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类型
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是高等教育学领域的经典著作。他总结了美国众多学者对高等教育的哲学问题的思索，包括互相矛盾对立的观点，我觉得就像是一篇写得十分出色的综述，直接还原了当时美国社会上关于这些问题热火朝天地讨论的场景。本书只是梳理和论述高等教育哲学的一种框架，很多论述并非作者本人提出或支持的观点，总之，《高等教育哲学》是叙述各种流派“高等教育哲学”的著作，而非旨在表达自己的“高等教育哲学”著作。
二、写作背景
布鲁贝克写这本书时，美国高等教育正处在一个“艰难时期”，人们对为什么需要高等教育这样一项耗费巨大财力物力的事业产生了质疑。 高校经费紧缺，公众对高校的信任度下降，社会上充斥着一个问题“高等教育为何而存在？”这些都需要从本质上、根源上探讨高等教育的存在价值的哲学依据，才有“对高等教育的一些基本概念做一次痛苦的重新评估”的必要，这本书也应运而生。
三、框架结构
此书的特色之处在于提供的只是一个叙述框架：它把能涵盖高等教育哲学所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能把各种相同、类似甚至于相互对立的观点和理论流派放在这个框架下加以叙述、分析、评论。那么作者设定的是一个怎样的框架呢？
它以对高深学问的探求为基点，或者说把“高深学问”作为逻辑原点，以追求高深学问的目的作为划分高等教育哲学流派的依据，从高深学问的特性推导出学术自治、学术自由和学术道德的必要性，又从高深学问的专有性推导出高等教育的对象和内容，最后从高深学问与教会的渊源来探讨追寻高深学问的宗教内涵。作者通过高深学问这个基点，以一种巧妙的方式把有史以来的高等教育哲学理论流派确定为八个主题。这样的框架一切是从高深学问出发，进而围绕着高深学问形成的。
章节一：高深学问
作为第一个章节，论述了高等教育哲学借以存在的哲学基础，提出了以认识论为基础和以政治论为基础的两派高等教育哲学。作者并没有明确表述是依据何种标准来划分两种不同的高等教育哲学，但在文章中不时地向读者透露出“追求知识的目的”和“知识与社会是否发生联系”这样的划分依据。下面详谈下这两种不同取向的哲学。
追求认识论的人，把追求知识作为目的，认为高深学问的惟一坚实的基础是严格的客观性，大学的政治化将导致学术的贬值。作者引用赫钦斯的观点来阐述，赫钦斯把金钱，即大学愿意承担外部社会机构付钱的任务看作是学术界弊端的根据。选择政治论的人，信奉的是历史的经验作指导，认为大学和社会之间形成合作的关系没什么不好，学院和大学已经成为它们所服务的社会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认为高等教育摆脱了价值判断就有无人问津的危险。
章节二：学术自治
首先阐明“自治”存在的依据是：忠于真理，其是高深学问最悠久的传统之一，学者行会都自己管自己的事。提到了保护高等教育自治，防止政府过度束缚的一个堡垒是私立大学。此外，高等教育的管理机构必须是由专家和院外人士两方面组成的，学术自治才会有实际成效。没有前者，大学的信息就会不准；没有后者，大学就会变得狭隘、僵化，最后与公众的目标脱节。
又谈及了学生参与大学自治的办法。因为学生在大学四年的时间对高深学问的学习还较为肤浅，且不像教师那样终生致力于学术研究上，再者，学生忙于繁忙的管理任务会分散他们的经历，影响他们的学习，综合以上三种因素，解决办法就是在一些不大正式的程序上赋予学生权利，如选修课的设立，来让学生行使自己的权利。另外，书中还强调了一点，无论是学院还是大学都不能压制持不同意见者来维护自己的权威，可以通过公开的辩论来解决，万不可使用暴力，这与理性对立，是对学术自治的否定。
章节三：学术自由
首先，阐明学术自由的合理性，有三个方面的论据:认识的、政治的、道德的。从认识上来说，学者的活动必须只服从真理的标准，不受任何外界的压力。学者行会必须在处理知识的技术方面具有专长，要想获得这种专长，需要进行长期艰苦的训练；从政治上来说，侵犯学术自由的行为很可能只提交到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的第一委员会来解决，而不是提交到法院；从道德上来说，学术自由是为了公众的利益（通过高等学府的知识、资源可以改进人类生活的条件），然后是出于个人的道德责任感，在道德上产生困惑的主要根源之一就是对与道德难题有关的事实缺乏认识。
