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谨以此文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1971年6月，我15岁，正上初三。适逢宜昌市商校在全市应届初中和高中毕业班中招生（实际上是招工，培训几个月就分配工作）。为了逃避今后下乡插队，我谢绝了班主任老师的好意苦劝，毅然放弃了升高中，选择了去商校。几个月后，被分配到了宜昌市饮食公司。
那时不准私人经商，所有商业几乎全由国家经营。在市商业局的统管下，设有多个国营行业公司，如百货公司、食品公司、饮食公司、服务公司、副食品公司、蔬菜公司、水果公司、土产日杂公司、废旧回收公司、五金公司、医药公司等十多家公司。全市所有大小百货商店统由市百货公司经营管理，所有大小餐馆统由市饮食公司经营管理，所有大小旅舘理发店照相馆澡堂子统由市服务公司经营管理，所有大小副食品商店（主要卖烟酒糖果糕点罐头之类）统由市副食品公司经营管理，所有大小杂货铺（主要卖碗筷瓢锅大小罐缸草纸扫帚鞭炮蜡烛酱油醋砧板幹面杖之类)统由市土产日杂公司经营管理，所有大小肉蛋店统由市食品公司经营管理，所有大小水果店统由市水果公司经营管理，所有大小五金商店统由市五金公司经营管理，所有药店统由市医药公司经营管理，所有大小废品收购门店统由市废旧回收公司经营管理，拾荒者只能把拾到的废品卖给废旧回收公司⋯⋯。当时没人称这是垄断经营，但实际上是国家完全垄断商业经营。
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是政府定死了的，变动一分钱都是天大的事，要层层报批。市商业局设有物价科，各行业公司多设有物价股。各个门店则完全沒有自主权，连买一张桌子也要打报告报公司批准。
由于不准私人开店，所以门店很少，全市商业网点严重不足，店门前顾客排队现象是常态。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增加一个商业网店又是天大的事，得先由行业公司打报告给市商业局，商业局同意后再打报告给市政府（当年叫市革委会）财贸办公室（简称市财办）批准方可。市财办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网点办。由于增店很难，我在市饮食公司工作了6年，只看到全市增加了一处餐舘。
商业系统的从业人员，大部分人身份是国营企业职工，拿国家定级的工资，福利待遇与一般干部及教师没什么差别。少部分人身份是集体企业职工，工资待遇和国营职工的差别也很小。文一革十年，职工工资没涨过。老职工说还是1965年调过一次工资。我所工作的饮食公司，工资最高的两位厨师是月薪59元。他俩解放前是自己开餐馆的老板，且厨艺最高，一个是炉上炒菜的老大，一个是墩上切菜的老大。
国营商店的来源有二：一是1956年公私合营中改造的大小资本家的商店，当然最后都归了国家；二是此后国家投资新建的商店。集体制商店则是1956年将一些小摊小贩归拢合并改造而成的，理论上应该相当于合股经营，应有分红，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参与者既无股份，也无分红，只是得了个集体企业职工的身份，产权实际上归了国家。集体制商店一切经营事务都由管理它们的国营公司说了算。有一些国营行业公司设立了市场股，专门管理这些集体制商店。我所工作的市饮食公司市场股股长曾颇为得意地对我说：“他们（指集体制餐舘)买一块办公桌玻璃板都要向我打报告。”其时玻璃板的价格是三元钱。因国家不予投资，一般集体制的商店都很简陋破旧。比如宜昌市集体制的饮食店不少还是板壁屋，且大多只卖面点小吃，不卖炒菜米饭，只有位于解放路的饮食合作总店所在的解放餐舘（改革后更名为松鹤村）规模大一些，卖炒菜米饭。当时，我们国营商业的职工在集体商业的职工面前，是很有些优越感的。
