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拉闲散闷轻煮生活，我开始读《资治通鉴》啦。《资治通鉴》描述了自战国到后周，前后1362年的历史，这部书不仅仅是一部历史的记录，更是一部智慧的宝库，蕴藏着丰富的治国理念、人生哲理和权谋智慧，值得我们每个人去细细品味。我想将我的读书笔记与大家分享，一同围观我的读书之旅。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
D640《资治通鉴》读书笔记-第四十卷-18
以饱待饥，以逸待劳，折棰笞之
廖湛率领十八万赤眉军进攻汉中王刘嘉。
两军交战，廖湛大败，刘嘉亲手杀死廖湛。
刘嘉到云阳筹备军粮。刘嘉妻子的哥哥来歙，是刘秀姑姑的儿子，刘秀派邓禹招降刘嘉。
刘嘉依靠来歙的关系到邓禹的营垒投降。
刘嘉的宰相李宝态度傲慢，邓禹斩杀了李宝。
刘秀任命廷尉岑彭当征南大将军。刘秀在大会群臣时，指着王常对群臣说：“此人率领下江将领辅佐保卫汉朝，心像金石一般坚硬，真是忠臣啊！”
当天任命王常为汉忠将军。
派王常和岑彭率领朱祜等七位将军征讨邓奉、董䜣。
岑彭等先攻打堵乡的董䜣，邓奉出兵援救董䜣。朱祜战败，被邓奉俘获。
铜马、青犊、尤来等贼军残部共同拥立孙登当皇帝。孙登的部将乐玄杀死孙登，率领部众五万多人投降刘秀。
邓禹自从冯愔叛变后，声望逐渐降低，再加上缺乏军粮，和赤眉军屡次交战不利，归附他的人逐渐离散。
赤眉军和延岑军同时在三辅地区横暴作乱。
郡县的大家族各自集结兵众自保，邓禹无能为力。刘秀于是派遣偏将军冯异接替邓禹讨伐赤眉等贼军。
刘秀送冯异到河南，告诫冯异说;“三辅地区遭受王莽、更始的灾难，又加上赤眉、延岑的暴行，生灵涂炭，没有地方哀告倾诉。
将军现在奉命讨伐叛逆，对那些投降的营寨，将其首领送到京城洛阳。
遣散小民，让他们回家耕田种桑。摧毁营寨堡垒，使他们不能再聚集起来。
出征讨伐并不是一定要夺取土地，屠杀城池，关键在于平息叛乱，安抚百姓而已。
将领们不是不善于战斗，但喜好掳掠。你可以驾驭部众，要常常告诫自己，不要给郡县的百姓造成痛苦！”
冯异叩头，接受命令，率军向西进发。他在所经过的地方传播威望和声誉，很多盗贼投降。
臣司马光曰：从前，西周时代的人称颂周武王的恩德说：“宣扬令人怀念的美德，我的追求只是天下安定。”
这是说君王的军事行动，目的仅在于传布威望美德，使人民安乐而已。
刘秀所以能夺取关中，所用的就是这个原则。这难道不是好事吗？
刘秀又下诏征召邓禹回洛阳，说;“要慎重，不要同穷途末路的敌人争高低！赤眉军断粮，自然会来东方。
我们以饱食等待饥饿，以安逸等待疲劳，折断策马用的杖便可抽打他们【以饱待饥，以逸待劳，折棰笞之】。大家不用担心，不许再轻率进攻！”
感思：这位刘嘉，正是当初为刘秀输送了贾复、陈俊等将领的汉中王（详见读书笔记616）。
当初贾复劝他自立时，他清醒地承认“卿言大，非吾任也”，并毫不嫉贤妒能，主动写信把这位将才送给更有前途的族弟刘秀。
当刘秀派邓禹西征，刘嘉有意归降时，丞相李宝等人曾拥兵自守，劝刘嘉暂且观望成败。
有意思的是，刘秀虽然不在现场，却似乎早就预判到了刘嘉身边的这种阻力。
当得知刘嘉犹豫不决时，刘秀曾专门告诉邓禹“孝孙素谨善，少且亲爱，当是长安轻薄儿误之耳。”
意思是说，刘嘉（字孝孙）一向谨慎善良，是我亲近的人，现在这种情况，肯定是身边有长安的轻浮小子误导了他。
刘嘉集团内部确实存在像李宝这样阻挠归降的势力。
李宝何许人也？
李宝并非刘嘉的嫡系旧臣。他原本是更始帝的柱功侯，曾率军击败过延岑，是一位有实力的将领。后来才与刘嘉合并，被刘嘉拜为丞相。
可见，他是“带资进组”的一方实力派，有自己的嫡系部队，从一开始就对归降刘秀持保留甚至反对态度，并非一个甘心屈居人下的顺从者。
