像回到了自己家里，一口一个“大伯、大娘”亲切地叫着。
村东北路口的老松树长出了一簇簇嫩绿色松针叶子，旁逸斜出的枝条不时地发出“哗哗哗”的响声，像高兴地拍着双手，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
唐司令员平易近人，谈笑风生，凡遇到村里百姓，总要亲切地打招呼，或邀请他坐下来，拉一拉家常，了解群众有什么困难。
高会村缺水，除村上下两个大蟆沽（蓄水池）外，吃水主要靠自家院内的旱井。天下雨时，房檐上的雨水流进井里就是饮用和生活用水。大旱时只好到八里沟的沁河挑水。为解决吃水困难，唐司令让战士们在村里打了几眼旱井，一有空闲，还亲自带上战士们到沁河挑水。
不久，晋豫地委在村里组建了地委教育队、军政干部培训班、农救会、妇救会等，高会村成为晋豫边区人心所向的精神高地，从各地赶来的热血青年在这里接受革命斗争教育。
村里还成立了由段士勇为团长的业余戏剧团，每天晚上，村中“武楼台”的柱子上，几个铁笼蔽燃着的松枝木块闪烁着微弱的光亮，业余演出队为大家演出《茶叶河》《回头看》《送军粮》《两个亲家母》等喜闻乐看的秧歌剧。
村东“高台院”前后两个院是唐天际司令员的指挥所。前院是警卫和接待室，后院堂屋就是唐司令员办公室。
办公室极其简陋，桌子上除了简易的公文包和电话机外，最显眼的就是“文房四宝”——笔墨纸砚。
唐司令员自幼酷爱书法，读私塾时，就以树枝为笔，沙地为纸，练习写字。尔后，不管是艰苦的战斗岁月，还是建国后担任军队领导，对书法的兴趣有增无减，百忙之中笔耕不辍，练就了行中带草，笔力遒劲的书写风格，成为著名的造诣很深的“将军书法家”。
高会村人一有空闲，总想走进唐司令员办公室，欣赏他那笔力苍健的书法。唐司令员也从不推辞，只见他在桌子上摊开一张白纸，挥笔洒墨，随心所欲。写出的字刚劲有力，既像苍松劲枝一样有力度感，又如横扫千军万马，大气磅礴，“情至深处无言辞，落于笔端即华章”，那龙飞凤舞的文采至今仍深深地留在高会人民的记忆中。
唐司令员从小酷爱学习，青少年时期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发奋读书，积累了渊博的知识。担任将军后更显儒将风范，每到一地，他总要探讨当地的历史文化。一天，唐司令员踱步来到高会街113号，见门楣木刻“其旋元吉”四个字，便同随行讲，“其旋元吉”源自《周易》“视履考祥，其旋元吉”。意思是，遇到问题要分析其利害得失，借鉴他人经验，把握大局，随机应变，从而获得成功。在外向院，唐司令员指着院内的八架楼梯说：“这是古代人所讲究的天井院落式的四合院。八架楼梯，既有实用性，又符合‘天人合一’的要求。”
唐司令员一席话，令人们对这个普普通通的山村刮目相看。
高会村发源于东晋年代，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博大精深。村里住户上下一条丁字街，分为东头、西头和当街。高低错落的阁楼老房，结构精巧的院落布局，美妙绝伦的建筑艺术，“十山九回头，圪堆（小丘）护村周”的地理环境，以及南山沟下风光旖旎的沁河大拐弯，如同一本精致绝伦、诗意盎然的书，等待人们去细细品读。
为了支援唐支队抗击日寇，高会村掀起了支前参战热潮。筹军粮，造地雷，做军鞋，救伤员，站岗放哨，搜集情报。村里家家户户纺线织布，烧草灰，熬黄蜡棒，用自己织出的土白布为每位战士添置了一身崭新的军装；上山采刨药材，为后方医院提供草药......战斗开始后，村里青壮男儿争着上前线，中老年或担任向导，或运送弹药，或加入担架队......人人口里还哼唱着一首流行歌曲：“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
有了高会人民的大力支持，唐司令员依托山峰险峭、森林茂密的地理优势，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配合八路军主力，一次又一次地击退日军的进犯，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战果。
