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年代，人们虽然会因生活状况的窘境而焦虑，甚至在某种诱惑下失去底线。但毕竟危机生存的情况少有发生，像悲惨世界中冉阿让那种情况已不多见。更多的失足来自欲望的贪婪。
四十年前，大家都过着相当朴素的生活，贫穷的欲望还缺乏想象力。今天两个人出生的那一天，经济状况就可能非常悬殊。灵魂出场的几率大大增加了，恐惧和欲望这对兄弟在花花世界里大开眼界。
重读《悲惨世界》，我仍然被雨果深刻到思想和悲天悯人的情怀所震撼。在生存困境的逼迫下，冉阿让砸碎橱窗玻璃，偷了几片面包。法庭就判了冉阿让4年苦役。冉阿让被下大狱做苦役后，为了带着7个孩子的姐姐，几次越狱被抓，逐次加刑到了19年。
冉阿让对那个社会只有仇恨，他贫穷，没机会受教育是错吗？他何曾有过选择。生存难道不是第一位的吗？
那些冠冕堂皇的道德法律，是不是应该有个前提？基础教育就是社会生态的氧气。社会不提供免费的基础教育就是犯罪，社会应当为它制造的黑暗负责。
今天的北漂也偶尔会面临生存问题。没有积累的那些北漂，一旦丢掉工作，就堪比当年的冉阿让。是不是该为失业的北漂提供一些基本的救助呢？
冉阿让在苦役期间积累的是仇恨，想到自己被狗从狗窝撵出的情形，他居然连唯一肯收留他的主教都没放过，恩将仇报，偷走了主教的银餐具。
冉阿让偷走了的银餐具，当地人无人不知，那套银餐具是主教大人的。冉阿让被警察抓回到主教大人家里，主教当着警察的面，问他，“为何没把银烛台也一起拿走，银烛台也都是送给你的，还是和银餐具一起拿走吧！”
灵魂藏得很深，只有在经受生存考验和巨大利益的诱惑下，才肯出场。让冉阿让灵魂归位的是“刚刚接受了以怨报德（偷恩人的银餐具），不仅不施以惩戒，反而以德报怨地再将未来及偷走的银烛台也送给了冉阿让。”
另一方面，力大无比的冉阿让再刚刚经历了上述“N重反常识”的灵魂牵引后，鬼使神差地抢了一个弱小孩子的银元。他已经处于人格分裂状态，头脑中，一个要报复社会的魔鬼和一个试图救赎他的天使在争夺他的灵魂。
一个被救赎，并令人尊重的市长的冉阿让，已改名玛德兰。突然有一天得知一个无辜之人，将背负自己的罪名成为苦役犯时，他陷入了极度到纠结：“是做一个天堂里的魔鬼呢？还是做一个地狱里的天使？”
一旦投案，多年的努力瞬间归零，等待他的，他比谁都清楚，可主教大人的话再次回到冉阿让的脑海，“记住要做个诚实的人，我买下了你的灵魂，您不再属于邪恶，您将成为一个善良的人”。
这种诚实绝不是家长们天天挂在嘴上的说教，它是灵魂在场的诚实。其需要的勇气远胜于战场上的牺牲，因为它是福与罪的“剪刀差”。
放逐良心，可以锦衣玉食，受人敬仰。而执着坚守会让肉体承受苦役之难，重新生活在世人鄙视的目光下。与第一次入狱前不同，这一次是灵魂裸出场的选择，反本能的选择，只有经受过灵魂的拷打，对崇高有真知灼见的人才能按下这个裁决命运的“按钮”。内在的伟大在这一刻 成为任何伟大都难以平视的一座高峰。
对灵魂的考验机会很少很少，但拓宽灵魂居所的空间则主要完成于成人之前的教育。这个空间有两个位标，一是道德底线， 他决定了灵魂居所的净空高度。另一是文化围墙半径，它决定了灵魂居所的室内面积。提高分数也许对拓宽半径有利，但忽视净空的危险常常被忽略。
之所以要用拓宽空间的方式收纳灵魂，是因为雨果有一种灵魂方面的善恶同体观。《巴黎圣母院》里的恶魔福楼拜副主教，不仅对有血缘关系的弟弟特别好。还收养了奇臭无比的弃婴卡西莫多。善良的卡西莫多却杀死了如自己爹娘的养父。
《悲惨世界》里的沙威警探最终放走了冉阿让。冉阿让就是那个曾经人见人爱的马德兰市长，就是这位他一生不断追捕的逃犯，却成了他的救命恩人。他一生忠实值守，却晚节不保。
总之，谁的灵魂里都同时住着天使和魔鬼，要想人让它安宁，要有足够的净空才好。与物质资源不同，文化知识都是非零和竞争的，有利于容纳灵魂的悸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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