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先欣赏一个MV吧，我在火车上用耳机听着这首歌，写下了本文。
一
五月三十日傍晚，我在车站月台上等南下的T37次列车。车晚点一小时，约定要来的梅月暴雨也晚点了。
月台东面，上百平方公里的天空，遮天盖野静布着一片铅色的乌云。大风斜斜地吹拂着空空的站台，凉如初秋，但乌云箴默，一动不动。天光云色，像被兑淡了的墨水一样，底色分明是灰暗的，却于灰暗中泅现出异样的一层淡白来，又像经过叠加后的两个明暗图层。这个山城因此，总像长年怀有一种无法表达的惆怅、无法逝去的追忆。我的韶关，就是这个样子。
月台北端走来两个背包的年轻女孩，她们询问我列车的信息。我说车晚点还没来，她们击掌庆幸，长舒一口气。
“你们是韶大的吧，翘课去广州看同学？”
“咦，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说，我闻得出来。
她们素衣长发，皓腕凝霜，晶汗聚露，带着东郊尚未挥发的青草气息。我熟悉韶关东郊外所有的味道。她们各自掏出一本书来看，风扬起她们额前的黑发遮住她们流淌的眼睛，是一种久违了的透明的年轻。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也常在这个月台上的这个傍晚，痴读过一本叫《少年文艺》的月刊，天黑才回。
二
作为我最初的启蒙导师之一，阿渠已经辞世十四年了。
我和阿渠在垃圾堆里忘年相识。一九八八年的冬天，傍晚时的天色就像今天这样。我提一盆生活垃圾到铁路家属大院外去倒。一个沉默的垃圾佬尽弓腰身，脸贴着蝇飞虫绕的臭垃圾，身后搁着一个装满废品的破竹筐，正在费力地刨拉着。他看中我垃圾盆里的两个玻璃瓶，让我给他。我一眼看中他身后破竹筐里的一大摞子旧杂志，于是向他开条件，要用两个瓶子换他全部的书。我们成交了。
这世界上居然还有专门一本杂志是写给我的，那是一摞八十年代出版的《少年文艺》。
最初那十几本《少年文艺》，每一页都带着垃圾堆里残羹剩饭的油溢味儿。
当时秦文君、孙云晓、郑渊洁这伙大人，常在这本期刊上连载些有关中学生活的文章。秦文君在上面有一个长篇，描写一个家境困顿的中学男生，穿插一段朦胧不明说的恋爱纠葛。那时管这叫早恋。男主角是个农村的男生，矮瘦不扬，然而成绩彪炳，特立独行，与同校一个最漂亮的上海女孩互生情愫。又有不记得是哪位作家在上面写的列传体，罗列十几个性格鲜明滴血的明星高中生，其中一个外号叫“舵爷”，极尽中学风流。引我这个小学生无限遐想。
一九八零年至一九九零年这十年出版的《少年文艺》最为好看。这十年间，作为各路作家笔下的主角，男生无论年幼好歹，都有着对特定事情的担当。女生无论容貌如何，都隐现出“知性美”的潜质。文章风格迥异，选材大胆，文笔烫贴，立意见远，深具大变革时代下各路知识分子对家国理想，和对求真精神的褒扬。极为难得是，文者虽各是成年专业作家，然而对少年心理世界的细微体察，仍保持着十分的敏感和真诚。
六年级时学习成绩不好，怕我考不上初中，家里人不许我再看课外书。我家和学校都在铁路管理区内，放学时无论躲在哪里偷看书，都会被父母的同事发现，他们会去告状。
经一个高年级书虫介绍，我每天放学跑到火车站南端月台去看书。那里很少有铁路员工经过，那年月京广线还是单线，民工也都还没开始流动起来，傍晚安静得像黎明。天黑必须回家，因为晚上月台是不开灯的。站台上只有当列车靠站，或者铁路沿线哪里出了事故，才会点亮几盏孤单的碘钨灯。
六年级一个学期之内，我在月台上看完了自出版以来的绝大部分《少年文艺》，都是别人当废品卖的旧书。阿渠鼓励我多读书，每碰到别的垃圾佬和废品姨，都会询问同行有没有收到旧的《少年文艺》。
二十年前，阿渠孓然独居在铁路俱乐部斜对面，职工一区的大斜坡顶上。他的家是一间用油毛毡和塑料布叠起来的歪斜小木屋，入夜时拼两片薄床板，斜斜地架在一层废旧玻璃瓶上过夜。我依恋安静和孤独的氛围。常在子夜，趁家人睡着，蜷身爬出我那间阁楼的小木窗，跑去附近山边，聚拢树枝，燃一堆篝火夜读。
有时会顺路去阿渠栖身的窝棚，一扇透风的木门随便掩着，听得见阿渠吐钉子似的猛烈咳嗽。每当凌晨二点左右，他必咳嗽一次。我忍不住要作弄他，就把嘴堵在门缝上朝窝棚里大喊——阿渠，今天捡到《少年文艺》没有！
阿渠会在窝棚里气急败坏地回一句：“快回家睡觉！你爸妈要打断你的腿。”
三
升上初中之后，《少年文艺》里的那些人和事，蓦然变得更为清晰和可参照。不少同学和朋友，都和秦文君写的一样，不可救药地爱上一个个不明就里的女生，每天都能幸福地盘算着、忧郁着。他们有的走在一起了，有的永远都不会走在一起。有的一周就分手了，有的后来居然结了婚十几年都离不成。更多的是幻想等待或被等待，等待一场并不激烈的风雨，或一次无言毕业，来祭奠这段酸不拉几的脆弱年纪。