其次，阐述了现代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主要基础是政治论的，今日的学院和大学已陷入了错综复杂的社会力量的网络中，常常卷入人的价值这样的一种事实。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术自由的运用几乎必然导致社会力量的现有平衡的改变。
再次，阐述了学术自由既要对社会进行谴责而与此同时又要对社会负责，使谴责社会和对其负责和谐一致有三条途径（都不是作者本人提出来的，引述其他学者的观点）。第一条途径是：主张言论应该不受政府或其他直接的社会组织的控制，而对行为可以有正当合理的限制。比如一个教授讲着诽谤当前的制度，赞扬另一种制度的话语时，是可以给予学术自由的，因为他把自己局限在言论范围之内，但当他煽动学生组成秘密革命集团时，其学术自由应该完全受到控制，因为他已经步入了行动的范围内；第二条途径是：大学在有争议的问题上不必保持中立，也不一定非得采取革命态度。如果教授的言论对加强学生的理解是必要的或者是适合的，那么这些言论就应受到学术自由的保护。大学应是有争议的论坛，按照赫钦斯的话来说，如果在一所大学里听不到与众不同的意见，或者它默默无闻地隐默于社会环境中，我们就可以认为这所大学没有尽到它的职责；第三条途径是：完全不考虑学术中立。这种观点认为，中立等同于对公众争议的问题拒绝发表任何意见，且中立被认为太热衷于容忍分歧了。学者缺少的和民主所需要的不是沉默，不是一致同意，而是“辩论的文明”。
接着，谈及了学生的学术自由，因为学生仅仅是初学者，是不够成熟的学者，故不能充分享有学术自由。此外，自治的学院或大学必须有权规定关于其校园的安全和秩序的条件。
再接着，引用一位学者的话语，论及了“在跨学科的时代里，阻挠学者涉足他们自己专业之外的学术领域，那真是见识短浅。”意思就是说，鼓励学者进行跨专业研究。
最后，在这章的结束部分抛出了一个问题：既然提供给学者的学术自由是以他的复杂的知识为基础的，那么人们可以把经典模式的大学所享有的豁免权和特权给予包括私立的、小型的和大众型的各种类型在内的所有大学吗？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章节四： 高等教育为谁服务
这一问题存在着政治因素与学术因素之间的尖锐矛盾。影响这一问题的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是：学生的才能和学术课程的性质。两者相互影响。要回答“高等教育为谁服务”这一问题，必须决定怎样看待才能和课程因素的各自重要性。
入学人数的大量增加导致了“教育膨胀”，出现大量平庸的学生，使高等教育贬值，产生了一项学术上的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在决定“高等教育为谁服务”时，我们最关心的是公正，只要国家所采取的措施能确保高等教育的公正，政府的干预就不必担心。
需要强调的是，书中还指出了两种水平的高等教育，即高深的和浅显的高等教育（从知识层面来说），“学术上没有什么低卑到不能纳入高等教育的东西。”美国高等教育的特征是多样化，第三极教育由许多机构组成。
章节五：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
第一，引用学者的话，认为把普通教育解释成不受环境支配的一种自我实现或自我完成是合理的，具体来说，就是普通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有价值的人，教育不仅仅使人学会做事，更重要的是学会做人。
第二，普通教育的生命力来自历史、来自经验。其古典先驱——自由教育。红衣主教纽曼，19世纪自由教育的伟大倡导者，强调自由教育的理性内容，自由教育目标就是发展理智。具体来说，就是思维能够抓住众多特殊事物中的实质性的和普遍性的东西。自由教育的另一个目标是教育一个人使他能够在一个特定的时期或地点生活，使他能够适应某种特殊环境。（通过名著实现）
第三，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必须携手前进，两者的相互结合对实现“为学术本身而学习的这一崇高理想”有所裨益。
第四，闲暇时间的增多，使我们面临如何有价值地利用闲暇的问题，利用闲暇的最有益的方式之一，正如亚里士多德和纽曼两人提出的，是为了学术本身从事学术研究。
章节六：高等教育学
首先，阐述了教授法是传递高等学问的主要教学形式。其次还有启发式教学和友爱教学（教师和学生间相互热爱）两种教学形式，并且强调了教育技术不能替代友爱教学。
其次，课程的结构上，主张杜威的活动课程学说（课程的组织依靠活动性的主动作业来维系）和布鲁纳的结构课程学说（注重学科的基本结构）携手并进。