但是，如何处理国民党右翼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恶意挑衅？这是摆在唐司令员面前最棘手的问题。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后，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派唐天际到十八集团军驻河南新乡第一战区联络处工作。临行前，周恩来亲切地对他说：“天际呀，你是黄埔军校早期毕业生，又参加过北伐，和不少国民党将领是同学关系，这是你做好统战工作的有利条件。我相信你能做好联络处的工作的。”唐天际与中共北方局军委书记朱瑞到达新乡后，卓有成效地开展了争取国民党高级将领程潜、陈明仁以及30多名国民党军政要员的起义和改编旧军队的工作，促成了湖南的和平解放。
在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以及中央军委领导的心目中，唐天际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战场指挥员，更是一位勤于学习、善于思考、能创造性地开展统战工作的高手。
阎锡山发动“十二月政变”后的1940年1月2日，根据党的指示，晋城、沁水、阳城三县党政军和群团组织撤退下来的人员，随中共晋豫地委转移到高会村，地方干部被安排在高会附近的土岭村学习、整顿、训练。
1月4日，发动叛变的决死队第八团孙瑞琨勾结李家钰47军523团，连夜从晋城出发,强行军70余华里袭击土岭（即震惊华北的“土岭事件”）。拂晓时分,土岭方面突然枪声大作。唐天际司令员、地委书记聂真和组织部长薛迅同志火速赶到高会村东。
天已微亮，枪声渐渐停息。突袭土岭的敌军押着被捕的我方同志，经过高会村东一道山沟由南往北撤退。
唐支队第一大队在高会村东、南两个方向，居高临下，敌人正在我射程之内。对面山上各制高点可清清楚楚看见敌人的动向。战士们严阵以待，脑中瞬间只有一句话：“打！把敌人消灭在沟底！”
但是，唐司令员和聂真同志俩人却目视沟底，又不时互相会意地看看，没有说什么，眼看着自己的同志被敌人押着通过......
作为战场指挥员，唐司令员怎能不想急切地救出被捕的同志？又怎能不想一举消灭这些叛匪？但是，他压抑着沉重的心情，脑中反复权衡着利弊：
“敌人押着我们80多位同志,如果打起来，敌人首先会把我们的同志打死”......
“对面山上还有敌人。如果冒失打起来，难道也把我们自己的同志一起消灭?......何况，敌我力量悬殊......”
当时,唐天际支队建立不到两年，兵力不足，与阎锡山比较，彼此实力相差很大。
打还是不打，利弊孰轻孰重？唐司令员脑海中反复出现着朱德总司令经常讲的话：“一个战役的决策，要服从于整个斗争形势。日寇大敌当前，反共政策是不得人心的，我们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用好统一战线这个武器，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
“土岭事件”发生后,唐司令员先后派支队的邢真、徐力之、杨伯笙、郑哲生等同志持他的亲笔信前往47军军部据理交涉,交信后4小时，我被捕的80多位同志先后全部获释。
1月5日，晋豫地委和唐司令员把“土岭事件”立即报告彭德怀副总司令。彭总认为，唐天际同志在军事上的处理是正确的。在场的黄克诚同志对“土岭事件”在军事上的“冷处理”也表示十分肯定。
唐司令员，一个久经考验的将军，胸怀全局而又洞察入微的正确见解和驾驭战场的指挥才能，又有谁能不彻心佩服、仰慕不已呢？
1940年1月10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唐司令员和地委书记聂真率领晋豫地委、唐支队、晋、沁、阳三县党政军干部从高会起身向壶关转移。从此，唐司令员离开了高会村。
