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的作者是阿图.葛文德,他是麻省总医院外科医生、哈佛医学院教授、白宫健康政策顾问。
网上关于他的介绍如下:阿图推动过外科手术的清单革命。他09年在《纽约客》上发表的《成本的难题》文章成了医改的催化剂,奥巴马推荐白宫官员必须阅读这篇文章。金融大鳄查理.芒格看完这篇文章后,立即给阿图寄了一张两万美元的支票。他说:“这篇文章对社会非常有用,我要把这份礼物送给葛文德医生。”
除了医术精湛、积极参与公共事务,阿图在写作方面的成就更是卓越,他的专栏文章在美国公众中反响巨大,同时也斩获了众多文学奖项。他出版过的4本书,如下图所示。
《最好的告别》中,阿图从人类寿命导致的年龄结构的变化,全球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逐渐增加,老年人不再稀缺;同时,随着信息和传播技术的发展,老年人作为传统、知识、历史的拥护者的地位被动摇,崇老文化瓦解的现象出发,阐述了由此引发的父母和子女之间摩擦的加剧。
正常变老是每个人,包含老年病学的医生都无法逃避的事情:头皮的色素细胞枯竭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变白;皮肤细胞内部的清洁机制慢慢失效会让我们长老年斑,进一步让汗腺失灵,导致中风和中暑;眼球晶状体的弹性变低导致我们会有老花眼……而老年人面临最严峻的威胁是跌倒。每年有35万美国人会因为跌倒导致髋关节骨折。其中40%的人最终近了疗养院,20%的人再也不能行走。
老人除了对健康修复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对于心灵的滋养的需要:当他们为了健康考虑不得不离开住了几十年的生活环境搬进疗养院、在公共的疗养院他们不得不失去独立的个人空间,不得不失去一定范围内的自主权,服从护士的统一管理、无法时刻保持与家人的亲密关系……
看到这里,我意识到其实随着年龄增长,在身体健康方面我们会变得越来越被动。面对自己,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力把握当下。在黑暗时刻到来的时候做到坦然以对,尽量把被动变成主动。面对家里的长辈,我们能做的就是在关注他们健康的同时做到多陪伴。
阿图认为,医患关系有三种类型:家长型(医生通过他们的知识和经验坚持认为你何时该做什么,让病人失去了掌握和裁判权)、咨询型(医生告诉患者事实和数据,其他一切随患者裁决,病人完全自主)、解释型(医生帮助病人确定他们想要什么,是一种共同决策模型)。
但是通常,大多数人都很难遇到解释型的医生,尤其是当我们步入老年,或者有不可治愈只能治疗的疾病的时候,很容易陷入恐慌。当被家长型医生告知该怎样抉择,很容易因为求生的本能而忽略了自己内心真实的意愿做出不是最合适的选择。
事实上,我们,尤其是家人在充分了解当前的处境情况下,需要通过艰难的对话弄清楚病人在无法治愈的疾病面前,他们自己的想法权衡。病人最大的恐惧和关心有哪些?他最终要的目标有哪些?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愿意做哪些交换? 他们是否愿意为了可能会有的理想结果,承担放弃当下的不太理想,但会比治疗失败时好不少的状态的风险?
如果病人愿意,那么即便在手术进行到一半,外科医生跑出来说手术可能失败,要不要继续的时候,家人可以明白的告诉医生继续试一试。
书中也举了通过艰难的谈话选择在生命最后阶段选择善终服务的例子,这些例子也论证了“把今天过到最好,而不是为了未来牺牲现在”的做法的效果,一种不同的护理、一种不同的药所带来的可能性。当然,美国成熟的善终医疗体系也与这一现象密不可分。
阿图想告诉读者“善终不是好死,而是好好活到终点”,尽管最终结局我们不能控制,但是在斗争的过程中我们也并非完全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