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学五年级起，就开始接触外语，记得那时候是一本林语堂编的英语，只读了几页，第一课上的就是：早安，这里，再见，但没有继续多久，就结束了。以后入学初中，于是又开始学习英语，但那时少年不懂事，也不认真学习，到现在只能仅仅记得几个单词，如“原子弹”、“很久以前”、“地主”等，直到现在还清楚，那时连“朋友”的单词也默不出来。幸运的是，就在那一年，朝鲜战争开始了，随着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声中，英语学习被叫停。

虽然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外语学习被重新提上日程，也听广播英语，也看电视英语，究竟未有所就。

但俄语的学习，却可以自慰，一九五六年九月，我入学的浙江师范学院化学系，俄语是必修的公共课，那是中苏关系尚融洽，苏联老大哥也帮了我们建设了许多工厂。俄语课的安排每周有三节课，一部分同学也像我一样，初次学习，但有的同学已经学习了三年或六年，如来自浙江江山的毛姓同学，就已经有六年的学习经历。

与英语不同的是英语字母在各个词中的读音不完全一致，且时有不同，读音是根据“音标”来确定，而我之学习困难，是因为没有掌握“音标”。而俄文则不同，每个字母在词中的读音基本不变，认识了字母，也就能读出词了，解决识别的难点，一个词或句或许不清楚，但完全能读出来。

其次在俄语学习中，特别注意各个词的性质，根据句子的结构，很方便地分出名词、代词、动词、形容词等各属性的词类，然后根据句子的组成分成主语、谓语、状语等，并注意相应的变位、变格，这中间包括中性，阳性阴性，单数、复数，以及第一格到第六格，而关键的形式大多是结尾的不同。

作为大学的公共外语，除了学习一般的语句外，从第二年或第三年起，重点是学习专业俄语，专业俄语是根据化学知识来编写，就有许多与化学相关的名称，如化学元素，化合物的名称，以及化学变化，化学仪器、工具等成为基本词类，由于有一定的化学基础，学起来就更轻松一点。

学习外语，有的人擅长口译，有的人则善于笔译，当然包括中译外，与外译中，对我初入门就只希望有一天能看得懂俄文的文字就满足了，在学习了大约三年以后，青年人就有点好高骛远，以为可以驾驭俄文。当时在杭州延安路上有一家外文书店，专售外国出版的书籍和报纸，当然也售中国出版的外文书报，我曾经在那里买过几本俄文版的化学书籍，一本是适用于苏联中等师范学校用的《化学》，在那时候这本书基本上能慢慢地读懂，而另一本叫《新化学》的书，由于是当时的化学前沿内容，则基本上无法读懂，而花了很多时间，才基本上搞清楚其中的一篇：激态化学。在处在激发状态下的某些化合物原子，可以被取代。有趣的是当年还购买过一份苏联的《真理报》，由于是涉及社会和政治问题，至今还记得翻阅全版，竟没有几个认识的词语。当然也购买了《俄汉化工词典》和《俄语小词典》。回首往事，我还记得，由于我的学习突出，同班的同学还曾向俄语系送“喜报”，说是培养“白专人才”。

随着大学生活的结束，我开始教师生涯，在六十年代初，中苏两党的矛盾尚未公开化，而俄文版的书刊依然比较便宜，我选购了一份苏联出版的俄文《中学化学教学》杂志，该刊系双月刊，一年订价约十元，内容有教学方法、实验介绍，也有当前科技前沿的介绍，特别是许多实验装置有图解，一看也就明白了。当时我国的教学设施也很差，苏联的一些简易的实验装置也适用于我国，后来看到一些仪器就是和它介绍的一样。

但是由于中苏关系矛盾的升级，这本杂志开始大幅度地提价，然后就消失了。在那时包括嘉兴一中在内的许多中学，俄语曾作为外语的必修课，我后来任教的东栅中学也不例外，几年之后，文化大革命开始，推翻了当时的教育体系，俄语也被清除。

在七十年代后期，曾试图重新翻阅俄语书籍，当时是一本厚厚的苏联适用于农业大学的《化学》，但未能持久。对许多词语无法记住。

一九八四年七月，调入上海市电化厂技校，（后合并于氯碱总厂技校），大约在一九八八或八九年时，重开停止多年的职称评定，并通知须要应考外语，回首几十年的岁月，惟俄语尚可，于是填报俄语，并重新购买指定的教材，不料在考毕后几天，又传来了不考外语也可评中级职称的消息，几位同事幸运地搭上了这班车。

四年之后，又传评选高级职称必须有外语合格证，于是又购买指定的教材，到指定的培训单位去培训，那时候还没有双休日，每个星期天清晨辗转四次公交车到达闸北（虹口、杨浦交界处的）大柏树的培训基地报到。辅导的是一位曾在同济大学任教的教授，并于一九九四年在获得合格成绩后，获评技工学校高级讲师职称。然而当年与我一起去大柏树培训的上海焦化厂老师却未能如愿。

这以后，虽然偶有翻阅俄文书籍，然而已远远地离开了，慢慢地遗忘了。

2016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