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生于美国，长于中国，去过延安，做过蒋介石的顾问，被麦卡锡打成过苏联间谍，游历过从东北到蒙古到新疆到西藏的中国内亚边疆，服膺过汤因比，没有过正规学术训练，写过一本《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成为70年来声誉不坠之中国边疆史名著。这书出版于1940年，当时满蒙在日本人占领下，新疆在苏联支持的盛世才控制下。英文书名是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中译本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如果今天再译，大概会译作《中国的内亚边疆》。书读下来，以我见多识广但绝对外行的视角，印证向来有的民国大师被高估的想法—他要是中国人，早已被奉为大师中的大师了。拉铁摩尔的内亚史观独到深刻大胆，完全颠覆传统的华夷史观。拉铁摩尔受汤因比文明史观的影响较深，毕生学术抱负就是要形成一套人类社会形成、演化、兴起、衰落并在边疆互动的“科学”理论。《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书名以中国开头，但其史观并非以中国为中心，而是把从中亚到东亚的这块大陆历史视为农业文明与草原文明之间冲突与妥协形成的脆弱平衡。从蒙古草原到满洲再到疆、藏，拉铁摩尔一一道来，其观点与多年后著《枪炮、细菌与钢铁》的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相似：在很长时间里，气候和地理决定了最基本的生产方式，由此塑造了社会组织。中原由此成型，草原由此而兴。位于两者之间的边疆地带，则混有两种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有时南向，有时北倾，举足轻重，构成两千年来国家兴废的外部原动力。精耕农业塑造了中原，也决定了中国向南容易，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向南扩张没有气候设定的边际，向北则是另一个故事。长城线既是地理概念，又是政治概念，也是气候概念和经济概念，代表汉族精耕农业的极限，越过这条线，精耕经济让位于粗耕和畜牧的混合经济，汉族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的向心力减弱，游牧方式及其社会组织的向心力增强。建造长城，既保护汉地免受北来的威胁，也限制汉人越过这条边界。越过这条边界的行动，如大军深入草原，又如军屯，首要动因都是为了保护这长城线及其侧翼。拉铁摩尔认为，丝绸之路的起因不是长途贸易的需要，也不是为了输出丝绸，而是另一个长链条的产物。中原地区的人口压力，迫使其向西发展，扩展到宁夏和甘肃的绿洲农业地区，但这些地区的地理条件并不适宜精耕农业，一方面始终处于不稳定之中，另一方面逐渐蛮化，投向草原游牧的势力范围和生活方式。中国必须进占更远的据点，威胁草原的侧翼，控制并保护这些交界地带，于是一直前进到天山南北。贸易只是这一政策的结果而非原因。夏商周三代，自古深入中国人内心。问题是商有商墟，周有成周，都有无可辩驳的文献和考古证据，夏却只有史书记载的传说，并未找到考古证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没过这一关。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中国最早大型宫殿，有学者指为夏都，但远非共识。拉铁摩尔提出一个极有想象力的见解：夏不是一个朝代或政治实体，而是一个地域概念，对应于精耕农业文化起源地带，以黄河流域的黄土区为核心延展。商是这一文化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核心政权，周是这一文化边缘地带的政权，都是同一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系统的衍生，发展程度不同。周代商，既有落后国取代先进国的因素，又有文化体内部主导国家自然传承的因素。拉铁摩尔这一解释，与目前找不到夏作为一个政权存在过的考古证据这一事实兼容，也与关于夏及其与商、周关系的史书记载兼容。从周平王东迁到战国，戎狄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华夷关系主导了以后中国的国际政治史。过往一般认为，蛮族入侵而华族防守。拉铁摩尔看法则完全相反。他认为，戎狄与华夏，本来皆属同种。接受了精耕农业及相应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和文化的群体，则成华夏；保有前精耕农业时期生活方式的群体，则成戎狄，被华夏一步步从平原驱向北方草原。不然怎么解释戎狄扰边数百年，中原地盘却越来越大呢？拉铁摩尔还有更大胆的推想，戎狄之被推向草原，与西伯利亚森林边缘、中亚绿洲边缘共为草原游牧民族的三大起源。他认为东周以后中国建立国家政治体的进程，恰与草原游牧民族的兴起同步，正是因为中国造就了其死敌。精耕农业的中国模式将原在中原的戎狄一步步赶走，使其混合经济无法立足，再从近迩的山地与河源逐出，最终赶向草原深入，然后携烈马弓箭归来。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改制，胡服骑射，在拉铁摩尔看来，也是因为赵国处于华夷前哨，边疆地带无法支撑精耕农业，走向粗耕与游牧混合的生产方式，连带政治体也出现胡化。拉铁摩尔更提出，晋之所以三分为赵魏韩，正是因为边疆胡化与晋作为核心中原政治体的这层紧张关系。在草原与中原之间，是混有草原和中原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军制的边疆地带。这里是双方消长之地，也可左右草原与中原的兴亡。因为差异太大，中原对草原并无兴趣，正如草原对中原并无兴趣，只有边疆地带兼有两者的力量，洞察两者的虚实，对两者都可能产生兴趣，有可能北倾，有可能南向，既可以是北征主力，也可以是南侵干城。这本书的后半部分，历数匈奴、鲜卑、女真等漠南部落从长城以北大漠以南的中间地带崛起，南征北伐，征服中原和草原。拉铁摩尔认为，中国的农业精耕+大水利模式，需要大量便宜人工，所以政府总是鼓励人口增加。宗法体系、孝道为先，都是这一政策内化到文化的结果。承平年代，人口迅速增加，直到农村不能增受人口压力而崩溃，于是革命，改朝换代，重新来过。他对这套轮回的评价有阳秋：在谈到19世纪内蒙的传统游牧社会崩塌时，他说，牧民已经极度穷困，但比南面的农民还是好些。因为贵族王公看牧民是看作牲口的，而牲口总还要养一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