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两年，街头巷尾的女性外卖骑手越来越多了。
数据显示，在短短两年内，女性外卖骑手的数量从51.7万激增到近70万，增速几乎是男性骑手的近两倍。还记得两年前，一则“上海名校女高材生送外卖”的新闻还能引发热议；而放到今天，高学历者选择这行早已不算新鲜。
为什么女性会扎堆进入这个行业？答案并不复杂。
对于许多未婚女性而言，当前的就业形势下，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并不容易；而对于已婚女性，原因更现实——家庭另一方的收入，往往已不足以支撑全家的开销。
这一点，我深有体会。
去年冬天的一场意外，让我的股骨颈骨折。医生告知，这个部位的恢复至少需要一年。失业，随之成了定局。真是应了那句“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家庭的财务状况立刻紧张起来。
很快，孩子新一学期的课外班费用就成了问题。篮球、书法、绘画，原本丰富多彩的选择，最终只能无奈地变成“三选一”。
我常常想，如果这场意外发生在孩子更小的时候，面对嗷嗷待哺所需的奶粉、尿不湿，恐怕连选择的余地都没有。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时会看到一些母亲，背着幼小的孩子奔波在送外卖的路上。无他，生活维艰。
这让我不禁怀念起刚踏入社会的那几年。
从2001年到2008年，我在服装外贸行业。那时即便只是一名普通小白领，公司也提供包吃包住的待遇——住的是单人间，吃的是小灶。初入职场就有办公用车，电话费也有公司套餐包月。那时的一切，仿佛都妥帖而安稳。
转折发生在2008年。第一波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增速明显放缓。身处外贸行业，我们对这种波动有着切身的体感。在我的记忆里，2008年之后，2012年是一道坎，2019年又是一道坎。尤其是在广东深圳，那个服装制造业最先兴起的地方，许多工厂仿佛一夜之间就被风吹走了，消失得悄无声息。
有人喜欢拿日本做比较。他们说，即便在日本经济崩盘后，许多家庭依然保有存款和房产，丈夫一人的收入虽降，但勉强还能维持全家生活。
可我们呢？
我们的国家刚刚富起来不久，大部分家庭不仅没有丰厚的积蓄，反而普遍背负着房贷、车贷、高昂的教育支出等重重债务。在这种现实下，让女性回归家庭做全职太太，根本不现实。很多家庭，双职工的收入都捉襟见肘，更何况靠一人养活全家？
更关键的是，一旦不工作，就意味着社保中断。未来的养老、医疗风险，谁也承担不起。
一个有趣的社会观察是，在日本，当更多女性回归家庭后，部分男性选择了“躺平”，整个社会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低欲望循环，经济活力受损。然而在中国，女性没有退出“战场”，而是在新的领域里，为自己、为家庭找到了新的支点。
也有人说，我们其实正在走香港曾经的路。外卖、快递、网约车，这些都被视为经济转型期的过渡产物。回顾历史，香港女性正是从服务员到白领，从临时工到正式员工，从基层一步步走向管理层，甚至自主创业。如今，香港女企业家和高管的比例在亚洲名列前茅。
在这个时代，对于女性而言，和男性一样独立自主地赚钱，已经不再是一种个人选择，而是一种生活的必然。
所以，请别简单地给“女骑手”贴上标签。她们的选择，是扛起生活的担当。
外卖不是终点，它只是一个支点。用它撑住现在，未来，才会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