因此在与邓禹的谈判或接触中，他可能依然保持着这种居高临下或桀骜不驯的姿态（即“倨慢”）。
而此时的邓禹，正处于人生的低谷期。
因为冯愔叛变、军粮不继、屡战不利，邓禹此时“威名稍损”， 正处于焦虑、挫败感和对权力敏感期的将领，是最忌讳被人轻视的。
李宝的傲慢，恰好撞在了邓禹的枪口上。邓禹斩杀李宝，看似是“因怒杀人”，实则是在用这种方式重新树立自己在这支联军中的绝对权威。
既然我在战场上没打好，那我在营帐里绝不能丢了份儿。李宝的傲慢，成了邓禹立威的“祭品”。
相比之下，刘嘉的“不傲慢”显得更加睿智。
在那个年代，活下去的人往往不是最强硬的人，而是最能弯下腰的人。
刘秀换将时的这番告诫，展现了一个开国帝王远超常人的政治眼光。
他传递给冯异的，不仅仅是一套战术指令，更是一种全新的、超越时代局限的战争观。
刘秀对冯异的告诫中最闪光的一点，是他明确指出了“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
在那个战火纷飞、群雄逐鹿的年代，大多数将领（包括邓禹）的思维仍停留在军事征服的层面：击败敌军、占领城池。
然而，刘秀看到了更深层的病灶，三辅之乱的核心不在于有几股盗贼，而在于“生灵涂炭”。
如果不能恢复生产、让百姓“归桑耕”，那么即使今天杀退了赤眉，明天还会有新的流民变成新的盗贼。
他要求冯异“散其小民”，这一指令极具远见，旨在从根本上瓦解动乱的土壤，将民心从贼寇的捆绑中解放出来。
这是从“攻城略地”到“安民为本”的战略升维。
刘秀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当时将领的通病：“诸将非不健斗，然好虏掠”。
这句话既是对冯异的信任，也是对他敲响的警钟。
在乱世，军队的纪律往往是最难坚守的底线。抢掠可以快速补给、激励士气，但代价是失去民心。
刘秀深知，要平定关中，靠的不是一支能打仗但不得人心的军队，而是一支能做“群众工作”的仁义之师。
他要求冯异“自敕”，不要给郡县留下痛苦。
这种对军队纪律的严格要求，体现了刘秀作为政治家的清醒：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
这是对将领人性的深刻洞察与约束。
刘秀在征召邓禹回京时，提出了“以饱待饥，以逸待劳”的八字方针。
这种自信并非盲目的军事乐观，而是基于对经济规律的把握。
赤眉军最大的弱点是“缺粮”。刘秀判断他们必然会向东进入粮食相对富庶的地区。
他要求将领们做的，不是去穷追猛打，而是构建一个经济封锁与战略纵深的陷阱。
这种“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策略，比单纯的战场厮杀要高明得多，它体现的是将战争纳入到后勤、经济、民心的综合考量中。
“折棰（chui）笞之”的自信源于政治经济学的洞察。
刘秀的军事行动，始终围绕着“求定”（追求安定）这一终极目标。
在司马光看来，后世许多君主征伐是为了开疆拓土、炫耀武力或满足私欲，而刘秀在平定关中的关键节点上，依然能保持克制，将“安抚百姓”置于“夺取土地”之上，这符合儒家理想中“仁义之师”的标准。
这种“传布威望美德，使人民安乐”的做法，正是《资治通鉴》想要向后世君王传达的治国理政的最高境界。
刘秀的这一段告诫，是一场及时的战略纠偏。
他用邓禹的暂时失利，换来了对战争本质的更深刻理解：
真正的胜利，不是在战场上杀敌多少，而是在战后有多少土地恢复耕种，有多少百姓愿意拥戴新政权。
冯异带着这样的嘱托西行，不仅为刘秀收复了关中，更在关中百姓心中种下了东汉王朝的合法性根基。
这，才是真正的雄才伟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