再次，阐述了现代人重视以一种跨学科的方式组织各门学科跨学科组织有两种方法：一是从学科入手，进行概念探究；二是从多方面的问题——各门学科复杂地结合在这一问题里——开始。各门学科通过在解决问题中发挥它们各自的作用而互相联系。此外，引用他人话语阐述了科研与教学两种活动是相互促进的。
接着，阐述了学习动机如何形成，有三种方法。第一，在钻研学问中唤起的好奇心；第二，教师与学生共享有关目标、课程和程序方法方面的某些决策职责，这样教师会赢得学生的认可；第三：学术的美学方面是学习动机的一个激发因素，通过克服学习中遇到的一些困难，会有一种美学价值观的享用感。
最后，强调了学业高标准是高等教育赖以生存的种种前提。学术标准的活力或许将取决于学术知识在当代社会中的重要性程度如何。而且还说明了一点，即追求优秀不是学术闲暇的一个副产品，而是其生存的条件，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社会现实中，只有少部分人可能在富裕中享受，但绝大数人仍有待于提高生活水平。
章节七：治学的道德
学者是高深学问的看护人，是他们自己的道德的唯一评判者，学者是自己的监护人，只有他们自己的正直和诚实才能对他们自己的意识负责。
学业精深是治学的标志，因此学者道德的第一条基本准则是：坚持学者社团中所有成员都必须在高等教育的某一领域受过长期的系统训练。“这种训练应该需要极为精细的智力工作而无需以学徒方式获得的技能。”第二条准则是：为教授们保留尽可能大的自治天地，允许教授们选择自己研究的课题和实施研究的方法。而且，学者们不应受规定期限的限制，时间限制会使他们匆匆忙忙，无法做好课题。第三条准则是：学者献身自己的学科领域是最重要的，避免研究目标被个人感情和职业前途利益所损坏。第四条基本准则是:在某一鲜为人知的领域中获得成功的人还要承担起把发现公布于众的责任。
本章中还提出了如何看待教授的经济报酬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亚里士多德对“高尚的”活动和仅仅是“有用的”活动的区别谈起。高尚活动的价值在于带来的自我满足感，活动的结果使活动者完美，而有用的活动的价值在于它们有赖于外界，活动依某人或某些事物为转移。如一些教授为工资而工作，那么这种工作是一种有用的活动，而如果一位教授是出于自我实现的动机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那么可以说他的活动是高尚的。
最后强调了学校中治学道德意识不仅教师要有，学生也要有，如回家完成考试和撰写学期论文时也不抄袭，还有一些院校强调的诸如限制饮酒年龄等。
章节八：作为教会的大学
我认为其意为把大学当做教会办，就是说大学要起到宗教的作用，书中说的是：“大学虽不是教会，但大学却继承和保留了许多教会的职责。”作者感受到当时的西方大学只是进行知识的教学，而人的精神、道德问题都是宗教在负责，尽管当今宗教已经在衰落了，但其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还很大，故希望大学能发挥教会那样的作用。
章节的最后，阐述了大学要承担社会的良心，造就公众心灵的功能，并引用美国历史学家、评论家（著有《美国精神》一书）康马杰的一段话作为结语，摘录如下：“在我们的全部历史中，大学和教会一直是为全人类的利益和真理服务的，或者试图为人类的利益和真理服务的机构，没有什么机构能占据这个大学已长久地注入了如此多的才智和道德影响的位置。”
四、读后感
（一）我所认为的“治学的道德”
在这里选取我读起来印象最深的一个章节《关于治学的道德》来谈下我的感受。布鲁贝克的治学的道德是尤指学者在研究学问时的职业道德。从人类社会发展看, 治学的道德还应该有更为广泛和深远的含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二十一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中有关高等教育的使命和职责中提到, 高等院校及其师生应当“通过在各项工作中严格的伦理准则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学风, 保持和发挥自己的重要作用” , “能够完全独立和充分负责伦理、文化和社会问题坦率地发表意见, 成为社会所需要的知识权威, 以帮助社会去思考、理解和行动” 。布鲁贝克也认为大学应“是一座人类精神的圣殿” 。这是我们对治学道德在社会上的影响, 即它的更高层次的要求。从广义上讲, 我认为治学的道德, 即学术研究的道德, 除了指对高深学问的理性追求应有的伦理道德外, 还应该是指包含了思想、品德、情感、意志等方面的品质, 是一种精神, 是学者的人格、境界的灵魂。治学的道德之于学术研究犹如修身之于治事。治学道德既是学术研究之“本” , 也是学者为人为师之本。