仅仅短暂的九个月时间，历经沧桑的老松树却永久镌刻下唐支队与高会人民生死与共、并肩战斗的光荣岁月，见证和传播着水乳交融，鱼水情深的感人事迹。
在离开高会村前的一次祝捷大会上，功勋卓著的唐司令饱蘸笔墨，写下了他临场赋就的一首诗：
“抗日救国保家乡，不顾流血与断肠；
顺风推动黄河水，好像愚公移山岗。”
4. 抗日战争时期的高会民兵
1940年4月20日凌晨，日军从河南焦作直指泽州西南，横冲直撞闯入高会村，企图一举消灭高会民兵游击队。
中共地下党组织于1939年冬季，即领导高会人民推倒了汉奸维持会，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和武装委员会，开展减租减息运动，配合八路军部队对日本鬼子以“割尾巴、捅屁股”等方式，扰乱日军的扫荡。段志英任村长，段士金任武委会主任，段士勇任民兵小队长。
老松树下是高会民兵游击队站岗放哨的主要地点。卫山、西尧、土岭等村口，都有民兵的明岗暗哨。一经发现敌情，立刻组织群众向“打虎厇（宅）”等地转移撤退，让来犯日军次次扑空。
那天凌晨，天还没有大亮，老松树底站岗的民兵爬在地上监听时，突然听见有大队人马走路的响声，即断定是鬼子来偷袭，速即朝敌方向打了一枪，鬼子头目怕中埋伏，爬上老圪堆山顶观察情况后，不敢走小路，领着大队鬼子兵顺着大路向村里行进。
鬼子万万没有想到，刚踏进村口，大路上、岔道口、村头，各个地方的地雷一下子“轰隆”“轰隆”炸响了，接着，民兵大队及时赶来，集中火力朝日军扫射，日军吓得丢盔卸甲，拖着几个死尸逃走了。
其实，高会民兵很早就搞起了地雷战，针锋相对地对付日本鬼子的夜间突袭：山顶上有点燃导火索的滚雷，村头、岔路口以及敌人可能去的地方有踏雷、绊雷，让敌人行走自踏、自绊爆炸；在有隐蔽或撤退条件的地方有拉线雷。狡猾的敌人吃过几次苦头后想办法排雷。但是，高会民兵又发明出“子母连环雷”、“丁字雷”、“碎石雷”、“梅花雷”等几十种，还有什么“头发丝雷”，又称“神经过敏雷”，敌人的探雷器一碰就响。为了混淆敌人视线，地雷就地取材，样式一样，敌人分不清哪一块是石头哪一块是地雷，可谓“死雷活用，到处开花”。鬼子被炸得魂飞魄散、屁滚尿流。
从那以后，日军慑于高会民兵的威力，迟迟不敢轻举妄动。周村据点的鬼子发出告示：“谁能抓住高会民兵段士金，赏大洋500元！”鬼子头目咬牙切齿地发誓，要把高会民兵斩尽杀绝。但是，高会人民团结一心，敌人的梦想也只能是“一枕黄粱”。
1942年晋城南部抗日根据地开创，晋沁县委二区政府机关在高会村“下院”办公，区委领导席野辉、成斌、梁广林、常子善等人常住这里。从此，高会民兵游击队更加精干，战斗力更强。
那年秋天一个早上，鬼子仰仗精良的武器装备，集中优势兵力，突然向高会扑来。
高会民兵早已料到会有这么一天，老松树上、树荫遮地、各村路口，都布满了岗哨。村里群众也早已坚壁清野，一有情况就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
因害怕老松树底藏有八路军兵马，日军未到之前，即动用飞机、大炮朝着老松树狂轰滥炸。一片片叶子、一根根树枝，随着日寇炸弹掉落下来，三根杈枝中靠北的一根被炸断，但是，老松树经历过无数次的电击雷劈、战火焚烧、风霜雪雨等天灾人祸，何惧日寇的淫威？风烛残年的主干，仍旧坚强直立，岿然不动。
一阵狂轰滥炸后，日军一个个像饿狼一样扑进高会村。但是，高会群众和牲畜早已撤离得无影无踪。气急败坏的日本鬼子见一无所获，便放火烧房子（除三根树底几座房外全部烧光），四处寻找和抢劫没有撤走的家禽。村子里，乌烟瘴气，臭气冲天。
日军抢占松树底制高点，点起一堆柴火，把从其他地方抢来的家禽一一宰杀，一块块放在小铁桶内，架在火上烧烤。一边吃一边呲牙咧嘴地狂笑。
忽然，老松树猛地摇晃起来，接着，像一头狂怒的公牛，骤然呼啸，一时间，乌云密布，电闪雷鸣，滂沱大雨从天而降，接着，又是一声“炸”雷，一道刺眼的闪电从树冠中“砸”了下来......几个鬼子应声倒地，全身鲜血淋漓......