我的一个好友，摧心裂肺地暗恋一个高年级女神。女神住在东郊三公里一处山脚下，我的好友每天放学偷偷尾随别人，整天整夜蹲在小山坡的树杈上，远远地看着女神的家从开灯到熄灯的整个过程。
开始我陪他，后来烦了。我自己从草丛里扶起自行车，往韶大的方向骑去。骑出一公里外，便是客家人的农村地带。我很喜欢这里。农田旁边有一个墨绿色的水潭，引出一条透明的小溪，一路蜿蜒向东流。我离开我痴心的好友，独自一人躺在小溪边的草地上，看随身携带的《少年文艺》。
水潭边上有一溜子用细竹搭成的蔬菜棚，种着番茄、丝瓜、黄瓜，长豆角等农作物。夏天时，每到傍晚就会有个黝黑的少女来收蔬菜。她推着一辆二十八寸的农用自行车，书尾架两边各挂着一个竹箩筐，从远方的田埂上来。有一次我口渴了，问她要一颗番茄来吃。她便从竹箩筐里拿出一颗番茄，用自己的衣襟包着擦了一下，一扬手，扔到我身边的草地上。然后低着头，推着满载蔬菜的自行车，快步走了。
后来再见，每次都求她扔一个瓜果过来，隔着一条灌溉用的引水渠。有一天，她没有推自行车来，提着裤脚，涉水跨过引水渠，远远地站在我对面。
我说你要看书吗？我也把一本《少年文艺》扔过去，她伸手一挡，一接，捧在双手里。翻了翻，不忍释卷的样子。我说借给你看吧。
“我会还你的。”
她的粤语带着郊野的客家腔，声音像翠鸟绿色的翼尖忽然划过水面时的跳动和轻盈。
她还一本，我再借一本。八九年一整年的《少年文艺》，是她看完才轮到我看。直到后来她不再出现。
四
捡垃圾的阿渠，比我大四十二岁，是忘年交。他是个红脸的驼背罗锅，我开始以为他是在衣服下面埋下了一截木头，后来明白他是把自己一生的厄运都埋在脊背皮肤的下面。他的罗锅背，又因脊椎体压缩性骨折所加剧，躯体逐渐拗弯成门状，走路时，像手脚并用着在泥地上爬行。他早年曾在监狱里呆过好些年，他说有知识的人不属于人民。
我模仿《少年文艺》写些作文，渴望自己的名字能和秦文君他们一样出现在目录上，然而无一建树。阿渠说我的作文输在没有自己的思想，模仿都模仿坏了。
十七岁那年，似乎时来运转。我当时以我的几个怪异朋友为原型，写成一篇早恋加暴力的中篇小说，当时《少年文艺》一个许姓编辑亲笔写来一信，说够格刊登了，预先通知。不料一个月后又来一信，告知由于内容比较特别，总编终审未能通过，嘱我继续努力云云。随信附来最新一期杂志，我一把火把杂志给烧，信则留了下来。
不过阿渠倒是挺高兴，他让我蹲下。他从四肢着地的半爬状态，艰难地挺起二寸身板，刚够把右手搭在我肩膀上，重重地拍着我说，退稿就是在肯定你呀，说明你写的东西，和他们想的有点不一样了。
九七年秋天，阿渠死了。我闻讯急忙赶到他的垃圾房，想要见他最后一面，阿渠弯曲成U型的身体已被殡仪馆火速拉走，时年六十四周岁。有两个自称是他儿女的人，站在那一边商量怎么卖了这房子里的一些值钱的破烂。
“你是谁……你居然说我家老鬼是你老友？你不看看你才几岁？你是不是想和我们分了这堆废铜烂铁？！”
在还未上锁的垃圾房门口，他女儿捏着鼻子，踩在一块开裂成龟背状的青石板质疑我。
十多年前，这块青石板上摆着台生锈的铁秤，我将自己收集来的废品往上面一堆，自己添减生锈的铁砝码，报上斤两，阿渠会就点钱递给我。他以前就是蹲在这青石板上面，将捡来的《少年文艺》一本又一本地送给我。他以前就是在这青石板上，拍着我的头说，有进步！
在我的童少时期，当父亲和老师没及时扮演他们该扮演的角色，捡垃圾的老阿渠同时扮演了这两个角色的部分戏份。他早年受辱，一身残疾，无力扮演更多。他以一本少年刊物为工具，给我打开一扇又一扇，经意又不经意的人生情境之门。
五
五月三十日傍晚，南下的T37次列车终于在一公里之外拉响了进站的汽笛。约定要来的梅月暴雨却依然晚点。月台东面，上百平方公里的天空，遮天盖野静布着一片铅色的乌云。大风斜斜地吹拂着空空的站台，凉如初秋，但乌云箴默，一动不动。天光云色，仿佛兑淡了的墨水一样，底色分明是灰暗的，于灰暗中泅现出异样的一层淡白，又像经过叠加后的两个明暗图层。这个山城因此，总像长年怀有一种无法表达的惆怅、无法逝去的追忆。我的韶关，还是这个样子。
两个要远行的大学女孩，素衣长发，皓腕凝霜，晶汗聚露。她们望着火车，收起手里的书本，对我说，我们也是三号车厢哦。我笑一笑，请她们先登车。
在这个永恒不逝的月台的傍晚，我其实很想和她们谈谈。告诉她们二十多年前，我在这个月台上看过一本叫《少年文艺》的期刊，在青草的味儿里邂逅过一个给我番茄吃的农家少女，还曾有过一位送我书的拾荒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