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舅母是我母亲的堂嫂，已经故去很多年了，我对她的印象却异常清晰。
我小时候，二舅母家就在我家后院。她的小女儿叫小英，和我年龄相仿，我常去她家找小英玩儿，便经常能看见二舅母。
她是那种旧式的女人，常年穿青灰色带大襟、系纽襻的布衫，黑布裤子，黑色圆口布鞋，乌黑的秀发在脑后挽一个大大的髻，整个人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二舅母爱笑，不是那种爽朗的开怀大笑，而是腼腆的、抿着嘴、发出轻微的“嗤嗤”声的笑。她和别人说话时是这种笑，听别人说话时也是这种笑。二舅母说话或者笑的时候，嘴角常积着一小堆细细的白沫。
二舅母不大做地里的活儿，每次我去她家的时候，她大多是坐在炕梢那头的炕沿边上，腰板挺得笔直，背靠着炕上的柜子，安详地做针线。做着做着，她就会拿针在头皮上刮两下，手腕划出优美的弧线。她的公公、我的二姥爷盘腿坐在炕头儿，长长的花白的胡须颤巍巍地垂在胸前。二姥爷头顶上头的房梁上挂着个柳编小筐，里头是专属他老人家的点心。那时是上个世纪70年代，享有这种待遇的老人并不多见。我和小英有时在屋地玩拍皮球、跳格子，有时在炕上玩嘎拉哈（猪或羊的关节骨），常常是我俩玩得汗津津、小脸儿通红的时候，二姥爷就会慢悠悠地站起身，从房梁上挂着的小筐里拿出点心给我和小英吃。二舅母抿着嘴冲我笑，小声说：你二姥爷得意（喜欢的意思）你，别的小孩儿来他都不给。二姥爷耳聋，听不见，就问，你说啥？二舅母这回大声说：没说啥！说完还是抿嘴笑。
二舅母孝顺，待二姥爷很好。有一次我正在二舅母家玩儿，村子里来了卖红糖的。听到吆喝声，二姥爷把手伸进衣服里怀，掏出钱递给二舅母，让给他买二斤红糖。二舅母忙放下手中的活计，急急地走出院门奔着吆喝声去了。当时我很惊讶，在那样穷困的年代，二姥爷居然有自己的零花钱，这是我在别的人家没见到过的。做为一个外人，一个孩子，我也能感觉到二姥爷在这个家庭中享有的尊严。偶尔二舅母也会对二姥爷有不满，但从没见她当面顶撞过，只是小声嘟哝两句，不敢让二姥爷听见。
二舅母几乎不去别人家串门，也很少跟别的女人搭讪，唯独愿意来我家，愿意和我母亲说说话。遇到难事，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也愿意把母亲当主心骨。每次二舅母来，准是先远远地从后窗往屋里看，见屋里没外人，才进来，坐在炕沿边上，和我母亲拉家常。我已不记得她们说话的具体内容，只记得二舅母说着说着话，就爱用手掩着嘴，低声嗤嗤地笑，像是怕人看见她笑似的。
有一次，二舅母的二女儿哭着跑来我家，进屋就对我母亲说，姑啊，你快去看看吧，我妈在家哭呢。母亲忙问怎么了？原来是二舅母的大儿子婚期临近，女方家突然打发媒人来又提出新的要求，增加了彩礼的筹码。然而先前要的彩礼已经把家掏空了，哪有钱再给？二舅母一时没了主意，慌了神。母亲听完正色道：我就不信他们不讲道理，没事儿，我去！时间不长，母亲就笑着回来，说已经没事儿了，媒人已经替女方家答应，还按原定的办。我没有见证母亲和媒人唇枪舌剑的过程，只是过后听二舅母和她的孩子们说：你姑真行，还得是你姑，句句说到理上。
后来，二舅母的小儿子结婚，她们老两口就和小儿子一起生活。再后来，我去外地读书，二舅病逝。一次放假回家，母亲对我说，二舅母病了，是血拴，已经瘫痪，话也说不清。那天我去后院看二舅母，一进屋，二舅母正躺在炕上，看到我，眼里一下子就泛起泪光，努力想挪动身子，却一动也动不了，嘴角抽搐着，发出含混不清的“呜呜”声。我很难过，一下子奔过去，握着二舅母的手，眼泪扑簌簌地落下来。
卧床的后几年，二舅母像是痴呆了，不再哭，不再悲，见到人就傻傻地笑，吃得白白胖胖。每天大小便她都是在炕上，儿媳嫌弃，脏裤子都是老儿子给洗。母亲说，老儿子在地里劳作一天，晚上回家还要给二舅母洗脏裤子，常常一边洗一边哭，有时会自言自语：我这得啥时候是头儿啊，妈呀，你咋不死啊。二舅母好像听不见，或者听不懂，还是傻傻地笑。
大约卧床十年后，二舅母离世。
至今我还常常想起她。