（二）治学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布鲁贝克在对治学的道德进行论述时讨论了学者与经济方面的问题, 即利益冲突问题。在布鲁贝克眼中,“ 工匠与教授的根本差别在于前者主要为得到经济收入而工作, 后者却把经济收入放在第二位。”但是做学问与经济在现实中的确是一个困扰人的问题。学者也是普通人,他们生活在物质世界里, 他们的治学按布鲁贝克的说法实际上却是在象牙塔里, 这本身就是一个现实的矛盾。同时, 经济方面的考虑也涉及到学者要为他个人的科研和为自己获得钱的问题, 这就不得不牵涉到教学和科研中的契约性的义务的履行问题, 也就是如何在治学中坚持学术自由的原则性问题。在现代社会,由于大学与社会关系的日益紧密, 大学逐渐走向社会生活的中心, 同样地, 大学中的教师也越发走向社会地中心, 布鲁贝克提出的问题更值得我们思考。经济方面的现实, 包括学者在校内科研教学的经费与学术自由, 以及学者生活上的经济要求两方面的问题, 与布鲁贝克提出的治学精神存在着极大的矛盾。
严格说来, 现在大学里的教师很多都算不上是学者, 大多数人要争取更多的物质, 要为生活而工作, 实际上, 很多人把治学作为一种工作而不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现在搞的“科研” 也与布鲁贝克的“治学”有很大的不同。但是, 这些大学教师在我们眼中仍然是学者, 或者说称为当代学者。另外, 学者们的道德规范, 除了受到校内外金钱诱使外, 还受到政治侵入校内的冲击。或者说是学者们提出个人自己的政治观点的内部欲望, 与治学道德间矛盾的冲击。而学者们经济、政治地位的提高, 与他们的学术地位, 或者更明确的说与他们的职称、级别紧密相连。也就是学者们还要求“名” 。因此, 教授头衔、博导资格、获奖情况、名誉证书等等成了争夺的目标。我国在人才选拔、晋升等考核上又存在特别看重发表文章数, 看重科研成果的问题, 且事事以此为依据, 与此挂钩。因此, 高校的教师们拼命要在短期内出成果、发论文, 从一个方面加剧了学术研究的功利性和浮躁的情绪。更有甚者, 少数人违背基本学术道德, 或抄袭剽窃,或粗制滥造论文;在研究成果鉴定、项目评审以及学校评估、学位授予审核等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弄虚作假的现象。
（三）我国学术界中存在的学术道德问题
在我国, 近年来不断有有关学术道德的事件被揭发,我们治学的道德是什么? 面对近来愈演愈烈的学术剽窃等问题, 人们在痛心疾首之余, 也不禁反思造成学术失范的原因, 并期望学校以及有关部门能有有力措施, 有所作为。
治学道德问题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的问题。反思目前我国学术界出现的道德危机的原因, 除了上述治学与现实的矛盾外, 我们还应该从中国知识分子这个团体的生存状态考虑。首先, 一些传统的因素是影响他们思维以及行为的重要原因。当然我们不否认中国既有悠久良好的崇尚学术的风气和严谨治学, 勤奋刻苦的求学精神, 但也有传统的传承、注解、阐释的学术风气。因此, 人云亦云, 不敢创新是通病。这在人文学科尤为严重。而人文学科的学者偏偏是需要独立思考的, 有人说他们应该是以心灵思考为生的。其次，我国在教育、人才选拔、论文发表等等体制上的问题也是影响学术道德的重要因素。接着，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 也是学者们生存状态、意识形态受到严重冲击的时候, 这些都是我国学术界出现道德危机的原因。