正当日军匆忙收兵之时，突然从北、东、西几个方向响起枪声，段士金领着民兵游击队包抄上来，随着几声枪响，又有几个鬼子倒在血泊里，日本人慌作一团，惊慌失措地狼狈逃穿。
一会儿，雨停了，天晴了，民兵游击队战士来到老松树下，兴高采烈地跳呀，唱呀，别提有多高兴了！
5. “支前模范”高会村
1945年4月，日本侵略者被解放区军民打得狼狈不堪，抗日战争即将结束。但是，蒋介石反动集团却乘机与日寇勾结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积极准备发动内战。党中央毛主席审时度势，立即动员全国人民行动起来，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粉碎蒋介石打内战的阴谋。
一天， 六区区委在周村镇召开扩军大会。会议一结束，参加大会的高会武委会主任段士金和民兵队长段士勇就找到区委领导，要求代表高会民兵集体报名参军。回村后，他们以高会为主，又分头到杜河、卫山、西尧、土岭等11个村开展征兵动员活动。两天时间，报名参军一百多名，仅高会百十户人家的村子，青壮年几乎全部参了军。段士勇本家3个院6户即有5人参了军。
几天后，高会及周边村庄的群众簇拥着一百多名新兵组成的连队来到老松树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欢送大会。
入伍后，高会连队被补充到了新编第1旅第2团，即威名远扬、家喻户晓的“老二团”。段士金任连指导员，段士勇任五连文化干事。自那以后，高会民兵连紧跟“老二团”参加了解放战争的上党战役、解放晋南等战斗。在无数次的枪林弹雨中，51人光荣捐躯，其余60余人跟随解放大军转战南北，先后参加了辽沈、平津、淮海和解放大西南等战役，为祖国解放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晋城全境解放。可是，蒋介石却不顾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反对内战的期望，悍然发动了围剿解放区的战争。1947年3月18日，胡宗南集团还公然占领了延安。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各解放区迅速召开了保卫延安誓师大会，动员人民参军参战，支前抗战。
在“老二团”的大后方，“父送子、妻送郎，男女老少支前忙”的动人情景，又一次在高会村激情上演。
1947年12月5日，天空晴朗，风和日丽。
老松树下，黑压压地挤站着高会及周边村民：头裹羊肚毛巾的中年男子，腰缠古铜色围巾的老年人，脚穿绣花鞋的年轻妇女，蹦蹦蹦跳的小儿童，连很少出门、缠着小脚的女人，都从四面八方赶来了，“树荫遮”地顿时热闹起来。
时光已近隆冬，阳光下的老松树却依然郁郁苍苍，生气勃勃。那苍翠欲滴的树叶、刚劲有力的枝条，尤其是那傲然屹立的姿态，令人感动和敬佩。
一块红布条幅横挂在老松树树杈上，条幅上粘贴的黄纸上写着“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几个振奋人心的大字。
老松树前，一块宽大而平整的石头就是会议临时主席台。村党支部和农救会主要领导段立升、段国建等人坐在大石头后的凳子上。
党支部书记王民会（卫山人）站在主席台正中，用他那洪钟般的嗓音向乡亲们喊着：
“同志们，乡亲们，现在我们翻身了没有？”
台下人齐声回答：“翻身了！”
“大家靠谁翻的身？”
“靠共产党，靠毛主席！”
“现在，蒋介石派军打党中央驻地延安，想谋害咱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大家答应吗？”
台下齐声回答：“坚决不答应！”
“我们怎么办？”
“我们要上前线，打败国民党军队，活捉蒋介石，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当兵上前线，保卫毛主席！”......
王支书铿锵有力的动员词令台下群情激昂，全场像炸开了锅似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一阵高过一阵。
在阵阵口号声中，124名青年先后挤着跑到了主席台前报名参军。
后来，因区上只派了50个指标，除被选中的50人外，还有5人非去不行，后经请示区上才被勉强答应。
欢送新兵的那一天，天空漂浮着晶莹的雪花，上千名群众冒着严寒来到老松树下，将他们的55名子弟送上前线。
那年12月底，运城战役打响了。按照中共晋城县委指示，高会村抽调80名民工组成支前队，参加解放运城战役。
这一下，十里高会又沸腾起来了！尤其是那些没当上兵、也可以作为民夫上前线参加战斗的中年男人们，那迫不及待的心情，实在挑不出用哪个词语来具体形容！
老松树下“树荫遮”地的会场上，又是一阵人声鼎沸。
没等报名开始，农救会常委赵元江就“腾腾腾”地走上主席台，挥着拳头情绪激昂地说：“蒋介石不让咱们穷人翻身，咱们就和他势不两立，有他没咱，有咱没他，我报名，支援前线，消灭蒋匪帮！”
指导员段国林慷慨激昂地说：“我是共产党员，我和大家一起去！”
一个支部一个堡垒，一名党员一面旗帜！由于干部的积极带头，不到半个小时，80多个民夫组成的运城战役支前队就组成了。
接下来的分组讨论更是异常热烈。过了闰月年，走马就种田。支前民夫保证：坚决完成任务，不开小差，打不走敌人不回来！留家的保证：帮你们按时种好地，解决好你们家里的一切困难！
80多个民夫集体吃饭，需要一个能干的厨师，赵元江自报奋勇：“我给大家做饭！”......
