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影楼进入大陆，大家发现身边“潜伏”着许多俊男美女，这些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朋友同事，平常如行道树，但从影楼拿回来的相片，个个都象明星。
这是因为摄影师有化“凡庸”为“神奇”的力量，善于捕捉到镜中人鼻子的线条特别有力度，嘴角的笑纹很有魅力。最厉害的是，能让同一个人，呈现出或青涩、或成熟、或温暖、或冷漠等完全相反、不同的气质风格。
好的写作者，首先要做生活的摄影师——用自己的肉眼镜头发现审美对象的闪光点
莫泊桑说：“任何事物，都有它都未被人发现的东面…….最细微的事物里也会有一点点未被认识过的东西。让我们去发掘它。”
比如我们一说“送行”，随口就“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或者“……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多情自古伤离处”，于是“龙的传人”千年如一日，心无旁骛地“感伤”。
英国作家马克斯·比尔博姆未中唐诗的毒，不肯“感伤”：呆在月台上，我们变得急促不安了，我们的朋友的脸出现在车窗口，但那已像是一张陌生人的脸——一个巴望着讨好，哀哀求助，笨拙的陌生人。……他（被送者）几乎变得叫人讨厌了。接着长时间的沉默。我们中间有人强作笑颜，对旅行者点点头，打个哈哈，对方同样回应一声，报之以点头和微笑。又一个人咳嗽一阵，打断了又一次沉默，……离开车还早，那位朋友的“解脱”还没降临。
朋友越亲，到得越早，送行也就越尴尬的情感体验，其实“礼仪之邦”人人都有过体验，但没人敢说“皇帝没穿衣服”。马克斯发别人所未发，就是独特的审美发掘。
再说个审美方面的极致例子，格尔尼卡，是西班牙北部的一座城镇，到了毕加索的笔下，就没有了色彩形体，只剩几何线条，还极度扭曲膨胀，错位变形到疯狂，还被誉为世界名画。熟悉二战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是画家用断裂的肢体、濒死长嘶战马，破碎的色块，艺术地再现了经受炸弹蹂躏之后格尔尼卡城，控诉法西斯暴行。
“一切景语皆情语”，写作者笔下的景必是融入自己情感的景。“拧巴”格尔尼卡城就是蕴含了毕加索的愤怒，才成其伟大。——融入自己的情感
在杜甫眼底春满花开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在萧红笔下却自带自由与灵性：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象鸟飞上了天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
在周国平笔下则有“穿越”的奇诡神力——每年开春，仿佛无意中突然发现土中冒出了稚嫩的青草，……那时候会有一种多么纯净的喜悦心情。……也许天下生命原本是一家，也许我曾经是这么一棵树，一棵草，生命萌芽的欢欣越过漫长的进化系列，又在我的心里复苏了?
所谓的艺术体察，正如狐狸所说，（那朵玫瑰）因为他（小王子）的悉心浇灌和关照，就成了“他”独一无二的玫瑰。——生活有千万种风情，如果你没有掏出真诚易感的心与它交换，没有体察到这一景与别处不一样的美，那就和你没有半毛关系。
艺术体察，要你付出真情感，这还不够，凡伟大作品，皆包含着哲学的眼光和关照——融入你对生活哲学思考。这并不是说，它们都需要直白阐释一种哲学，或宗教思想。而是写作者对人生底蕴、生活本质的特别思考，通过他们塑造的艺术形象、创造的意境流露出来，并提供了前人没有的，或更深刻的认识。
小说仅仅编故事，哪怕再神乎其神；散文仅仅创造情境，哪怕再妙不可言；诗歌仅仅提炼出意象，哪怕具象再传神，如果找不到思想的对应物，都不能称之为好作品。所以好的写作者，艺术体察之外，还要有思想的高度。也就是说，创作时你的灵魂必须出窍，飞升到半空，俯瞰红尘爱恨打滚的肉体，包括你自己。
“春蚕”蠢肥，千年来居然是“相思”和“奉献”代言人，就算不收代言费，也算“美神”吃错药了。但台湾作家袁琼琼却下笔清新：
养蚕是有益健康的活动，不用面临什么人生大问题，生、死、无常什么的……买来的时候就知道它要变化，所以变化了也显得正常。可是这种单调与平淡却有种莫名的安定感……如果真有来世，我很愿意做一条蚕，人难得有这么没有问题的人生。
言前人所未言，不肯人云亦云的还有龚自珍。——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明告鬻梅者，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而江浙之梅皆病。——养梅卖梅者为迎合文人画士病态审美观，不惜扭曲梅的天性，于是天下的梅也跟着文人画士病态了。
它抨击当时政权对天下人思想的压抑束缚，仍然穿越百年，对今天的社会仍有警示：父母出于对人生幸福的狭隘理解，逼学各种兴趣班，而废掉孩子自己“没前途”的爱好。还有为和别人比较中“有面子”，扭曲孩子的天性，逼孩子走父母设计的道路。
今天浮躁的社会，人们为追求金钱，常以牺牲健康、家庭幸福为代价，难道不是物欲对人性的扭曲吗？所以文学作品之大之不朽在于思想。生活的本质相同，哲学启示古今相通。
作家周国平，为我们提供这方面的创作经验——我想我还是应该把我的思想和感觉多储蓄一段时间，酿制成更浓烈的酒，以便组织进更成熟的作品里。
要想有高质量的写作印象储备，我们在生活中，要多体察，保有真性情，还要广学多思，让作品沉淀，提炼出隽永的哲学思想，都是有效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