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临摹了许多宋元名家的小品发在朋友圈，有朋友看了说有点文人气在里头，这里要说明一下，在下临摹的小画子当中倘若有些许文人气息，全部应该归功于古人超逸出尘的灵动笔意，而其他的一切问题都应归咎于我的拙笔。落款的闲章是我在一品堂买纸笔送的，比大拇指还大，相当俗怆，自然是不够“闲”的。搞红木研究的明任兄不忍看，决定我一方芙蓉石闲章，正在请岛内一个老师篆刻。并勉励我继续画下去，说有这等闲趣不容易。我倒只是觉得现在生活很乏味，闲暇在家里的主要原因是出门伤钱，倒不如窝在家里，管他屋外斜阳。而且有高人指点一二，画的也比较起劲。总体来说现在画画比起古时候要方便很多，成本也低，一套纸笔下来也不出百元，古人画的电子图片或印刷品在网上也有的看，当然最佳的是去博物馆里观摩真迹。
文气这个东西不好言传，但也是有迹可循的。比如苏轼就特别推崇诗人兼画师，他评比吴道子和王维，就认为吴道子虽然画艺高超，却终究还是太匠气，属于画工等级，而王维就不一样了，王维工诗文，善音律，苏东坡称其画“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文人画的预设观摩对象并非普罗大众，而是和创作者相知或特质相似之人。造就的现象一直延续着，大众看商品画总好过看文人画。
说文气，魏晋风度不得不提，“南京”也是绕不开的，那里的人是不按常理出牌的。南京在古时候称金陵。“金陵”多么富贵的名字啊，改成南京味道确实就差得远了。我曾看过一个帖子专门说各地如何改名给改毁的，比如常山改石家庄、汝南改驻马店、庐州改成合肥等等。我倒不以为然，就算情况相反也是可以拿来诟病的。因为正说反说，都是可以说的通的。南京因为地理位置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秦始皇东巡曾带两个方士会看风水，他自己也看，都觉得金陵这地方龙盘虎踞，紫气腾冲，有王气之相。秦始皇急坏了，那还得了，这天下是朕赵家的天下！这王气得治治！于是下令凿方山，断长陇，渎入于江，以泄王气。这样还不够，他决定给金陵改个贱名。改什么好？御笔一挥，就叫秣陵吧。秣就是草料，秣陵也就是牧草场。秣陵之后又改名建业、建康。李清照词曰“春归秣陵树，人老建康城”，建康城便是。还有专门学者对这个进行研究统计，说是金陵王气被冲散了，文气就此消彼长上来了。文气一上来，就多出才子佳人。这里当然不乏玄学的意味。
《世说新语》里面讲一个故事，发生在萧家渡。金陵有许多古渡，桃叶渡、萧家渡、晋王渡、宣化古渡等等，都是发生故事的桥段片场，相当具有浪漫主义色彩。有一回，王徽之坐船到了萧家渡，同船有朋友看到岸边的桓伊正骑马路过，就跟王徽之说了，但王徽之跟桓伊二人素昧平生。桓伊这人谦谦君子，是个音乐天才，善吹笛，号称“江左第一”，一曲《梅花三弄》流传千古，谢安称他“一往而情深”，是个美男子，大概跟胡歌演的“麒麟才子江左梅郎”是一个类型的，见人不二话，先作一揖礼，儒雅倜傥。
王徽之上岸一看眼前这人丰神如玉，不同凡俗，就像农夫山泉。他解下行囊，摆开笔墨纸砚，写了一张纸条差人送过去，上面写着:听说阁下笛子弄的不错，可否为在下一弄？（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伊看了看纸条，又抬头远瞄一眼王徽之，二话不说，翻身下马，摆一小马扎，一拨长衫下摆，坐了上去，拔笛便弄。他这把笛子名曰柯亭笛，是才女蔡文姬的爸爸蔡邕留传下来的，柯亭笛与焦尾琴齐名，果然是好马配好鞍！桓伊一共弄了三调，一调寒山绿萼，二调姗姗绿影，三调三叠落梅，弄完之后收笛还鞘，拱了拱手，就转身回马车了。王徽之还愣在原地，一脸陶醉。等他睁开眼时桓伊早已不知所踪。
当时的桓伊已经是荆州刺史，搁今天差不多是省委常委的级别，年纪轻轻就当上一方诸侯大员。音乐才能又是如此精湛，了不得！但王徽之此时尚未扬名，还只是个普通布衣百姓。这就令人难以想象了，就好像今天你走在街上遇到很会吹笛的领导，你让他给你弄个笛子看看？他不弄死你才怪。但类似的情况在当时已经蔚然成风，二人惺惺相惜（好像同性还居多，此处要特别注明一下）。武侠小说里也常有两大武林高手，对决于山巅，全程不发一言，切磋之后，一拱而别。
按说二人素昧平生，初次见面，怎么也得客套一番吧？就像现在临别之前怎么说互相留个电话微信号什么的，道别的时候说以后要常联系，但似乎也从来不联系，人际关系简直微妙的奇怪。
我们平常说起诗文书画总是要跟人联系在一起，谁画的往往比画了什么更重要，为官为相诗文书画就更好传世了。位极人臣的还有望四处题字，哪里架了浮桥总要去题几个字，听说润笔费相当可怖，这样的字好么，不可说。一个作品没把地位、金钱等等附加在根本是不现实的，所以有人说这个时代有专家而无大师一点不差。文气失而不可复得，不复得也无妨，因为文气最是无用，只能充当太平盛世的调味剂，不能作为强国强军的手腕，更不能当饭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