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恰在这个时间点上，卫国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内乱。
话说卫灵公的夫人名叫南子，长的很是漂亮，但是卫灵公却对她不怎么感冒，反而更偏爱一些男宠，这就让当时还未满二十岁的南子很是寂寞难耐。
南子是宋国公子（公主），在嫁给卫灵公之前曾与同族的公子朝有些私情。因为日子过得艰难，便想起少时的种种好处，更是每日思念，彻夜难眠，难眠就要找卫灵公老头子的麻烦。卫灵公也是无可奈何，就让人把宋朝给请了过来。
这个时候正是晋国内战的第四年，齐国和宋国在洮地会见，卫太子蒯聩前往宋国向齐国赠送土地。在回国的路上，蒯聩听到宋国有人唱歌讥讽卫国的宫廷绯闻，歌词里说：“已经满足了你们的种猪，可为什么还不归还我们那头美丽的公猪？”太子听到后感觉很是羞耻，于是决定杀死南子。
当然了，南子私通宋朝在当时也算是人尽皆知，蒯聩自然也早就知道了。蒯聩想要杀掉南子的原因，更多的恐怕还是因为南子干政。孔子流亡卫国期间，对卫灵公百般指责，也跟南子不甘于谨守闺房之内也很大的关系。
就在蒯聩欲杀南子前的几个月，就同样有一个大夫名叫公叔戍的，想要铲除南子的党羽，结果被南子提前发现而被驱逐到鲁国。南子恐怕早就知道国内有很多人对自己的干政感到不满，因此也一直都保持着足够的警觉。
此时的卫灵公虽然只有四十多岁，但是身体也一日不如一日，政事不少都掌握在南子的手中，这就让太子头皮有些发麻。公叔戍谋划除掉南子党羽的事情，恐怕跟太子也是有关系的。计划失败后，太子预想南子会对自己不利，因此这才起了杀机。
太子找到了家臣中的一名武士戏阳速，带着他去朝见南子，事先约定在朝见南子时，只要太子回头，戏阳速就上前杀死她。但到了朝见的时候，太子多次回头示意，戏阳速都始终不肯向前，反倒是让南子看出了太子的心思，急忙向卫灵公告状。太子事情败露，在国内无法立足，只好逃到宋国，不久之后又到晋国投奔了赵氏。
定公十九年（493BC），也即晋国内战第五年，卫灵公病重，他想将公子郢（子南）确立为继承人，但子南拒绝，推让给太子的儿子公孙辄。就在他们推让之间，卫灵公就给去世了，新君问题一直悬而未决，这就让赵鞅看到了机会。
由于国际处境艰难，赵鞅意欲扶立蒯聩为卫君，以改变卫国的态度。于是这年六月十七日，赵鞅亲自率军送卫太子回国，可不幸的是，赵氏的军队在夜里迷了路。当时晋军在黄河北岸依黄河向东行军，阳虎大体推算了一下，认为军队只要向右转向渡过黄河往南，就能进入卫国境内。赵鞅依计而行度过黄河，并抵达了卫国的戚邑。
当时卫灵公刚刚去世，戚地的人们对国内的局势还拿捏不准，赵鞅利用这点，让太子脱帽穿上丧服，向守城的人通报说是国内前来迎接太子回国的，混进了城里。
关于这一段的论述，《史记》与《左传》在细节上有所差异，说是赵鞅送蒯聩入卫，蒯聩的儿子公孙辄，也就是新继位的卫出公奉行联齐抗赵的政策，出兵抵御赵军，赵鞅只好带人进入戚邑固守。
按照赵鞅在卫国逗留耽搁的时间来算，将这两处细节结合起来似乎也很合理。也就是说，赵鞅可能是先送蒯聩入卫都不成，进而退守戚邑，而这一耽搁就是一个多月。到八月时，仍未完成使命的赵鞅，又遇到了新的危机。
在内战期间，齐国一直都支持范氏和中行氏，因此不断地向朝歌输送粮食，而押运粮食的工作由郑国的子姚（罕达）、子般（驷弘）负责。郑国运粮部队抵达戚邑南部时，范吉射亲自带兵前来迎接，而恰好就在这个节点上，赵鞅所带的部队与两支敌军同时相遇。
