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style”的嘲弄还未过去，“保温杯”又带着戏谑和无奈不期而至。
二者都代表了某种态度，只是前者虽然最后沦为娱乐狂欢，但毕竟其最初的含义更多的是代表一种不羁、向上、追求真我的人生哲学，而后者，似乎从一开始便多少带着一股老态的心思，好像它基本上就是和中老年的养生联系在一起，即便我们都知道，保温杯的应用群体远不止中老年大叔，但是我们更乐见其在舆论热潮上的无奈。
有人调侃说：「中年危机最后的倔强，是绝不拿泡着枸杞的保温杯。」
可能离真正的中年还尚有一些时日，更遑论中年危机，只是满屏的“丧文化”让疲于生计的我们更加逃无遁形。
意气风发的窦唯，早已羽化成仙，玩摇滚的赵明义，抱起了保温杯，朴树开始参加综艺节目，黄磊也早已不再是那个忧郁诗人。
我们也开始变得柔和起来，不再那么咄咄逼人，不再那么针尖麦芒，不再那么拧巴和逼仄，开始学着关心粮食和蔬菜。
似乎经历了世事繁杂之后，我们都成了那个“只谈利弊，不分对错”的成年人（贾樟柯在《后会无期》里的台词），成了那个张口就可来几句的哲人（如我们的老干部靳东？）。
只是骨子里的不安分仍会常常泛起，那些忘不了的青涩还是会趁着月明星稀爬上心头，一些执念的向往与梦想依然会在某个瞬间暗暗涌动。
我们谁又不是偏执的固守着一些在外人看来莫名其妙的准则呢？于别人是神经质，于我们自己却是救命稻草般，牢牢地把着——那是我们在所有的困顿和无望中，天生骄傲的一股精气。
就像我的一位朋友Z，不知道为什么对叠被子如此执着，无论早上时间多赶，他都要叠好，他觉得把那床铺盖倒腾整齐有着天大的意义，他甚至在潜意识里，觉得这件事情在某种程度上有着一定的象征意味。直到现在，他对村上春树的那句话仍有着偏执的信念——村上春树说：“有一件事情，看起来简单，但每天做，就成了哲学”。他倒没想着活出什么哲学，但他的确固执这类事物，他总觉得，人生中有太多事情都很简单，简单到没有理由不去做，更不能原谅自己不去做好。他就是要把别人眼中的吹牛、自己心中的笃定都一个一个实现。
就像我的一位朋友D，努力、要强、信心满满。那些梦想，一点脚就碰到，一抬手就够到，但每次都擦肩而过，空欢喜一场，只差那么一点点。气急败坏的哭喊之后，仍是没心没肺的干活儿。从没有见过像她那样的，无论几点睡觉，第二天早上五六点一定满血复活，没有惺忪，更没有赖床，她说自己不知道被闹钟叫醒是什么感觉，更对别人说的“早上叫醒自己的是梦想”之类热汤无感，她觉得自己一路就这么过来的，也没觉得有多辛苦。
就像我的一位长辈L，很艮，朋友很少，村里人无法理解他的执拗，他却像救命稻草一样守着那些条框，即便触动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也依然不妥协。他觉得总有一些东西是比命和钱更重要的。做了几十年的木工活，他不觉得自己的手艺有多精湛，即便方圆几十里的庄户人家都会找他打一副家具。他出活儿的速度很慢，相当慢，每一个部件都要打量无数次，有时候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已经看好的事情，仍然还要犹豫。他没有想过讨别人的赞许，他就是想着到手的事情，不能将就着对付过去，他说服不了自己含糊，哪怕偶尔。
就像我的一位学法律的同学G，接受了七年的法学高等教育，不信鬼神，却执于因果报应，善恶良知会不自觉的置于法理之上，他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法律人，却也乐道于此。
就像我的一位长辈C，要强了一辈子，风骨了一辈子，一生不服，始终不认命。临了，她也没有看到她期望的，终了，她也还是没有闭上眼。她身上的那股暗暗努着的劲儿，直到现在仍影响着我。
就像我的一位老师Y，他脾气躁，完全不像印象中老师的样子，甚至有点粗暴，在当年“减负”政策“高压”下，仍会时常举起那两根用钢锯做成的戒尺。因为与众不同的教学方法，他会遭受一些非议，但他自得其乐，俨然一副老顽童的样子。在那个物质穷困精神贫瘠的北方小村，他用自来水管做横笛，去深山挖毛竹做快板，在院子里一铁锹一撅头的挖地下室，甚至恶作剧般给猪圈绕上电线，以防猪跑出来把家里拱得不像样......
那年两个小男孩，因为算不出一斤西瓜换多少麦子而被父亲一怒之下要终止他们的学业，据说这两个孩子挺有前途。他惜才，为这两个孩子办起了私塾。为锻炼他们的记忆，用秒表计算背诵程度。他们的教室在山上，在林子里，在河边，在农田里，在任何地方。那些年，往返两村之间的山路上，经常看到，一个大人，后边跟着两个小男孩，都默不作声。他去世的挺早，是个急病。男孩说，老师去世四年之后的某天午休，他被老师一句呵斥惊醒，那句话是:“你可以做错事，不可以做错人！” 男孩一直记着，记着他讲的东方一杰的故事，记着他对他们人生的改变，也记着那根戒尺。
薛之谦摔话筒的事件发生后，有人评论说：成年后受过最好的夸赞大概是“天真”，是啊，世间凉薄，难得良善；出走半生，难得赤诚。抱着“保温杯”，依然可以“freesty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