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学校在上《离骚》的节选段课文，令我颇感惊讶一句的便是“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 屈原到底是凭什么，敢说出为楚怀王引路这般自信满满的话。从离骚全诗以及其他史料记载来看，屈原所倡导的“美政”不过是“举贤而授能”，“循绳墨而不颇”以及效法先王等几条老生常谈之语。关于屈原变法的内容，《史记》和《战国策》记载非常简略，可见其事功并无可圈可点之处，所持的政论也相对平庸。

在离骚中，屈原大量叙述了先帝的典范，如“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对于圣人，屈原也是一味推崇，甚至可以说，把自己内化成了圣人。从《离骚》中各种充满浪漫主义的辞藻，与理想化的劝解来说，我难以肯定屈原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成就。但屈原的忠心却是值得肯定。他不与小人同流合污的精神也值得被后人传颂。可我总认为，屈原的投江自杀有些名不副实了。

从《史记》的记载来看，屈原至于江滨时说的心中忿忿之事便是：“举世混浊，而我独醒；众人皆醉，而我独醒” 这使我想起了鲁迅的“铁屋子”比喻，当众人皆醉时，那个清醒的人应该干什么呢？鲁迅是站起来振臂高呼了，而屈原的投江自尽更像是那个唯独清醒的人受不了现实，而咬舌自尽以求解脱个干脆。屈原更像是一个逃避者，一个受不了真正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屈原固然以自己的清高为傲，自诩不同流合污，秉持圣人之道。而他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圣人之道呢？这无法被现实所接受的圣人之道真的是正确的吗？

《史记》里那段渔夫劝告的话也值得回味：“夫圣人者，不凝滞于外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沌，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酾？何故怀瑾握瑜，自令放为？” 渔夫的话正是揭露了屈原的固执与懦弱。真正的圣人之道应随时代而有所变通，真正的圣人应是度化众生而不是怀瑾握瑜自怨自哀，满腹牢骚。

因此，我认为屈原之所以为历史所铭记，并不是个人的丰功伟绩，而是个人在与时代斗争中的失败教训。就像项羽自刎于乌江之畔一样，那是个人对于时代所能做出的最后反抗。他们身体里的一腔热血融进了历史，被后来之人所铭记。他们骨子里流淌的贵族的骄傲却随着手起刀落永远消失在那一江深渊中。或许这暗示着我们民族里一些真性情死了，我们民族最殷红的血只凝在了历史的记忆里，供后人景仰或误解。

但是，奸诈还活着，谄媚还活着，滑头还活着。物尽天择，适者生存，也许剩下来的才是真正适合这个时代的，可那时候的我们还是原来的我们吗？活着的比死去的到底哪个更高贵？那些屈原所不屑的小人，却在帝王面前能真正施展自己的抱负。那些战士们死了，我们在这片亡土上讨论新一轮的幸福；

为理想而死固然可敬，而活着的人却拍了拍身上的灰尘，继续负重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