在这个过程中，来自鲁国的叛臣阳虎，再次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阳虎分析了赵军所处的境遇后，说道：“我们的车辆少，但可以把将旗插在车上，与郑国的战车对阵，对方看到我们的阵容，必定会认为我们这支部队属于中军精锐，怀疑会有其他部队在策应而心生恐惧，自会不战而溃。”
此处原文为“彼见吾貌，必有惧心”，有注解认为是郑国人见到阳虎的容貌之后，会因为害怕他而军心涣散。但若从当时赵军的处境来看，郑国军队只是单纯的运粮部队，并没有想到会与晋国中军相遇，因事发突然而慌乱可能更能说得过去。
但不管怎么说，阳虎的分析是建立在当时敌众我寡的基础上的。赵军的本来目的只是想尽快将蒯聩送回国内继位，并不想有太大的动作，因此所带兵力有限。而此时他们所面临的对手，无论是郑国的运粮部队，还是范氏的接应部队，都要比赵军的阵容更加强大。赵军没有足够的兵力与其中的任何一支展开大规模战斗，最优的解决办法就是挑一个软柿子，把他吓跑就完事了。
赵鞅很认可阳虎的建议，于是就进行了一次战前动员演讲。在演讲中他一再声明自己的正当性，他先历数了敌人的无道：“范氏和中行氏反易天明、斩艾百姓，想要在晋国专权而欺压君主。”至于郑国，他说道：“以前我们的国君依靠郑国的保护，可如今郑国无道，抛弃了我们的国君反过来帮助逆臣。”与他们的无道不同的是，“我们顺从天命，服从君命，推行德义，是得到上天庇护的。匡扶正义，消除国耻，就在今天这一战了。”
大道理好讲，但赵氏毕竟处于弱势，实力悬殊摆在那里，想要以少胜多终究还是有难度的。而面对强大的敌人，如何让士卒克服恐惧、摒弃侥幸终究就需要付出赏格才行。对此，赵鞅宣布了一项大胆的决定，凡是英勇迎战，痛击敌人的，不论身份贵贱，都会有不同规格的赏格：“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
对作战勇猛的有功之臣赏赐土地田产这是春秋时期的惯例，晋国的大小贵族都是依靠军功赏赐发展起来的，赵鞅的赏格虽然较高，但并未突破当时的制度限制。若仅仅如此的话，赵氏想要打败敌军还是困难重重，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赵军最大的问题是随军兵员数量的不足，在面对敌军的合围时，如何最大限度地扩充兵员就成了大问题。这些问题在赵鞅手中也得到了顺利的化解，那便是：庶人工商遂。
春秋作战的主要力量都是拥有土地的贵族阶级，工商业者以及庶人等无产阶层，并没有参军的义务和权利，更没有进仕为官的权利。战时征召无产阶层在军中服役，主要是服劳役，从事的都是为军队搬运物资，修建战时设施等体力工作。而比庶人和工商业者地位更低的奴隶，更是连人身自由都被剥夺了。范氏灭栾氏时，就有一个奴隶名叫斐豹的，提出以杀死督戎为条件换取自己的自由，但大规模免除奴籍的事件在春秋历史上还是鲜有所闻的。
赵鞅打破了原来的阶级秩序，只要破敌立功，庶人和工商业者也都可以为官，官家和私人的奴隶，都可以凭借军功获得自由身。赵鞅的这个举措，大大地激发了随军劳役和奴隶的战斗积极性，使得他们为了获取更大限度的自由，愿意积极投入到战斗中去。尽管这些无产者平时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但只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赵军的兵员数量，弥补了他们与敌人之间的兵力差距，起到震慑敌军的作用，其效用也是无法估量的。
