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六年（1867年）2月，东捻军与湘勇淮军主力在湖北京山尹隆河激战，捻军先胜后败，未能打通入蜀通道，变成无根据地的捻匪流寇，灭亡已是时间问题，此战史称尹隆河之战。
此战颇多戏剧性，捻军先胜后败，源于淮军大将刘铭传为了抢功，将进攻时间由辰正变为卯正，由早上八点提前到六点，整整提前了二个小时，结果难抵士气昂扬的捻军，刘铭传身陷重围，易服待毙。幸亏准时出战的霆军及时赶到，身为湘军第一主力的鲍超，他所率领的霆军打仗不讲战术，只靠士气，作战最喜正面冲锋，将官在前，士兵在后，有进无退，以命相博，亡命徒式的打法对付以冷兵器为主要作战工具的太平军、捻军都极为管用。
霆军的冲锋仿佛大海潮生，初看不过一线，等听出人喊马嘶，已如怒潮澎湃，而捻军的队形已乱，勇者在追亡逐北，贪者已搜刮财物，正如秋风扫落叶一般，霆军将捻军迅速击垮，救出了刘铭传。
两线夹击由于刘铭传的提前，变成了诱敌深入，而且刘铭传是以身为饵，捻军相信清军已经投入全部主力， 所以才认为胜局以定，纵兵大掠，没有留任何后备力量，也是清军取得大胜的关键。否则也就是一个互有胜负的局面，不可能成为天王山之战役。
甚至过分点说，霆铭二军如期进攻，能否击垮捻军，还是天定之数。因为此时的捻军连战连捷，士气正旺。东捻军以遵王赖文光、鲁王任化邦为首领，遵王多智，鲁王极勇，二人配合，智勇兼全。在此之前，刚刚打了两个漂亮仗，击毙了淮军大将张树珊，差一点俘虏了彪悍的郭松林。湘淮主力正面硬杠，只能说胜面大一些，并不能如此大胜。
不过，对于接替曾国藩出任钦差大臣、湖广总督，节制湘淮诸军，专办剿捻军务的李鸿章而言，尹隆河之战只要打胜即可，打胜就意味着淮军正式取代湘勇位置，成为清帝国的国防军。因此，李鸿章依托地势，在大洪山、桐柏山、大别山以南和长江、汉水以北布下天罗地网，调动不下十万人的部队进行堵击，形成“三面兜围，南阻江、汉，笼山络野，已入阱中”之势，最后由淮军毕其功于一役。
尹隆河之战，功成以淮军为主，湘军为辅的构想早已制订，甚至提前向政务中枢的军机大臣们做了沟通，等到战报一到，扬淮抑湘，甚至可以借机裁撤湘军。剧本早已写好，只是主演过于自我发挥，把已经定好的主角光环生生涂黑，迫不得已之下，刘铭传，这位未来的台湾第一任巡抚，以儒将自诩的大潜山房主人昧下良心，冒功诿过，在上报战况的奏折中，将约定时间由明确的辰正改为模糊的黎明，并隐指湘军失期，将己败之过推到霆军身上。战前准备，一丝一毫不能含混，约定攻击时间，怎么可能约定搞不清准确时间的黎明？岂不是将战争当做儿戏，且大战前后，各军之间来往文书，文示函商，更有无数参战观战之人信件日记，记录此时。政府如果想了解清楚，三五天就可详细了解到任何细节。
可是，湘退淮进的剧本已经写好，无论主演是不是演砸，戏还是要按剧本走。政府认为“刘铭传于尹隆河之败，进退失机，咎有应得，惟误由鲍超未照约会分路进剿，致令刘铭传骇退挫败，鲍超更不得辞咎”。把没有按照约定时间进攻的责任认定给湘军。紧接着，在事件已经真相大白的情况下，以有病为由，将鲍超撵回家，其部队被编遣裁撤，纳入淮军体系。从此，湘系第一主力霆军不复存在，淮军势力一枝独秀。
打仗最忌讳冒功诿过，刘铭传的行为放在康乾年间，杀头都不为过。可是局势迫人，淮军兴起势不可挡，至于个人的小荣小辱，算不得几点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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