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学的同学GB在电邮里寄来这本“诗刊”扫描件的时候，是被震了一下。那是我们学生时代在学校出版的一本诗刊，可能也是当时理工科大学出版的第一本诗刊吧。

那里面有我的一组诗，但我不敢翻阅到那几页，我真的不敢再去阅读那些习作，无论它写得多么好或是多么不好。反正我不敢去看。

《逆光诗丛》的前言开篇写着：“我们眯缝着眼睛，转过身去……暗蓝的天穹中，浮动着点点星辰的银白色闪耀；我们默默地、默默地行走在一条幽长、幽长的古道……”

这段开场白其实当时就感动了我，作者是比我低一年级的同学，大学毕业后，就再没见过他，这是一个才情横溢的男生……

这本诗丛收录了当时学校中的五位作者的诗作。而从此，我们这所理工科大学，也因为有了文学的氛围而让我们深感自豪。可是，殊不知，当时我们其实经历的是一个伟大的文学运动时代，这样的时代，过去没有，未来是否还会有，真的无法预知。

虽然面临着高考的激烈竞争，但是那个时期我还是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记得山阴路那家新华书店（内山书店的隔邻），经常就有我排队等开门的身影。那一棵棵法国梧桐，以及书店旁边那家西餐馆，一个个瑟缩的身子，构成的画面，足以给任何一部电影使用。

反叛，如果我细胞里有任何一点反叛精神的话，就是那时候养成的。比如我读《红楼梦》的时候，就被贾宝玉的反叛所感染，我读《老子》的时候，我读到的依然是反叛。所以，那个时代，虽然在高考的压力下，我依然沉醉在刘心武的《班主任》的气氛中，小说中的主人公们，不就是当时许许多多中学生们的写照吗？当时还是中学教师的刘心武凭这篇小说一举成名，从此成了作家。而我却在其中的思索中，迎战高考。

当我带着极大荣耀走进这所大学的时候，中国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开过了半年多，整个社会沉浸在一种反思的氛围中，其中最活跃的却是在文学界。所以，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导其实是在文学界，而当1989年文学沉寂之后，这个学术界都沉寂了下来。

我记得我们的图书馆的阅览室是设在中院，阅览室里最令人兴奋的是全国各省市作协主办的文学期刊。无论是南国的如广东、福建，还是西部北部中部，或者北京作家群所在的北京市，当时所有的作品必先在文学杂志上刊登。因此，那个阅览室让我读遍全国所有好作家的作品。除此以外，我也省吃俭用订阅了《北京文艺》（见证了北京作家群的风采，当然还有王安忆的处女座）、《电影创作》（北影厂出版的电影文学剧本）、《收获》和《诗刊》等。

那是一段令人神往的日子，作家们不断制造新的人物，同时抛出新的议题。学生宿舍熄灯后就每夜爆发激烈的辩论，这些值得另写一篇文章。

有一个傍晚，学校笼罩在一片红云中，我记得我在中院的阅览室里，翻开了一本《福建文艺》。福建当时没有很好的作家，因此这本杂志常常被我忽略。

但那一次我翻到诗歌部分……

四月的黄昏里

流曳着一组组绿色的旋律

在峡谷低回

在天空游移

要是灵魂里溢满了回响

又何必苦苦寻觅

要歌唱你就歌唱吧 但请

轻轻 轻轻 温柔地

我从来没有读到过节奏感和画面感结合得如此完美的诗句，它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几乎就要念出声来：

四月的黄昏

仿佛一段失而复得的记忆

也许有一个约会

至今尚未如期

也许有一次热恋

永远不能相许

要哭泣你就哭泣吧 让泪水

流啊 流啊 默默地

我翻回前几页，诗歌作者的名字映入了我的眼帘：“舒婷”。

那一起《福建文艺》刊登了舒婷的很多首诗歌。那是一种深刻嵌入我血液的诗句，那种节奏、那种感应，那种理念和叙事感觉，几乎是没有误差的。我毫不犹豫地将这期《福建文艺》的诗歌栏目里的所有作品都抄了下来。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抄写别人的作品。

