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它是商衰周兴的转折点。经过牧野之战，周王朝一战而胜，结束了商王朝的统治，对推动中国历史进步起到积极作用，它标志着历史的进步和发展。伐纣成功之后，西周开始实行分封制，中国从此进入了长达800年的周朝。周朝的经济、文化、生产力水平比商代更高，并培育了灿烂的中华民族的文明。

武王十一年（前1046）元月，即观兵盟津后的第二年，武王率戎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5万人，以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方国部族武装向东讨伐纣王。这支讨伐队伍在渡过盟津之后，举行了规模盛大的盟会誓师，武王历数了纣王的罪状，勉励伐纣的各路诸侯与周师官兵一道像虎、熊一样英勇前进，以达到一举灭商的目的。盟津誓师之后，伐纣大军采取急行军战术，日行几十里，仅用了四天时间便赶到了朝歌郊外的牧野。他们连夜布阵，于第二天早晨与纣师决战于牧野。

对于牧野之战的过程，后世有很多记述。《逸周书·克殷解》记述牧野之战的经过是：周师率350乘戎车布阵在牧野，商纣王也率军队前来抵抗。武王先让太师吕尚即姜子牙和百夫长与商朝军队单车挑战，然后亲率虎贲、戎车等精锐部队冲击商朝的军队，使商军大溃而逃。商纣王在败兵之后逃回都城，登上鹿台自焚而死。《韩非子·初见秦》和《战国策·秦策一》的记载为：牧野之战在一天之内结束，次日，周武王一举攻下了商朝的都城，建立了新的王朝。

对于两军对垒力量的记述，后世史书则多有不实，且互为抵牾。《史记·周本纪》记载周除了自己的3000虎贲，还有四方八国的战车4000乘，而商纣王则发兵70万以抵拒，这与《韩非子》和《战国策》说纣王“将率天下甲兵百万”的说法都属夸张之辞。事实上，商在牧野的军队数量远不到百万，但数量上确实是超过周的军队，《诗经·大明》说，商朝军队的旌旗如林般布满牧野。但是，在人数上占优的商朝军队并没有取得战役的胜利，反而在战场上“前徒倒戈”，成为武王的先锋，所以牧野之战在一日内便结束，以武王大获全胜而告终。

牧野之战是一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商朝军队一触而溃的原因，后世史家认为大致有二：一是商纣王的暴虐失去民心，得不到臣民的拥戴，最终导致士卒在战场上倒戈相向；二是商纣王陷入四面楚歌之中，得不到有效的援助。

由于长期对四夷的掠夺使得商朝与四方夷戎部落的关系紧张；同时与东夷的连年征战使其军事力量大为削弱。再加上商纣王对逃亡罪人和奴隶的庇护，加剧了他与周边方国的矛盾，并成为周人联合诸侯伐纣的利器。相对而言，周师能够以少胜多，则在于周武王领导集团的“同心同德”，姬、姜两姓贵族的联盟以及西方诸侯的合作，当然还有武王选定的克商时机、战略部署的正确和周师的昂扬斗志。

牧野之战后，周师直接进入京畿，在这里遭到了比较顽强的抵抗。《诗经·武成》篇曾记载，双方在京畿附近展开了惨烈的激战，以致鲜血汇流成河，连战斗用的木棒都漂了起来。商纣王自焚而死后，武王用黄钺斩下他的头颅，悬挂在大白旗上。牧野之战次日，武王在商王的宫殿举行了隆重的革殷授命仪式，正式宣告商朝的灭亡。

武王在膺受大命之后，实行了几件大事。一是安抚殷商遗民：封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于殷，继续统率商的遗民；下令释放被纣王囚禁的箕子和百姓；表彰商朝的贤人商容和比干，并为比干修葺了坟墓；将商王囤积在鹿台和仓廪的钱物发放给民众。二是将传国的九鼎和宝玉带回周，以象征殷周政权的嬗递。三是在军中举行祀典，告慰先祖，祭祀神灵，然后继续剪灭殷商贵族的残余势力。

武王克商之后，在商都朝歌只停留了七日，便班师回周，然后“燎于宗庙”，祭祀祖先。据《诗经·武成》篇记载，武王从元月发兵至四月班师，只用了短短两月余就完成了灭商大业，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然而诚如《大盂鼎铭》所说：“武王嗣文王作邦，辟厥匿，匍有四方。”这个奇迹不是凭空掉下来的，而是周族几代人奋斗不息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