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居于要位的历史人物，到底是能力重要还是品德重要？孔子说，我们对于千里马，首先要称赞的不是它的（力量）能力，而是它的品德。
子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论语 宪问篇》
而研究历史，也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不人云亦云，扎扎实实，肯做笨功夫，挖掘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是一个真正历史学家的品德所在。
在这部《清末民初的思想与人物》论文集中，作者杨琥做了很好的典范。
一、章太炎尊荀
在1890年到11900年间，章太炎的学术一直以尊崇荀子为主要特征。作者认为，他早年的亲荀思想，一方面是由于是清代自乾嘉以来的荀子学说复兴；另一方面，是由西方传入中国的近代进化论、社会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演变发展的新观念、新趋向相结合的产物。
荀子提出“性恶”，孟子主张“性善”。秦汉之时，荀子地位远高于孟子。宋以后，受到理学家推崇，孟子地位上升，荀子被打入冷宫。到了清朝乾嘉之时，对荀子学说的评价越来越高。甚至到了戊戌前后，尊荀重礼成了学界的风尚。
甲午战争失败后，从夏曾佑开始，继而到维新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如梁启超、谭嗣同都在批判荀子及其学说。但是，作为他们的朋友的章太炎却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了尊荀的主张。
荀子的“性恶”论，可使人“知性之不足恃”，必须“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荀子提出“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只有通过礼的规范和约束，才有做到“节欲”和“止争”。这说明了“礼”对人类群体生存的重要性。章太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合群明分”，分是“不同”，才有“分工”，才有“合作”。现在，全球一体，行业细分，正是章太炎这种思想的体现。
二、夏曾佑批孔
夏曾佑，光绪十六年（1890年）进士，戊戌变法失败后，赴安徽祁门县任知县三年。
与章太炎的尊荀不同，夏曾佑认为中国“长夜神州之狱”始于荀子。他在1895年说：孔子“诸弟子有全闻者，有半闻者。全闻者知君主之后，即必有君民并主与民主，故道性善，而言必称尧舜。其不全闻者，不知后二，但知初一，故言性恶而法后王”，这是导致“晦蒙否塞，长夜不旸，万事凌夷，遂有今日”的根本原因。
1998年，他更公开宣称：世人信仰和尊奉的孔子之道、圣人之道，并非真正的孔子之道，而是经过后世帝王改造的为其统治服务的“秦人之教宗”。由秦始皇开创而被后世君王继承的“阳儒阴法”的政教更是罪魁祸首。
他认为，孔子之道，后世分为孟、荀两派，而孟学无传，荀学则大行其道。
到了清末之时，他将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孔教，他认为，正是孔教造成了民众对国事的淡漠。
但是，他认为，儒教演变的规律是“以复古以求新”。他预见儒家学说在未来的命运并非消亡，而是经过改革与革新，不仅儒家有复兴和更新之日，百家复兴的局面亦会到来。
对于戊戌变法的失败，他认为，主要原因并非是慈禧训政，实际上是新党的急躁和内部的矛盾。
三、卢梭的民约论
1898年，上海同文译书局将日本人中江笃介用汉文翻译的《民约论》第一卷印刷出版，名为《民约通义》，这是卢梭“民约论”的最早中文译本。在此“天赋人权”说的影响下，刘师培于1903年完成《中国民约经义》，分析中国古代的民约思想。可是，此后，由于梁启超等人将关注点转向学者约翰·伯伦知理的学说，直到辛亥革命前，卢梭的影响逐渐消失。
民国之始，以严复为首的学者对卢梭的民约论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和批评。他说：“自卢梭《民约》风行，社会被其影响不少，不惜喋血捐生以从其法，然实无济于，盖其本源谬也。”这些批评产生了非常大的消极影响，在客观上配合了袁世凯的统治。
在此前，章士钊也并不完全赞同卢梭的学说，在文章中曾多次表示：“天赋人权乃十八世纪不可通之旧说。”但是，这时，针对严复的批评，章士钊利用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学说重新解释了“天赋人权论”的原则，对天赋人权说进行了捍卫，与严复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战。
章士钊与严复两人对于天赋人权论的局限性都心知肚明，这些甚至已经是学界的共识，两人的争执，代表了当时社会发展两难境地的不同侧重。
四、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就任与去职
蔡元培1968年出生，25岁中进士，1912年1月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同年7月因不满袁世凯而辞职。
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的时间线：1916年9月1日在法国接到时任教育总长范源谦邀请聘任北大校长的电报；11月2日离开法国；11月8日到达上海，参加吊唁黄兴的活动；12月13日由杭州北上，21日到北京；12月26日，总统黎元洪发布命令，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1917年1月4日就任北京大学校长。
是年，政府任严幼陵君为北京大学校长。两年后，严君辞职，改任马相伯君。不久，马君又辞，改任何锡侯君，不久又辞，乃以工科学长胡次珊君代理。民国五年冬，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促回国，任北大校长。我回来，初到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发表于1934年1月1日
作者研究，就任北大校长，是蔡本人自己的意愿，而并非出于孙中山的授意。
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被迫宣布辞总司令职下野，蔡元培一同辞职。关于职务的取消，他自己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中说：“（民国）十六年，国民政府成立，我在大学院，试行大学区制，以北大划入北平大学区范围，于是我的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始得取消。”
五、《新青年》与霍元甲的精武会
1910年，农葝荪在上海开设“精武体育会”，后改名“精武体育会”，霍元甲任主教席。在开学后3个月后，霍元甲逝世。
之后，精武会由霍元甲的的弟弟霍元卿、次子霍东阁任教，十几年后，精武分会在海同外多达43处，会员逾40万。
1915年，有杂志《新青年》第一卷第4号中，有一位自称“穗”的读者，来信称欲学习拳术，希望推荐良师。陈独秀在当期简略介绍了霍元甲的“精武体育会”，在1916年1月的第一卷第5号中，《新青年》又专门刊载了萧汝霖介绍霍元甲及精武体育会的文章。而此时，霍元甲已去世近六年。
李大钊说：“历史学是起源于记录”。一万个人有一万个哈姆雷特，而我们读书也往往走马观花、似是而非。所以，如何让历史真正贴近历史，就成了摆在每一个历史学家面前的难题。从本书中的每一篇论文中，我们能够看出作者杨琥对学术求真、求是的态度。
正如作者在书中所的希望的，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对于已经发表的文章，不能“抓来就用”，而要将原文章的语境考虑在内，对这些文章进行审视和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