那时候没有复印机、也没有扫描仪、手机还没发明。当然也没有互联网，根本无从查起舒婷的所有资料，所有的所有，就是那一行行诗句。

有一天，我们班每天开信箱的同学给了我一本我订阅的《诗刊》杂志，我翻开，第一首就是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第二首是他的《雪白的墙》，接着一串串名字……杨炼、江河、舒婷、顾城……

很少人知道，我翻开的这本《诗刊》划写了中国文学的一个伟大的时代，“地下诗歌”终于登上了国家级的“官方”杂志上，而这一批诗人，就是后来被称为“朦胧诗派”一群人。

我难掩兴奋地一首首读了过去。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那个刚刚结束一个世纪，来到另一个世纪的时候。文学，对我做了最好的诠释和注解。当我们翻开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时候，那一个个里程碑似的作品，其实就是在我们汗臭熏天的学生宿舍或者中院的阅览室里进行的。

我相信，这一期《诗刊》里的作品，很快就流传开了，因为现在你遇到那个时代的人，都会告诉你《致橡树》或者《祖国，我亲爱的祖国》或者《致大海》或者《珠贝，大海的眼泪》……

再有一天，我一个人走在了绍兴路上，那是一条洋房没有晒满衣被的小路，我曾在李安的电影中寻找上海当年的那些小路，当然没有。现在想起来，那时候我是如此奢侈地走在这既有异国风情，又有吴侬软语的小路上。

我到绍兴路是要去上海文艺出版社，目的是要买一本该社出版的一本诗集，叫《双桅船》。这是诗人舒婷的第一本诗集。出版社的人很奇怪，居然会有人跑到出版社里来买。穷学生，掏尽口袋里所有的钱币，买了若干《双桅船》。当然，回到宿舍后，我只剩下了留给自己那一本，其余都被拿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宿舍楼上有位高年级的同学，也是跑去买了几十本，让全班几乎人手一册。不用说了，中国当时掀起了全民的诗歌运动。同学之间写信（那时没有电邮），夹着一首首诗歌，是很平常的事情。那时候起，有一段时间，宿舍里的同学也开始写诗，开始时很秘密地写，接着就开始相互交流了。

不仅我们宿舍，我们对面的宿舍、隔壁的宿舍，楼上的宿舍，都在写诗。再接着，各个系负责的黑板报上，开始被诗歌占领了大半。不明就里的人到学校来，一定以为走进了文科大学。

那是一个全民创作的时代，复旦中文系已经出版了《大学生》杂志，连师院都出版了《百草园》杂志。虽然文科学生出版文学杂志理所当然，但试想一下，一个十几块黑板报被诗歌占领的学校，也应该有一本自己的“刊物”吧。

我们的学生会主席，也是个文学青年，在体制内她是主席，骨子里其实也有些反叛。这本《逆光诗丛》里工作人员的名单中，就有这位主席的名字。

我们的诗刊就这么出版了。其实我不清楚当时的影响有多大，我只知道那时候我们所有人都特别自豪，好像完成了一个什么必要的仪式。后来，我知道诗刊其实有了不小的影响，我们学校也从此有了学生刊物，到后来毕业后我还经常阅读印刷精美的《新上院》杂志。

写诗的那些日子，让我们这个反叛的时代，有了些许的温馨；让我们这个学生时代不谈恋爱的时代，有了对爱情的书面憧憬；让我们这些擅长数据和逻辑的学子们，有了以文字微妙组合乃至节奏表达感情的浪漫。

虽然那是青涩的，青涩到不敢回头再去看一眼。

那段前言接着写道：“一盏盏路灯，仿佛埋藏在夜的帷幕下的烁烁珠宝；我们又拾回了孩提时投向旷野的那串断断续续的口哨……”

这句话，现在来说其实才是最合适的，可那时候，我们却说出了一句数十年后才是最合适说的句子……

是的，那是一段中国有史以来最文学的日子、最诗的日子，那时候我们度过了难忘的一段写诗的日子……（2011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