又是一个万里无云的天气。老松树树杈上，挂着一面鲜红色党旗。指导员段国林和赵元江同志带领即将奔赴运城支前的80多个民夫，在巍峨挺拔、精神奕奕的老松树下，举行了隆重的出征仪式。
面对鲜红的党旗，共产党员举起右手庄严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接着，其他参加支前的民工也举起右手大声宣誓：“坚决听共产党话，跟共产党走，遵守纪律，服从指挥，不怕牺牲，不怕吃苦，不完成任务绝不回返！”
那铮铮誓言，余音绕梁。
赵元江从老松树上锯下一支松树枝，并砍削成细细的枝条，供路途中照明使用。妇救会为大家表演了《当兵就当八路军》《支前打仗为人民》等文艺节目，部队首长宣布了具体注意事项。
从高会到运城，路途遥远，道路崎岖，在部队首长带领下，支前民夫昼夜赶路，很少休息。为了不耽误同志们食宿，赵元江边走路边拾柴，到了宿营地，马上支锅、生火、做饭。到翼城西张村时，他的脚被磨破了，小腿也肿了。有人劝他休息，他坚决不肯。他说：“脚疼也要保卫毛主席，蒋介石是不管咱脚痛腿痛的！”
高会民夫的主要任务是：送门板，扛弹药，抬伤员，挖战壕，送给养，帮助正规军堵击溃军等。按照工作需要，分为五个小组，任务不同，时间也不同。除了白天往战场上送弹药、抬伤员外，挖战壕、送门板的任务主要在晚上。这样，炊事员就很少有休息时间。但是，赵元江同志做饭很快，从没做过一次夹生饭，还不误给大家烧洗脚水。
在攻打运城西城门的战斗中，由于敌人城防工事坚固、火力强大，解放军采取云梯和跳板攻城，伤亡较大，高会20几人组成的担架运输队冒着枪林弹雨，挖战壕、筑掩体、送弹药、救伤员，昼夜轮转，及时为部队攻城提供支援。
12月26日晚，运城战役总攻开始，段国林同志主动加入坑道挖掘队，在冰冷的泥浆中顽强作业，城墙上敌人的照明弹不时照亮夜空，随之是如雨点般的枪弹倾泻而下，但他无所畏惧，坚持到胜利。
由于高会支前民夫团结一心，不怕困难，而且纪律严明，秋豪无犯，时任晋鲁豫军区司令员、前线总指挥徐向前元帅对高会村给予了高度赞扬。晋城县人民政府赠给高会行政村“支前模范村”锦旗一面。1947年8月，由太岳政报社编印出版的《晋南战役中的战勤工作与参战功臣》一书，就高会村的模范事迹进行了系统的宣传报道，撰写了《参战模范村——高会村》一文，表扬高会人民的英雄主义行动与自我牺牲精神，号召全区人民向他们学习。
随着解放战争进程的发展，高会行政村又按照上级指示，组织干部随军南下，开辟新的解放区。在1945年和1948年两次南下干部中，有30余名同志随部队南下（其中杜河一村参加长江支队7人）。他们告别父老妻女，赴云南、四川、福建、湖北、甘肃等地，为解放全中国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抗美援朝时，高会村报名参军的100多名青年中，就有40多名女青年。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西藏剿匪到抗美援朝，在这块鲜血浸染的红色土地上，高会人民艰苦奋斗、爱国奉献的光辉业绩始终成为沁河两岸人民引以为傲的红色资源，成为一种弥足珍贵、代代相传的精神财富。高会，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华大地上一个闪闪发光的红色地标，一面高高飘扬在太行山巅的英雄旗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