由于职工干多干少都与报酬不挂钩，所以他们一般都没有工作积极性。按说，店员应希望顾客越多越好，可那时完全相反，营业员服务员希望顾客越少越好，这样他们就可安享清闲，聊聊天，看看报。那怕门可罗雀，每月工资一分不减；那怕顾客挤破门，每月工资也一分不加。因此那时营业员服务员对顾客态度非常差，不是甩冷脸就是吼人家，顾客倒像是三孙子。为此，领导部门再三强调要学雷锋改善服务态度，有时甚至用搞运动的方式来强调，但收效甚微。有个别对顾客态度较好的营业员服务员，一经发现，立即会被公司和商业局树为典型，大加宣扬。但是却难以推广。当时有个理发员叫刘大勤，对顾客态度和蔼，屡受顾客留言称赞，商业局得知后立即把他树为先进典型，找笔杆子写他的通讯，在《宜昌报》上登了一整版。其实刘大勤属于很少的性格极为善良的那种人。他二十三岁时妻子去世，为了抚养独子和赡养丈母娘，他几十年不续弦。他的这种善良性格造就了他对顾客的和蔼态度，但这不具有普遍性，其他人是很难仿效的。服务态度不好这个大难题，一直待到改革开放后营业员服务员的报酬和经济效益挂钩时，才迎刃而解。再往后国营商店转型，民营商业成为主流时，营业员服务员笑脸迎客把顾客当上帝才成为常态。
当时商品求远大于供，是极端的卖方“市场”。这也是造成营业员服务员成了上帝，顾客成了孙子的原因之一。由于东西难买，所以国营商店开后门也成为常态。小一点的后门是熟人买东西可以不排队，大一点的后门可买到别人买不到的紧俏商品。比如你有熟人在肉店当营业员，你递给他计划供应的半斤肉票，他可以给你砍出一斤来，且是好部位。年关时猪头最俏，因猪头不要肉票，且能出菜，一个猪头可整出七八个菜，所以肉店的猪头一般都是开了后门，前门是买不到的。猪身上的板油也不要肉票，自然大多也从后门走了。板油这东西好，熬过油后，油渣还可炒着吃，特香！当时操砍肉刀的比操手术刀的更容易找对象。我曾在国营餐舘卖过几天排骨汤。汤卖两毛钱一碗，是餐舘的那种较小的碗。一天，我一个朋友来买排骨汤，他带了一个大饭碗，容量超过餐舘小碗的两倍，我把他的大饭碗装得满满的，仍只算一碗汤的钱。第二天，他拿了个钢精锅来买排骨汤。我先是一怔，但碍于面子，还是给他的钢精锅盛满了排骨汤。因为店是国家的，所以从店主任到营业员，一般都不会心疼公家的东西，大致也不会去讲什么成本核算。
国营商店的运营成本一般都高。比如水果，这是最不适合公家经营的商品，因为它容易腐烂，购销时应少量多批，快进快出，可国营水果公司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往往水果烂在公司大仓库里，市场上又难以买到质量好的水果。
斯时也，大部分商品都要凭票供应。故每到年关，宜昌市商业局业务科的工作人员都伤透脑筋千方百计想多弄些年货来供应市民。比如猪肉，要在每人每月半斤的基础上再增加每人半斤过年肉，另外还要供应每人一斤豆腐，一斤豆干，三两木耳，三两黄花，半斤花生，半斤芝麻，一斤瓜子，一斤水果糖，一斤杂糖（现在没有杂糖这个词了，就是金果雪枣桃酥麻糖花生糖酥糖等零食混装成一斤一袋，称为杂糖)⋯⋯等等。所以每到春节会增发些花花绿绿的票证。如果结婚，还可以额外发给水果糖票、开水瓶票、脸盆票、床单被面票、棉絮票等。
在票证世界里，也有少量不要票的东西，比如餐舘的菜肴。餐舘的主食是要收粮票的，但菜品不收任何票。虽然荤菜里有肉，但不收肉票；菜里离不开食油，但不收油票。所以只要你有足够多的钱，是可以常到餐舘改善生活的。沒钱就只有眼馋了。当时计划供应的猪肉是七角钱一斤，而餐舘卖的红烧肉中沒几块肉，萝卜居多，六角钱一盘。
我在饮食公司工作时正处于文一革的中后期。文一革前，大餐舘都是服务员送菜上桌的，旧称跑堂；还有包席，有雅座（现在称包间）。文一革中，说这是资产阶级的一套，废了雅座，废了包席，也废了送菜上桌，理由是工农兵应自我服务。于是顾客买了菜牌，自己到窗口取菜，和单位学校的食堂一个样。一直到文一革结束后，包席，雅座和送菜上桌才恢复。
（图为1976年夏，20岁的我在国营红卫百货大楼展销商店七·二一大学成立大会上发言。一年半后的1977年底，我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首次考试，并考上华师，从此离开了我工作了6年的宜昌市商业系统。）
写于2018年12月4日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