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eryperson has two education, one which he receives from others, and one, moreimportant, which he gives himself. ——Edward Gibbon, British historian（每个人都受两种教育，一种来自别人，另一种更重要的是来自自己。——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朋）
新教育群里共读《与孩子划清界限》一书。我在一旁说点反话。伍尔芙在谈阅读的时候，说读者既要做作者的同谋，同时也是作者的辩论者。希望我的辩驳没有影响到群里的共读。
这一次共读谈的是吴杰的成长故事，这是作者引用的案例。书中吴杰这个作为学霸、海归等等形象的成功人士过得也不够幸福，甚至存在人格的障碍。这与他的母亲给予他的教育有深刻的关系。他高中时候的恋爱，以及大学还有踏上工作岗位等等都受到了母亲的控制，从而多次都引发了母子之间的冲突，而这个冲突大多以儿子的妥协告终。其实，吴杰妈妈可以采取比较理智的方法，通过谈判等等的方法，但是这位母亲没有，这样就加剧了吴杰的不幸福感。
我想起了以前去南师大参加论文辅导。老师谈到一个案例，就是名作《孔雀东南飞》中的焦母形象。焦仲卿母亲早年丧夫，含辛茹苦，带大儿子。母强子弱。焦仲卿的悲剧性格和悲剧命运，也是其母亲造成的。用本书作者的观点就是，焦母完全没有划清和儿子焦仲卿的界限。以前听余世维先生讲沟通，他提到一个观点，中国人的感情和道德都在五伦之中。三从四德，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丧从子。这样的母亲怎么会有自己的独立的见解？为什么不能说这个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呢？虽然封建制度已经推翻，但在我们身边，那一种对于个体缺乏应有的尊重，亲子之间的附属关系等等的封建心理，是多么深厚啊。当然，母亲的越界是错误，不过，也是有深刻的文化历史原因的。吴杰的家庭或许这也是一个现代版的焦母式家庭吧。
我在思考，在家庭教育之中，孩子有没有能动性？是不是孩子性格养成和人生成败、幸福与否，家长负有全责？从吴杰本身来说，他的行为也是不妥当的。在高中、大学，乃至于工作之中，他表现出的沟通能力似乎不是在成长。这一本书着眼于吴杰儿童时期的亲子关系。对于孩子成长的影响。不过，这个案例一直叙述到吴杰成年之后，这似乎也是不够妥当的。这样值得思考和讨论的东西就太多了。
我始终觉得，影响孩子成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人是有能动作用的。否则的话，人就太可悲了。难逃宿命。一个人是偶然来到这个世界的。他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和早期环境。他是一个被决定者么，被基因和环境决定？我反对这样的观点。这样，每一个人都把成长的责任推向父母，推向我们的前辈。这样的问责有什么意义呢？对于孩子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和孩子划清界限的目的是促进孩子的独立，对于自己内心，乃至于自己命运的独立思考和把握，培养的是一种担当和责任。
有群友引用西方心理学的观点指出，孩子三岁的性格和情感决定一生。我觉得，这是典型的宿命论吧？这句话让我想起了以前读书的笔记。引用一段：
近来读维克多·弗兰克尔的《活出生命的意义》（华夏出版社2010年6月版），为这位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对于生命始终如一的一往情深而感动。在该书的第二部分意义疗法的《集体性神经官能症》中，作者这样写到，“关于人类‘无谓’——即不过是生物、心理和社会条件的产物，或是遗传与环境相结合的产物的理论是很危险的。它使神经官能症患者更愿意相信自己不过是外部影响的工具和牺牲品，认为人类不自由的心理疗法强化了这种种神经官能症的宿命论”。（摘自2012年读书笔记《墨子悲染丝》）
我觉得阅读本书的关键，首先要思考什么是人与人的界限？其次，还是要从如何突破中国旧的封建伦理的角度来思考现代家庭之中孩子和父母的彼此应该坚守的责任是什么，如何坚守，应该区分的界限是什么，如何划界，合理的亲子关系是怎样的，如何建立？
从父母的角度来思考，作为家长不能以爱的名义来行剥夺和伤害的事实。同样，孩子也不能以不越界为借口，拒绝家长的辅导，拒绝自己的责任。或许，这就是阅读这本书的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