为了解决上述提到的学术道德问题, 在对治学道德的规范方面, 我国新近出台实施了《公民道德建设纲要》。正如布鲁贝克说的“ 在对真理的不懈追求中, 教授的武器不仅有学术自由, 而且还有公民自由” 。“公民自由来源于政治原则, 而学术自由来源于高深学问的性质” 。《公民道德建设纲要》对我国公民的道德进行了规范, 同样的也是学者们治学为人的基本依据和根本规范。关于高等教育教师良好的“公民道德” , 克拉克曾指出应该包括:遵守学术道德准则;愿意有效地参与共同的管理;承诺保护学术机构不受政治破坏和暴力冲击;注意不为经济上的利益利用学校或者学校设备的名誉。这些内容, 实际上都在教育部适时出台的《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的规定中反映了出来。《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所指出“当前在学术研究工作中存在着不容忽视、某些方面还比较严重的学术风气不正、学术道德失范问题” , 对我国的教育与学术风气、学术形象、学术环境、人才培养等, 危害极大。纠正这种弄虚作假的行为, 进一规范学术道德, 维持高等学校的形象是当前我国高等学校一项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如今, 学术道德规范的工作全面开展起来了, 很多高校都制定了相关的教师、学生学术道德守则。这都是随着我国的《公民道德建设纲要》实施而进一步对高等学校教师、科研人员、学者、学生的补充规范, 或职业道德规范。其中,《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从五个方面对学术道德规范作出了明确的界定, 第一点是增强献身科技、服务社会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也就是要“ 正确对待学术研究中的名和利, 反对沽名钓誉、急功近利、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等不良风气” 。第二点是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这两点与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中的治学的道德论述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第一点内涵更大, 还涉及到学者的治学过程道德方面, 也是学者的人格道德问题。《意见》还提出, 要自觉维护学术尊严和学者的声誉, 模范遵守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 把学术价值和创新性作为衡量学术水平的标准。《意见》第五点是以德修身、率先垂范。作为大学教师, 要用自己高尚的品德和人格力量教育和感染学生, 引导学生树立良好的学术道德。对于端正学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重要性, 教师本身的传、帮、带作用, 以及教师本人的学风都有潜移默化的力量。他们在如何对待学术研究的艰苦, 如何对待学术研究上的成功与失败, 如何对待同行和前辈, 如何对待成名与金钱等对学生都是一种榜样。
科学家克拉默曾说过:“道德上的疏忽在科学领域里受到的惩罚比在商业界严厉得多。”层次越高, 道德素质越显其重要性。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的演讲中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 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 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质的程度, 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可见, 作为高层次人才的学者、教授, 他们的道德要求要比一般人更高。况且, 布鲁贝克也说:“大学虽然不是教会, 但大学却继承和保留了许多教会的职责。”我们的大学不单要培养人才, 发展科学,“甚至不只是一个教堂, 而是一座人类精神的圣殿” 。同时, 大学更肩负着重任, 它“凭借一种世俗教会的力量, 大学能够一如既往———继续承担`社会的良心' , 即`造就公众心灵' 的职能。” 因此, 强调学者治学的道德,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除了以上提到的这些意见、规定, 不少学校也出台了相应的学术道德准则, 有的还设了所谓学术道德法庭, 这些都可以说是治学道德上的法制建设, 是一项基础工程。但要落到实处, 真正起到整治学术道德, 树立学术规范, “还高校一片净土” , 还是要落实到学者本人。我们期待, 有越来越多的谨守治学道德的学者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