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牛津大学的经济学家Kate Raworth，在2017年出版”Doughnut Economics: Seven Ways to Think Like a 21st-Century Economist“一书中提出了”甜甜圈经济学“。
她以地球的生态承载极限为标准，将全球人类生活圈划分为三个部分：发达国家民众生活在承载极限之外，贫穷国家民众生活在基础生活条件之下，位于中间的部分恰好构成一个甜甜圈，这个部分是与地球生态可持续性最相适宜的理想生活状态。
甜甜圈经济学遭到了来自左右两派的批评。右派批评“甜甜圈”理论质疑让千万人摆脱贫困的资本主义模式，比如，2020年12月，加拿大Nanaimo市的一位市政委员就指责说，甜甜圈经济学属于“典型的左翼哲学，基本思想就是不要经济、不要增长、不要发展”。而左派则批评“甜甜圈”不“讲政治”，看不见气候变化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之争。2018年，纽约城市大学的学者, Branko Milanovic在书评中指出，甜甜圈经济学如果要变成现实，前提条件必须是人类彻底消除攀比之心，彻底不关心自己的财产和收入。
当然，甜甜圈经济学也不乏支持者乃至实践者。2020年11月，教皇Francis评价该理论“很新颖”。差不多与此同时，英国博物学家David Attenborough爵士在其新书“A Life on Our Planet”中专设一章介绍甜甜圈经济学，并将其称作“人类通向可持续未来的指南针”。在此之前，已经有多个城市开始规划或实施甜甜圈经济政策，其中的领头羊是荷兰的阿姆斯特丹。
2020年4月份，第一波Covid-19疫情刚过，阿姆斯特丹市就决定危机结束后将采用“甜甜圈模式”，即将尽可能多的市民纳入一个生态最友好的生活圈之内，这个圈位于“环境天花板”和“社会基本需求”之间。就目前来看，阿姆斯特丹市的举措主要包括：制定新的基础设施建筑标准，在生活用品价格中体现生态成本等，比如增加建筑墙体保温、在房顶安装太阳能板、废旧电脑、废旧牛仔布再利用、将停车场改造成社区公园等等。这些举措的目的是促进可持续性与可循环性。继阿姆斯特丹之后，丹麦的哥本哈根和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也在2020年6月份宣布跟进。截至2020年末，新西兰、加拿大以及美国的一些城市相继宣布将尝试实践甜甜圈经济理念。
Kate Raworth清醒地意识到，甜甜圈经济学并非解决生态问题的灵丹妙药。不过，用20世纪自由派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话说：“当危机发生时，人类采取哪些行动要看身边有哪些观念”，所以对于Covid-19危机之后的人类社会来说，最重要的是让人们知道身边存在着不同的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