赵鞅的这些措施对春秋时各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春秋时期各国之间的战争都是由贵族担当的，因此无论是从战争的规模上，还是血腥程度上都很有节制。但当中原大地都开始打破了阶层的藩篱，允许无产者进入军队，就会使得各国的兵员数量激增，春秋时期贵族之间的有限战争，也开始演化成为战国时期全民皆兵的大规模战争。春秋时期，以晋国这样的大国，国家常备兵力也只有四五万人，最多的时候也不超过十万人。而到了战国时期，一场战争双方投入的兵力动辄十万、几十万。其演变的起点，就可以追溯的赵鞅的这次阵前改革。
这些都是后话了。
除了对各阶层人员进行动员之外，赵鞅还为自己定了规矩：“如果我能够侥幸脱罪，就会将列位的功劳上报给国君，对诸位加以赏赐。若是战败得罪，就对我处以绞刑，并按照下卿的规格下葬，不要葬在本族的墓地以示惩罚。”
但尽管如此，敌我兵力差距太大，以至于很多人还是心怀恐惧。在八月初七日开始作战的时候，赵鞅让卫国太子蒯聩做自己的车右。但当大军行至铁丘的时候，蒯聩远远看见郑军人多势众，心中惊惧，不自觉地就从此车上跳了下来，不敢再前进。这时赵鞅的御戎邮无恤（王良）就讥讽他说：“你怎么就跟个女人一样？”
但这种讥讽对于已经失去心智的蒯聩来说丝毫都起不到激励的作用，他依旧不住地祷告说：“皇天上帝，列祖列宗，保佑你们的远孙蒯聩，郑胜（郑声公）为乱，晋午（晋定公）处于危难之中，不能平定祸乱，派赵鞅前来讨伐。蒯聩不敢贪图安逸，登车执戟列于行伍，希望祖宗保佑我，不要伤筋动骨！更不要毁掉我英俊的面容！保佑我成就大事，不要给先祖带来羞辱，请各位列祖列宗一定要保佑。”
临阵畏缩的不止是蒯聩一人，温大夫赵罗看到黑压压的郑军，就不由的双腿发抖，站都站不起来了，他的司机繁羽和车右宋勇只好让人把他绑到车上勉强出战。军吏看到这幅情景上前询问，繁羽就说赵罗是因为疟疾发作站不起来了。
赵鞅巡视全军，看到不少人都面露忧惧，心中不免担忧，为了消除将士们的恐惧心理，赵鞅登高振臂为众人打气说：“当年毕万（魏氏祖先）也只是个普通人，但是他每次参加战斗都能俘获敌人，凭借军功获得赏赐，最后家里有马四百匹，自己在家里善终。大家都想想吧，我们每个人都跟毕万一样，只要能够克服自己内心的恐惧，谁死谁生尚未可知！”
在战斗中，赵鞅被郑国人打伤了肩膀，疼痛难忍地倒在了车里。郑国人蜂拥上前，准备擒拿赵鞅，被那个原本害怕的卫太子打跑了，但是赵鞅的蜂旗却被郑军缴获。郑军败退的时候顺便把那个绑在车上动弹不得的赵罗也掳走了。
赵鞅不能临阵指挥，太子蒯聩就代替赵鞅领兵攻击郑军，郑军再次溃退，他们所押送的齐国一千车粮食也被赵军缴获。原先从属于范氏阵营的公孙尨因为受赵鞅的救命之恩，投靠了赵氏，在这一战中，他趁夜带着五百人偷袭郑军，在郑军主帅罕达的账下夺回了蜂旗，以报答赵鞅的知遇之恩。
赵军在获得胜利后，想趁势追击郑军，但郑军统帅子姚、子般、公孙林临危不乱，亲自殿后，使得追击的前锋损失惨重，迫使赵军停止了追击。
赵鞅虽未能如愿送蒯聩入卫，但在铁之战赵军以少胜多，取得了辉煌的战绩。赵鞅久攻朝歌、邯郸不下，不料却在护送蒯聩时，在外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突破。特别是赵军一下子截取了范氏一千车的粮食，范氏没有了粮草，势必难以支撑，赵氏取胜指日可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